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專訪《長津湖之水門橋》總製片人於冬:這個時代需要凡身肉體的銀幕英雄

【環球時報記者 周 洋 牛小曼】距《長津湖之水門橋》(以下簡稱《水門橋》)2月1日上映還有4天,該片預售票房已超1億元人民幣。作爲《長津湖》的續集和大結局,《水門橋》能再現甚至超過《長津湖》在去年十一檔創下的57.75億中國票房新紀錄嗎?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該片總製片人、博納影業董事長於冬稍微提前“劇透”了一下:“人物命運更跌宕起伏、敘事更緊張,大結局高潮戲是全片最感人的地方,我相信《水門橋》會延續《長津湖》效應,產生廣泛的關注度。”

兄弟情貫穿至水門橋畔

環球時報:《水門橋》選擇大年初一上映有怎樣的考量?最想傳遞給觀衆什麼?

於冬:網上說這叫“壓哨官宣”,其實我們也在緊張的後期製作中。從大年初一開始是虎年,回首72年前,1950年也是一個虎年,那是新中國的第一個虎年,當時中國人民志願軍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取得了勝利,換來了幾十年的和平發展。72年之後,新中國的第七個虎年就要到了,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日子我們更應該銘記這場偉大勝利。讓年輕一代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

環球時報:在《長津湖》中,除了有羣像的刻畫,也有個體的塑造。《水門橋》中又是如何塑造人物的?

於冬:在《水門橋》中,有兄弟情,也有對祖國的無限忠誠。電影中,哥哥伍千里和弟弟伍萬里到了水門橋的時候,隨時都面臨着重大傷亡。在《長津湖》中,哥哥對弟弟說,“哥哥以前說的‘打你罵你’,不一定都對。”弟弟回,“我知道你是爲了我好。”在水門橋下,哥哥又對弟弟說,“接下來你想怎麼飛、怎麼跑,你自己定”——其實是對弟弟的囑託。後面還有一句臺詞,他會握着弟弟手說,“手腳麻利點,手榴彈扔得越遠越好。”兄弟情貫穿影片始終,最後水門橋畔的這番囑託,更像是一種告白。

我認爲電影《長津湖》和《水門橋》應該連在一起看,七連這支英雄部隊其實是人民軍隊的縮影。影片中提到很多地名,也是七連打過仗的地方。比如片中提到1947年我們打蒙陰——蒙陰是什麼地方?蒙陰是孟良崮戰役,老電影《南征北戰》《紅日》都提到過。影片後面在繳獲美軍坦克時,伍千里跟餘從戎(《長津湖》中李晨飾演的角色)說,“陳官莊的時候咱們繳獲過一坦克,你還會開嗎?”說到陳官莊,這是淮海戰場上的著名戰役,活捉杜聿明的地方。這些提到的地名實際上都折射出這支英雄部隊所經歷過的光輝歷程。

兩部《長津湖》,臺前幕後共1.2萬人參與

環球時報:《長津湖》是三位導演通力合作來完成的一個完整故事,這種合作的難點是什麼?抗美援朝題材影視作品如何拍出新意?

於冬:陳凱歌、徐克、林超賢這三位大導演的作品都在中國電影史上留下過非常重要的一筆。能把這麼重要的三位導演(組到)一起合作,就說明這個電影意義非凡。三位導演各有分工,陳凱歌導演更多表現的是時代氣息、史詩感和人物性格塑造;林超賢導演更注重激烈的戰鬥場面;徐克導演的視覺衝擊力、極致化的表達爲這部電影增加很多分,《水門橋》主要的戰鬥場面全部是徐克導演的部分。

在我的記憶當中,小時候印象最深的抗美援朝題材是《上甘嶺》和《英雄兒女》,這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電影,今天看依然會被感動。這麼多年過去了,作爲新一代電影人我們如今再拍抗美援朝電影時,我認爲這是一份無上的光榮和使命擔當。當然,經典是很難超越的,但現代電影可以用工業化的更高標準來還原殘酷戰爭的真實面貌。《長津湖》幾乎動用中國電影工業各方面後期特效技術力量的支撐,十年前我們很多大片都去國外做後期,今天已經完全可以在本土實現,包括所有的特效、爆炸、槍戰、化妝、服裝、造雪等。我們前期拍攝有7000人,後期技術力量達到5000多人,共有1.2萬人參與《長津湖》和《水門橋》這兩部大片的製作,這也是對中國電影工業化水準的一次全面檢閱。希望我們的中國電影在未來能夠運用好現代技術,更好地實現中國電影高質量發展。

環球時報:博納影業之前推出“中國驕傲三部曲”——《烈火英雄》《決勝時刻》和《中國機長》,以及“中國勝利三部曲”——《中國醫生》《長津湖》和《無名》。是有做IP的打算嗎?

於冬:我們希望能把主旋律和商業電影有效結合,爲此做了一些探索。2014年之後,我們陸續推出《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中國機長》《烈火英雄》,還有《中國醫生》《長津湖》等。我覺得這一系列電影抒發的是英雄情懷,除了情感共鳴之外還融入現代電影製作的理念。還有一點,就是現代電影的語境跟今天年輕人能夠接受的語境相吻合,所以就更容易打動觀衆。

我認爲近些年美國電影在創新表達上是不夠的,更多是注重特效技術,塑造的都是超能力英雄、科幻英雄。我們做的都是凡身肉體的平凡英雄,都是普通人。所以你會看到有普通的消防員、飛行員、乘務長,還有緝毒警察、海軍陸戰隊戰士。包括《長津湖》這樣的宏大主題下,我們塑造了伍千里、伍萬里這樣普通農民家的孩子,人民軍隊中的普通戰士。他們都是凡身肉體,但表現出來的英雄主義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其實決定拍一部電影,很重要的是這個故事和人物是不是真實的、可親的、可愛的。我們電影人的責任,是要把鏡頭聚焦時代,捕捉我們身邊的感動瞬間。

講好中國故事,也需要國外同行

環球時報:您認爲目前中國電影行業的危機與轉機是什麼?

於冬:疫情之下,我們這個行業處在最困難的時期。2021年對中國電影來講是“戰大疫”“迎大考”。無論是製片發行還是電影院的工作者,我們共同努力拿到470億的票房,並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創作力,這很難得。我還想表達一個心願,就是希望疫情能夠儘快過去。我覺得在每一個觀衆心中,看電影本應是最普通的一種生活方式,當這樣的生活方式受到限制的情況下,觀衆會懷念、會渴望在電影院裏看電影的時光。我們也只有拍出更好的電影來回饋觀衆,觀衆纔會留在電影院。

環球時報:您提到無論是敘事表達或是製作工業上,中國電影都可以跟美國電影齊平,甚至超越。那麼外國電影行業還有哪些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

於冬:講好中國故事需要多種渠道和多種聲音。我們需要國外的電影同行們跟我們一起講好我們中國的故事。其實很多國外電影人也願意跟中國合拍,好萊塢的崛起絕不僅是美國電影崛起,它是吸引全球人才去好萊塢拍電影。所以中國電影在文化自信的基礎上,從電影大國向電影強國的邁進過程中,我們應該吸引更多國際性人才,讓他們跟中國電影人一起拍攝有關中國題材的故事,反映中國人民生活的故事,表達中國人民情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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