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奚錫燦（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 ）

1月17日，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顯示，2021年人口出生率爲7.52‰，在2020年8‰的基礎上繼續下探。與此同時，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突破了2億，佔總人口的比重達到了14.2%。按照聯合國的界定，65歲以上老人佔總人口超過14%就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可以說，中國從2021年起已經穩定地跨入了中度老齡化社會，我國曾經豐富的青壯年勞動力資源，已經成爲了歷史。

物以稀爲貴。人口紅利逐漸消失，按理說會讓勞動力變得相對更“金貴”。然而，同樣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字，我國仍有大量勞動力處於失業狀態。2021年11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5.0%，其中，在人口結構中快速減少的16-24歲勞動者，失業率反而高達14.3%。人口紅利的消失，爲什麼沒有讓失業問題一併消失？這個問題，大概比你想得要複雜一些。

“躺平”不算失業

你可能會認爲，答案很簡單：現在的年輕人“卷”累了，所以直接躺平，不想工作了。這種現象也許確實存在，但卻不是這個問題的答案。因爲，經濟學和相關統計中的“失業”有一個明確的前提，那就是失業者要有工作的意願，且正在積極地尋找工作。如果你躺平了，連工作都不去找，那就等於直接退出了勞動大軍，在相關統計中連失業者都算不上。

類似地，一個畢業生因爲就業前景不妙而選擇考研或進修，也不會被算作失業者；一個人因爲在勞動力市場接連碰壁，心灰意懶，退回家庭成爲全職主婦或煮夫，也不會被列入失業。換句話說，失業者只是沒有工作的人中的一部分，另外還有大量的“隱蔽失業者”。從這一點上講，失業還不是最糟糕的狀態，因爲失業者起碼還心存希望，抱有積極參與的態度。

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現有的失業率指標還有一個很大的侷限——我國目前使用的城鎮調查失業率，是以城鎮常住人口爲調查對象的。然而問題在於，流動的農民工是我國城鎮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城鎮勞動力市場惡化時，一部分農民工就選擇退回農村，從城鎮失業調查中消失了。這部分返鄉農民工，在家鄉是不是有充足的就業？他們中有多少能被農業這個“大蓄水池”所吸納，還有多少能參與“就地工業化”？這些重要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公開統計資料來回答。

失業曾經是個巨大的謎

經濟學的預測能力一直飽受質疑。作爲回應，張五常曾經舉過一個很妙的例子，來說明人類行爲是可以預測的：一張百元大鈔出現在人來人往的人行道上，即便四周沒有風，也會很快消失。然而，在現實中，各國都有大量勞動力處於失業狀態。這意味着寶貴的人力資源正在被大量閒置。以美國爲例，失業所造成的人力資源浪費，可以達到美國曆年GDP的3%-8%。這個數字是驚人的。這不僅僅是一張百元大鈔在人行道上沒人撿，而是成噸成噸的黃金扔在路上沒人撿，豈不是怪事？

正因爲此，失業的普遍存在，曾經在很多年裏困擾着經濟學家們，成爲經濟學的一大謎題。在這個謎上，又加上了另一個謎：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工人失業；另一方面，大量的企業卻招不到需要的工人，造成工作崗位空缺。根據美國勞工部的數據，2014年12月，美國工人的失業率爲6%，而企業的職位空缺率也超過3%。這兩件事，是如何同時存在的？

幸運的是，經過幾代最聰明的腦袋的思想接力，今天經濟學界大體上達成了共識：失業的普遍存在，是因爲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完美、有“摩擦”的世界。在這個不完美的世界裏，失業是勞動者和企業相互磨合、相互博弈的結果。加深對失業的理解，也就是加深對真實世界的運行邏輯和侷限條件的理解。

根據失業者的境況不同，我們大體可以把他們分成兩類：第一類失業者有更多的選擇權和自主性。對他們來說，失業更多的是一種主動選擇，是爲了尋找更好的工作而付出的代價。然而，並不是所有失業者都這麼幸運。對另一類失業者來說，失業完全是迫不得已，是欲求一職而不得。尤其在經濟蕭條時，這類失業者的數量就大幅增加了：在美國大蕭條期間，失業率曾達到驚人的25%。這部分失業的根源又在哪裏？

有些失業，是爲了找到更好的工作

毫無疑問，每個求職者都想找一個最適合自己的好工作。假如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摩擦”的理想世界，可以通過一個超級電腦，立刻計算出求職者和工作之間的最佳匹配，那麼這些失業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問題在於，在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裏，勞動者要找到合適的工作，經常要付出大量成本。這些成本，可能來自地理、信息、技術和制度等多重因素的限制。

古希臘的德爾斐神廟有一句神諭：認識你自己。這件事，何其難也。對一個剛出校門的年輕人來說，真正認清自己的興趣和能力，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不斷地嘗試、探索和磨合。既然連自己的興趣和能力都認不清，又怎麼能知道什麼工作最適合自己？而即使你對自己有清楚的認識，但用人單位的HR卻可能看不到你的長處。在另一些時候，最適合自己的工作遠在千里之外，入職意味着巨大的遷移成本。

這有兩個重要的後果。首先，現實世界中勞動者和工作之間的配對，常常不是最理想的。其次，有一些比較“倔強”的工人，並不想湊合，想要通過不斷嘗試、探索和磨合，找到更適合自己的工作。只要失業對他們來說不是特別可怕，他們就願意承擔這個風險。於是，勞動者的失業和工作崗位的暫時空缺，就同時出現了。這樣看的話，失業雖然造成了資源的閒置，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可以讓勞動者和工作之間匹配更合理。

從這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理解我國16-24歲青少年的高失業率。實際上，在世界各國，這個年齡段的失業率都是很高的。原因在於，16-24歲的勞動者通常沒有家庭負擔，“一人喫飽全家不餓”，而且經常可以得到父母的接濟，所以失業對他們來說沒有那麼可怕。而他們對自身的興趣和能力又很迷茫，所以恰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不斷嘗試新的機會，直到找到與自己的興趣和能力最爲匹配的工作。但在這個磨合的過程中，他們會頻繁處於失業狀態。相比較而言，中年“社畜”上有老下有小，揹着沉重的房貸，一旦失業就是滅頂之災，因此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反而失業率更低。

人類對於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沒有止境的，因此，這一類失業大概是永遠不會消失的。隨着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勞動者對“好工作”的標準也在不斷變化。在幾十年前，對一個農村娃來說，能在城裏的工廠找到一個流水線工作，就值得喝酒慶祝。因爲廠裏的活雖然苦，但比起幹農活，收入高了好幾倍。到了今天，即便是農村出來的孩子，工廠對他們的吸引力也大幅下降了。道理很簡單：新一代的勞動者，比他們的父輩更在意生活質量、工作環境和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和成就感。而我國製造業工廠開出的條件，往往不足以補償新一代勞動者在這些方面的需求。

“被失業”，因爲工資太“剛”了

另一些失業者就沒有那麼幸運了。在1929-33年的大蕭條期間，美國大量失業者掙扎在溫飽線上，找不到可以餬口的工作，絕沒有挑選工作的餘地。受這些情景刺激，“宏觀經濟學之父”凱恩斯提出了“非自願失業”的概念。這些失業者願意在現有（甚至更低的）工資水平下工作，但卻沒有企業願意招聘，結果就“被失業”了。凱恩斯憑藉數十年深厚功力，深思熟慮後作出了診斷：這一類失業，主要是因爲工資太“剛”了。

在市場經濟中，供給和需求是最基本的決定力量。如果我們用供求關係去理解勞動力市場，那麼，非自願失業就是因爲勞動力供大於求。所以，起碼有一部分失業者，願意接受比現在更低的工資。所以，只要企業下調工資，就能用更低的成本來使用這部分勞動力。例如，那些過了35歲又不幸被“優化”的程序員，如果一定要在兩個慘淡的選項中做選擇，我想起碼有相當一部分，更願意接受的是降薪而不是失業。問題在於，在現實生活中，工資似乎具有很大的“剛性”，難以向下調節：在經濟蕭條時，很多企業選擇的不是下調工資，而是裁員。

接下來的問題自然是：工資爲什麼會這麼“剛”？企業爲什麼很難向下調整工資？一個大家都容易想到的原因是，企業非不爲也，是不能也。在許多國家，有各種市場之外的力量（例如工會和政府的勞動法規），限制了企業所能設定的工資水平。然而，在另一些國家，這些非市場力量很弱，但工資“剛性”和非自願失業依然廣泛存在，這又是爲什麼？這個問題，也曾經長期困擾着經濟學界。

20世紀70-80年代，一批頭腦活躍的青年經濟學家，包括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里茨和阿克洛夫，以及美國現任財長耶倫等，提出了一種深刻的理論來解釋工資的剛性，這就是“效率工資”理論。效率工資理論有好幾種不同的形式，但共同特點是，強調企業在經營管理面臨的各種摩擦因素和隱形成本。正是因爲這些摩擦的存在，企業把工資定得比失業者願意接受的水平更高，反而能提高生產效率。這也就解釋了工資爲什麼會有剛性：因爲下調工資等於損害生產效率。

這其中，最流行的是夏皮羅和斯蒂格里茨的“偷懶”或“摸魚”（shirking）理論。在這個理論中，企業沒有辦法時時刻刻監督工人的表現，因此工人有了上班“摸魚”的機會。企業爲了讓工人儘可能地少“摸魚”，想出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企業付給工人的工資，要比失業者願意接受的水平高。然而，更高的工資，對應的是更嚴格的職場紀律和更高的失業風險：工人一旦“摸魚”被抓現行，就很可能被開除。因此，高工資並不是因爲企業家“心善”，而是企業“胡蘿蔔加大棒”政策的一部分。有了這根胡蘿蔔，企業的“大棒”才更有威力。較高的工資與較高的失業是並存的。

效率工資的另一個好處，是減少熟練工人的流失。這對企業也極爲重要，因爲可以節省大量的培訓成本。很多時候，企業寧可用高薪保住熟練工人，也不想要更便宜的新手。1914年1月5日，美國福特公司宣佈將工人日薪提高一倍至五美元一天。這一消息當時震驚了世界，大量工人從美國各地湧入底特律，跑到福特公司門口排隊求職。這是因爲亨利福特突然良心發現，一心想要回饋社會嗎？並非如此。

1913年，福特首創汽車流水線作業，把生產一輛汽車的時間縮短到了原來的1/6。然而，對工人來說，流水線作業極爲單調枯燥。因此福特公司的工人經常消極怠工，流失率也極高：爲了維持一支14000人的工人隊伍，福特需要僱傭52000人以上。而訓練新的工人去適應流水線生產，成本又相當高。“五美元一天”的政策實施後，福特公司的工人流失問題很快得到了解決，當年產量也增長了約20%。然而，與“胡蘿蔔”政策相匹配的還有福特的“大棒”政策，即嚴肅和整頓工人的紀律。福特不僅大量開除遲到和曠工的工人，還把手伸到了工人家裏，成立了所謂的“社會部”，去監督工人的酗酒、賭博和家暴等行爲。

在不確定的世界裏，“靈活性”極爲寶貴

實際上，不單是工資“剛性”，勞動力市場其他方面的“剛性”和僵化，也會使失業者更難找到工作。而這些僵化的源頭，有時候竟然是本意爲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政策。

20世紀60-70年代，歐洲和美國兩邊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重要分化。在這段時間，歐洲國家普遍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保障和勞工保護體系，出臺了大量旨在保護勞工權益的政策。不幸的是，這些政策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歐洲的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僵化了，伴隨而來的是失業率的快速上升。20世紀70年代初，歐洲國家的失業率還在2-3%之間徘徊，遠低於美國的6%。到了90年代，形勢就逆轉了：歐洲國家的失業率飆升到10%，而美國依然是6%。

以歐美兩地解僱成本的差異爲例。在意大利等歐洲國家，企業解僱一個工人，要付出比美國企業更高的解僱補償金。這毫無疑問是爲了保護工人，防止企業隨便解僱工人。然而，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經濟環境下，這個政策產生了複雜的後果：企業雖然會在裁員時更謹慎，卻也會在招人時更小心。企業會預料到，萬一將來哪一天生意不好了，自己既養不起那麼多員工，又付不起那麼多解僱補償金，所以不如現在就少招幾個工人。結果失業者能找到的工作機會也減少了。

在新冠疫情之後的世界裏，唯一確定的一點，是我們面臨很大的不確定性。在不確定性中，充分保持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和彈性是很有價值的，對於失業中的勞動者尤爲重要。

實際上，相對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正是我國國際競爭力的一大來源。在過去兩年裏，面對動盪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我國的製造業出口不降反增，逆勢上漲。這個變化的先決條件當然是我國有效控制了新冠疫情，使生產得以迅速恢復。但這並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市場中，只有保持了高度靈活性的企業，才能駕馭這些不確定性。以去年我對浙江農村的觀察爲例。新冠疫情爆發之後，國際市場對我國紡織產品的需求大幅上升。但是，這種上升暗藏着短期的很多不確定因素，增長中有極大的波動。而浙江的紡織企業充分利用了本地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很好地化解了不確定因素。

紡織企業的很多工序，技術含量不高，農村婦女足以勝任，而當地又有許多處於“隱蔽失業”狀態的農村婦女。於是，在國際市場需求比較高時，這些企業就用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待遇（例如包三餐、包車接送等），把這些閒散勞動力組織起來。一旦國際市場需求下來了，企業就逐步下調這些工人的工資和待遇，直到不再僱傭。等下一波需求再起來，企業又重複上面這一過程，總是可以根據國際市場需求的變化，靈活地調整產量。

這樣的靈活調整，在剛性和僵化的勞動力市場是無法實現的。在這些地區，不但工資有剛性，企業也不能靈活地調整僱傭的人數，因此很難應對國際市場的不確定性：即使當前的國際需求上來了，企業也不敢大量增加勞動投入，因爲一旦將來國際需求回落，他們難以承擔解僱工人的額外成本。

在許多城市中產和白領看來，這一類缺少保障的“靈活”就業也許不值一提，都算不得是真正的工作。但是，對失業或隱蔽失業的底層勞動者來說，獲得一個月甚至半個月的工作，那就是寶貴的增加收入的機會。因爲，靈活就業原本就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錦上添花。

看到這裏，大家應該明白了：失業根源於我們這個世界的不完美。只要勞動力市場還存在各種摩擦，那麼無論是人口紅利的消失，還是政府實施的各項政策，都無法讓失業徹底消失。實際上，從各國的實踐來看，一項政策要降低失業是十分困難的，增加失業卻極爲容易。古人云，過剛易折。這句話用在這裏再合適不過了。它提醒我們，我們的政策要有保護勞動者的熱切心腸，但也要有冷靜的頭腦作爲指引。否則，勞動力市場變得更加僵化，將反過來傷害勞動者。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