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西方发起的制裁也日渐加码。然而,制裁、外交、军事援助等多种手段都没有阻止俄军前进的脚步,俄罗斯普通民众却变成了“弃儿”,作为公众属性较强的体育界,更是首当其冲。

先是2月28日国际奥委会呼吁各项单项运动国际组织不邀请或者禁止俄罗斯(甚至白俄罗斯)官员和运动员参加它们组织的国际体育赛事,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第一时间响应,暂停俄罗斯各俱乐部和各级国家队参加其组织的所有赛事。

就连体育投资人也不例外:3月3日,入主英超切尔西俱乐部近20年、将切尔西从普通劲旅打造为欧洲豪门的俄罗斯寡头阿布拉莫维奇,也因为其与俄罗斯政坛高层的特殊关系,最终宣布出售俱乐部,震惊世界足坛,令广大球迷唏嘘不已。

同一天,国际残奥委会也在一夜之间改变决定,在最后时刻禁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参加北京冬残奥会,连以中立运动员参赛的机会也丧失了。可以说,在全球制裁俄罗斯浪潮的推波助澜下,国际社会对俄罗斯无差别孤立的做法达到了罕见的程度。

一、禁赛俄运动员不合规则,不通逻辑、没有效果

抛开经济制裁和政治、外交、安全施压不谈,在体育领域针对普通运动员的制裁与处罚,无疑已然属于“对俄斗争扩大化”,既不合规则,也不通逻辑。

不可否认,国际奥委会出于政治因素针对特定国家的禁赛确有先例可循: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禁止五个参加一战的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土耳其)参赛,对德国的禁赛甚至延续至1924年巴黎奥运会;1948年伦敦奥运会禁止德国、日本两个二战轴心国参赛;1964年至1988年,南非因其国内种族隔离政策连续七届奥运会被禁赛;2000年悉尼奥运会,阿富汗因塔利班治下针对女性的歧视性政策,被国际体育界全面禁赛......

然而,无论如今乌克兰局势中的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是否属于所谓“历史错误的一方”,针对两国普通运动员的孤立与禁赛,即使有例可循也不代表有规可循。

首先,《奥林匹克宪章》就“奥林匹克主义”的根本原则做出了开宗明义的说明,指出其目标在于“使体育为人类和谐发展服务,以保护人类尊严,促成和平社会”,而参与体育运动更是一种人权。

正因为如此,《奥林匹克宪章》强调政治中立,并将奥运会定义为个体运动员或运动团队之间的竞争,而非国家间的竞争。因为各种原因不能代表国家身份参赛的运动员,也有过以非国家名义参赛的先例:2018年至今俄罗斯以“俄奥林匹克运动员”和“俄奥委会代表团”名义派运动员参赛;自2016年里约奥运会起,没有国籍、国家可代表的难民运动员也能作为“难民代表队”参赛。

2月6日,俄罗斯奥委会选手亚历山大·博利舒诺夫夺冠后庆祝。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越野滑雪男子双追逐(15公里传统技术+15公里自由技术)比赛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举行。 邓华/新华社 图

毕竟,奥林匹克精神如今加上了“更团结”,其初心也在于团结全世界所有人,而非“国家结盟”。

在当下俄罗斯、白俄罗斯运动员或者两国奥委会新近并没有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等各项规则(俄罗斯因禁药问题已经另行处罚)行为前提下,甚至没有证明两国运动员个人有所谓“违反政治正确”(如支持俄罗斯出兵、声援俄总统普京的言论)的情况下,因为国际舆论压力而剥夺俄白运动员参加体育比赛的机会,着实不合规则。如果要“超越”狭义的规则谈论道义和价值观,那么即使按照西方社会针对俄罗斯的价值判断,处罚俄运动员的逻辑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假如俄罗斯是西方媒体口中的“威权体制”,那么照此逻辑,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行动就不能被看作是俄罗斯民众决策的产物。尤其是西方媒体最近经常报道的俄罗斯国内反战游行、抗议活动,也在为这种论述提供佐证。

既然如此,在这种逻辑下,自然不能把出兵乌克兰的责任推到普通俄罗斯人身上。那么国际社会处罚俄罗斯运动员(无论他们是否从思想到言论上支持俄政府的行为),岂不是“错杀无辜”?

此外,如果按照西方社会另一种主流叙事方式——俄罗斯是不尊重普通人基本权利的“低人权国家”,为了打仗连本国老百姓最基本、最重要的生命权都不在乎,那么从逻辑上这也就意味着俄政府更不会在意运动员被剥夺国际参赛权这种“更小的人权损失”。

如此一来,国际社会试图通过伤害俄运动员,来令俄政府感到压力、受伤,岂不是毫无实际意义和作用?按照这一叙事方式,惩罚俄运动员,只会摧毁他们的个人梦想。

既不合规则、又无法逻辑自洽,而且还起不到实质效果,国际体育界的一通操作,简直是“乱挥大棒”。

二、缘何“扩大打击面”?为商业利益牺牲运动员

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足联、欧足联们不知道自己是“扩大打击面”、伤及无辜吗?当然不会。别的不说,面对类似情况,国际体育界也曾采取过对运动员更友好的做法。

由于1979年12月苏联悍然出兵阿富汗,当时66个国家和地区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时任美国总统卡特甚至提议把希腊作为奥运会的永久举办地,以“去政治化”。但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仍然坚持在莫斯科如期举办奥运会,并允许参与抵制国家的运动员以个人名义追逐奥运梦想。

在这种“区分政府和运动员”的安排下,16个国家的运动员不打国旗、以个人名义参赛、争取奥运荣誉。在美苏冷战到达最高峰的时期,国际奥委会和不少国家尚且知晓将政府和人民区别对待。结果冷战结束三十年了,为何涉及国家间的舆论对立,反倒能让普通民众成为牺牲品?

国际体育组织此举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部分国家的施压。

国际残奥委会之所以在一天之内改变主意,从允许俄白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赛到彻底断绝其冬残奥梦,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道出了真相:“如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运动员留在北京,很多国家就有可能退赛,那么冬残奥会将不可能举行。”

在之前国际残奥委会允许俄白运动员参赛的决定出台后,包括乌克兰残奥委会、英国文化大臣纳丁·多里斯等公共组织与公众人物纷纷站出来指责这一决定,并表露了退赛的可能性。

而在禁赛的最终决定作出后,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将成功扭转国际残奥委会的决定、禁赛俄白运动员视为对俄罗斯的一种外交“胜利”。

无独有偶,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决定同样也是国际压力的结果。波兰、瑞典和捷克国家队纷纷表态,拒绝参加与俄罗斯同组进行的世界杯欧洲区附加赛,国际足球尤其是欧洲足球圈对乌克兰铺天盖地的支持声音,令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不得不做出其眼中最大限度的“止损”决定:禁止俄罗斯各级国家队和俱乐部球队参加国际足联和欧足联赛事,2022年欧冠联赛决赛也不在圣彼得堡举办。

毕竟,无论是国际足联和欧足联举办的世界杯、欧洲杯等国家队比赛,还是欧冠联赛、欧洲五大联赛等各国联赛,或者是奥运会甚至残奥会等综合体育赛事,在职业体育高度商业化(尤其是在西方世界、资本、传媒和消费市场举足轻重)的现状下,为了保护无辜的俄罗斯运动员而得罪市场受众,是各大国际体育组织难以选择的冒险。更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何国际舆论环境变得如此非理性,以至于从各国政府到民间对于特定国家的普通民众都无法包容,令上述国际组织不得不“痛打无辜”?

不得不说,近代以来,由于俄罗斯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的扩张,欧洲形成的反俄情绪和“恐俄症”在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的历史传统。二战以后,在冷战大背景下,这种“恐俄症”进一步加剧。尤其是那些在二战、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前往西方国家的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移民(如布热津斯基),从情感上更是对俄罗斯有天然的恐惧和反感。

近年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乌东局势的变化,以及俄罗斯在原苏联其它地区的活动,加上俄罗斯从官方到民间在国际社交网络上的活跃,越发加强了西方世界从政府到民间的反俄、恐俄情绪。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与YouGov分别在2019年和2020年发布的民意调查,西方各国民众对俄罗斯普遍持负面观感。

当民众带着非理性的态度,尤其是固有成见看待俄罗斯人时,他们也不会关注那些公开表达反对战争的俄罗斯本土民众,更不会注意到在社交网络呼吁大家不要对自己持有偏见的普通俄罗斯人。

在此情况下,对于那些不敢得罪市场消费者的企业、国际和地区组织、个人,以及更不敢得罪选民的西方各国政府,无论他们是否真的持有现实主义的对俄交往逻辑,或者是区分俄政府和普通人的理性视角,都不得不顾及非理性的民间舆论声音,迎合这种极端的对立情绪。

毕竟,美国国会、英国议会对于拜登、约翰逊们的批评,仍然在于他们“反俄、制俄太软弱了”。

此外,正是由于西方各国在政府层面针对俄罗斯的制裁与遏制,迄今为止仍未阻止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对于没有声量、没有权力的普通人下手,便成为他们目前看似唯一直接生效的手段。

然而,如此抛弃俄罗斯运动员,除了牺牲普通人,对于当前局势的改善似乎并无益处。

(胡毓堃,中国翻译协会会员、国际政治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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