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耶倫還在大呼美國通脹今年就能跌至2%，而此前一再堅持通脹暫時論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早就改口了，整個美聯儲還開始不斷釋放該行要加快升息縮表的步伐，嚇得美股年初就崩跌不止。現在市場只想知道美聯儲還會爲他們兜底嗎，還會再愛他們一次嗎？美聯儲到底打的什麼算盤？會不會用一種無痛方式就把通脹降下來並確保經濟實現增長？

在市場大跌、股民都被跌麻了的情況下，我們不妨來做一個大膽的猜想，權當作是在下跌途中逗的一個悶子。

在1月11日的聽證會上，鮑威爾對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表示，收緊貨幣政策“真的不應該對就業市場產生負面影響”。

美聯儲決策者的觀點讓經濟學家爭論不休，這場爭論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關於利率、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聯繫。換句話說，中央銀行的工具箱究竟是如何工作的，就目前而言，到底是什麼決定了通貨膨脹的進程。

美聯儲官員正在走鋼絲。政策制定者正爲響應羣衆要求遏制美國創40年新高的通脹；也正試圖避免在勞動力市場火熱的情況下打擊工人享有歷史性的議價能力。

減緩緊縮政策衝擊經濟，美聯儲需管好公衆通脹預期

智通財經瞭解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主流經濟學的通脹預期理論提供了一個可能緩解通脹的解決辦法。其理念是，如果一家央行能夠讓企業和消費者相信，它將保持低而穩定的通脹，那麼它就不必做進行太多的政策操作；這是因爲居民對價格走向的預期被認爲是通脹本身一個重要的驅動因素。如果工人們的通脹預期沒有走高，他們就不會要求更高的工資增長來彌補他們失去的購買力；他們也不會因爲預期價格會上漲而急着出去買東西，從而避免物價上漲進入螺旋式上升通脹。

根據該理論，美聯儲在上世紀70年代犯下了大錯：它失去了對美國公衆通脹預期的管理，以至於要想抑制通脹就必須大幅提高利率，這導致經濟陷入衰退，數百萬人失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Emi Nakamura表示：“我們肯定從歷史中學到的一件事是，一旦你調整了人們的預期，他們就會變得非常根深蒂固，所以很難回到相反的方向去調整。”

現在，美聯儲首選的通貨膨脹指標——核心PCE物價指數已經超過了2%的目標，接近6%；因此，政策制定者們也在下決心不再讓美聯儲陷入那樣的境地——對公衆進行預期管理。不過目前，他們可以感到寬慰的是，廣泛追蹤通脹預期的指標有所上升，但遠不及物價上漲的幅度。

美聯儲官員認爲，過去一年出現的通脹爆發，是由與疫情相關的臨時性因素所推動的，華爾街預測人士也普遍持有這種觀點。2020年，美國政府印了數萬億美元並直接發放至美國人的銀行賬戶，大幅地刺激了消費需求，而受疫情影響的供應鏈難以跟上不斷增長的需求，物價飆升也成了事實。許多經濟學家預計，隨着家庭消費多餘的現金，以及疫情的消退使供應鏈得以緩解，通脹將在2022年底基本恢復正常。

儘管如此，經濟學家還是擔心高通脹可能最終會影響預期，進而可能阻止通脹自行回落。Nakamura認爲，到目前爲止，美聯儲已經非常成功地控制了當前形勢：有一些特殊的、可能是暫時的因素在短期內推動了通脹，但從長期來看，人們應該繼續相信美聯儲。

這正是即將到來的加息週期所要防範的。加息不是爲了降低當前的通脹，而是爲了確保當前的通脹不會變成未來的通脹——即美聯儲需要管理好公衆的通脹預期。

事實上，前美聯儲主席、現任美國財政部長耶倫就深諳此道，她已經不止一次表示通脹上升將止於今年，週四她又稱，2022年底通脹有望降至2%，“如果我們成功控制了疫情，我預計通脹將在今年期間下降，並有望在年底前恢復到2%左右的正常水平。”

但也許耶倫只是因爲不再是貨幣政策決策者，而對通脹預期顯得過於自信了。去年，鮑威爾和一衆美聯儲官員也是一再強調通脹只是暫時的，而當他們被數據一再打臉時，終於還是撐不住了，意識到只靠口頭管理預期終究是靠不住，還是需要拿點真東西出來才能鎮住市場了，於是立馬轉鷹，開始釋放美聯儲要收緊貨幣政策的信號。或許這就是美聯儲轉鷹原因的一方面。

如果照此推理，美聯儲未來不見得真要在今年加息3次，或許只靠口頭忽悠來嚇嚇市場，也足夠了，比如可以加息1次，再口頭上強硬一點，讓市場誤以爲某個時候還會加息，然後美聯儲又沒加息，等“狼來了”被喊得多了，市場就不在乎了。而機靈的市場一旦意識到美聯儲還是會爲股市兜底，那恐怕又要漲翻天了。

此外，還有一個大問題。儘管經濟學家和央行行長們堅信，除了短期價格波動外，通脹預期是通脹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沒有人真正確切地知道這些預期是如何形成的，更不用說利率決定如何影響通脹預期。MacroPolicy Perspectives創始人Julia Coronado稱： “通脹預期是否會以任何穩定或可觀察的方式影響價格設定行爲，這一點完全不清楚。”

美聯儲高級經濟學家傑Jeremy Rudd在9月份發表的一篇討論論文中抨擊了預期推高通脹的觀點，引起了轟動。（該報還發表了一份免責聲明，指出這是Rudd本人的觀點，不代表美聯儲理事會的觀點。）

更實際的指標——就業市場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爲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另一個更明確的渠道來影響通脹，那就是就業市場。當失業率下降時，可用勞動力的供給減少，從而推高勞動力價格。然後，企業尋求提高價格，以抵消更高的工資成本。爲了抑制通脹壓力，央行可以通過提高整個經濟體的借貸成本來逆轉這一過程，這將抑制企業對工人的需求，並抑制工資增長。 消費能力的下降反過來又限制了企業對其產品的收費。

鮑威爾和美聯儲未來的副主席佈雷納德認爲，美聯儲政策制定者計劃的緊縮政策是漸進式的，可能只會加息幾個百分點；這與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實施的緊縮政策形成了鮮明對比，當時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20%以上。他們表示，美國目前的經濟增長如此之快，其可以經受一些放緩——隨着美國12月失業率自疫情開始以來首次低於4%、工資快速上漲、職位空缺創新高，美國實際上已經處於“最大就業”。

John Jay College經濟學教授J.W． Mason懷疑，美聯儲能否在不損害勞動力市場的情況下設法平息價格上漲的壓力。他說：“美聯儲不可能以一種直接、無痛的方式來降低通脹。你必須以某種方式減少需求或者必須降低產出的成本——否則將不會對價格產生任何影響。”

摩根士丹利首席全球經濟學家Seth Carpenter表示，美聯儲今年的緊縮政策可能會減緩失業率的下降，但在明年之前不會對通脹產生太大影響。而到那時，通脹卻很可能已經基本自行消失。

Carpenter指出，大多數實證模型對貨幣政策對經濟影響的預測表明，美聯儲政策要直接影響通脹，實施政策的週期需要超出今年；如果美聯儲真的按照市場定價在今年加息3-4次，那麼美國2023年底的通脹率很有可能會稍微低於美聯儲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