就是不信中國死人少！他連發四篇文章挑釁：不合理！不合理！

原標題：就是不信中國死人少！他連發四篇文章挑釁：不合理！不合理！

本月初，美國一位知名院校的教授曾經在美國媒體上撰文，稱他發現了中國“隱瞞”新冠肺炎死亡人數的線索，還稱中國實際死亡人數是美國的兩倍多，應爲170萬人。

當時，耿直哥也立刻撰文給大家揭露了這位美國教授證據中那“刻舟求劍”式的嚴重謬誤。

可這個美國教授卻並沒有知錯就改，反而又在美國媒體上連續刊登了三篇文章，持續對中國的新冠死亡人數挑釁，大呼中國的數據不合理。

可事實，卻也一次次的抽打着他的臉。

這個美國教授名叫George Calhoun，是美國斯蒂文斯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授課教授，其本職專業是無線通訊科技和資本市場融資。

然而，此人卻按捺不住“外行指導內行”的衝動，在過去的兩週裏竟連發四篇文章，持續質疑中國的新冠死亡人數，宣稱中國“故意瞞報”了這一數據。

此前，他先是於1月2日在美國福布斯網站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引用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推出的一個很不嚴謹、就連不少西方學者都認爲設計有問題的“大數據模型”，用一種近乎是在“刻舟求劍”的方式，用美國新冠死亡人數“模擬”出了中國“應有”的新冠死亡人數，然後以此宣稱中國的實際死亡人數爲170萬人，而不是中國官方通報的不到5000人的死亡人數。

結果，他的文章不僅被耿直哥發現了問題，一些西方學者也站出來批判了他的謬誤，比如日本聖路加國際大學（St． Luke‘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Japan）的生物統計學教授Stuart Gilmour。

值得一提的是，這位Stuart Gilmour教授正是此前揭露了《經濟學人》那個“大數據模型”有嚴重誤差的其中一名西方學者。

可面對來自學術界以及不少中國網民的質疑，本應爲人師表、虛心認錯的George Calhoun卻耍起了無賴，把質疑他的人都說成了是中國“水軍”。

而後，他更是繼續發表了三篇文章，“咬定”中國就是在“蓄意瞞報”新冠肺炎死亡人數。這些文章還得到了美國國務院官辦的反華外宣喉舌“美國之音”和躲藏在美國、已經淪爲美國極右翼政治勢力幫兇的反華邪教“法X功”的轉發和追捧。

圖爲美國國務院官辦反華外宣喉舌“美國之音”在轉引George Calhoun的文章

但滑稽的是，他後續的這三篇文章，仍是在“刻舟求劍”，在拿美國等國家的防疫水平去“生拉硬套”中國，根本禁不起任何事實的檢驗。

比如，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一邊稱中國有大量的農村人口、醫療水平很低，而與中國這種情況相似的那些發展中鄰國都在疫情中死了很多人，所以中國不可能只死了這麼少的人；一邊他又拿出韓國說事，稱韓國的防疫政策和中國相似，而且韓國還是發達國家，可中國的死亡率卻比韓國低很多很多倍，這不合理。

另外，他還在此文中多次強調，中國與很多疫情嚴重的國家領土接壤，並以此作爲了他質疑中國“隱瞞”死亡人數的一個“證據”。

但任何關心中國防疫政策的人都應該清楚，中國和所有這些鄰國最大的不同在於，我們除了有大數據技術支持的流行病調查和病例追蹤網絡、嚴格的防疫措施，作爲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我們還有着強大的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以及願意爲了公衆的生命健康安全而日夜奮戰的醫護人員和基層幹部，全社會上下也在防疫這件事上一條心。

所以，中國才能在新的疫情出現後，通過“動態清零”的方式及時封堵和撲滅疫情，並能最大限度地阻擋鄰國的疫情蔓延到中國。其中，許多邊境城市都爲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及犧牲——比如雲南瑞麗。

當然，對於對待抗疫如同兒戲、防疫專家被網絡暴力和人身威脅、當政者爲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無視80萬人死亡的美國來說，中國的防疫力度和投入程度確實會讓那裏的人感到“不合理”。

又比如，在另一篇文章中，George Calhoun又宣稱，中國（31個省市區）自2020年4月1日武漢疫情基本結束，到2022年的1月8日，總共新增了約2.2萬個新感染病例，可中國內地這期間卻沒有增加死亡病例，而同期的中國香港地區有12005人感染卻死了209人，這不合理。

然而，這位在美國還算知名的學府中教書的教授，首先卻連最基本的數據蒐集工作都沒做好。

根據中國衛健委的官方數據，中國武漢疫情的最終死亡人數是4634，而不是4636。而中國在武漢疫情結束後到今年爲止，是出現過2個死亡病例的，都發生在去年年初。

所以，下圖中他左邊那欄的中國2020年1月1日到2020年4月1日的死亡病例數4636，以及右邊那欄中國從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的死亡病例數0，全是錯的。

其次，中國內地31個省市區在2020年4月1日到2022年1月8日總共增加的22102個病例中，有一半是境外輸入病例，爲10787例，本土病例則爲11315例。

更重要的是，這1萬多個本土病例，是在過去1年半的時間裏，由北京、新疆、遼寧、黑龍江、吉林、河北、南京、揚州、西安、河南、雲南等多地在分散的疫情反彈中陸續累計起來的。而香港那1萬多個病例和200餘個死亡病例，則是在2020年下半年兩次密集的疫情大暴發中，於短期內攀升起來的。

而且，當時香港的防疫工作和應對手段都還相對薄弱和不成熟，導致疫情幾乎擊穿了香港的衛生系統。內地31個省市區，即便也出現過千人規模的疫情反彈，但在吸取了武漢的教訓後，我們通過嚴格的“動態清零”政策迅速鎖定並隔離了感染者、密接者，及時阻斷了病毒的傳播鏈條，並通過調配醫療資源保證了感染者得到及時救治，避免了對醫療系統的壓力——尤其是在2020年時還沒有疫苗的情況下。這也是內地在過去1年半里即便出現1萬多個新增病例卻只有2人死亡的一個核心原因。

但同樣的，對於將美國和西方那套如同“篩子”的疫情應對模式當成了“常識”的George Calhoun來說，中國內地的防疫成果只能是“不合理”了。

當然，George Calhoun這些質疑中國新冠死亡人數文章中的謬誤，遠不止耿直哥這裏呈現的這些，他還存在着一系列數據計算和常識性的錯誤，包括他一邊宣稱中國“隱瞞”死亡人數，一邊又在自相矛盾地攻擊中國嚴格的防疫措施。但這裏我就不一一展開了。

最後，耿直哥想說的是，在撰寫這篇文章時，我做了不少數據覈實的工作，尤其是統計了一下在武漢之後，中國內地至今一共發生過多少次疫情反彈，結果還是挺令我喫驚的。因爲僅在2020年下半年那個還沒有疫苗的時候，這樣的反彈就已經有過不少次，其中不乏包括北京新發地、新疆、河北石家莊、以及東三省那幾次數百人甚至近千人規模的反彈。可我們都成功防住了。

可如今，一些人卻似乎在這種保護下“安逸”得太久了，再一看“死麻了”的美國，看到那裏一些“精緻的利己者”過得相當“自由”和“滋潤”，這些人便覺得中國的防疫措施多餘了，甚至開始跟着西方媒體全盤否定起這套挽救了中國無數人命的政策，而不是客觀指出一些地方執行這個政策時的官僚主義和僵化。一些人還在一些錯誤信息的誘導下，比如以爲新冠病毒只剩下奧密克戎這一種毒性“不強”的毒株了，就開始要求中國像美國一樣放開，要立刻開始“與病毒共存”。

但就像不少中國的公共衛生專家所說，“與病毒共存”的一個同樣重要的前提，是要“立足國情”。比如我們的疫苗接種程度是否足夠應對新冠各種變種毒株的衝擊，畢竟現在是多種毒株並存的時代，除了奧密克戎還有在美國正在“大殺特殺”的德爾塔。又比如，我們的公共衛生資源和醫療系統能否足夠應對放開後14億人中仍會出現大量病例的衝擊？要知道，即便絕大多數感染者在疫苗的保護下不會是重症或死亡，他們仍會對醫療系統和公共衛生資源帶來嚴峻的挑戰，我們是否又準備好了？

上海的張文宏醫生曾在他的微博中這樣寫道：“未來哪怕我們每個人都打了疫苗，新冠仍然會流行，不過流行的程度會降低，病死率可以降低。開放後還會有人感染，未來各國均要面對的是疫苗降低了病死率與疾病的傳播，但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市民的防控意識，國家的公共衛生體系（包括醫院和疾控）的力量，才能最終達到與病毒的和諧共處。”

遺憾的是，不少人只看到了他的前半句，卻並沒有看到他的後半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