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莉、曾琦/成都商报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提交了“建议提高基本稿酬标准 激发作家更多创作动力”的提案,此事经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后引起广泛热议,一时间,“好建议”“低稿酬几乎消灭了自由撰稿人这个行业”“涨稿酬太难了”等声音层出不穷,刷屏朋友圈。

稿酬,为何难涨?我国文学期刊现行稿酬标准是否均衡?稿酬之困该如何破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展开调查,多位知名文学期刊主编有共同的指向,目前稿费难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学热不再,二是杂志成本高。要改变这一现状,转变文学期刊的经营模式,提升期刊发行量,都已势在必行。

稿酬标准提升,作家收入却难增长

阎晶明在提案里指出,1958年,我国第一次明确了稿酬标准:每千字4-15元;随后,稿酬标准在1980年、1984年、1990年和1999年进行了四次提升,原创作品的稿酬标准达到每千字30-100元。此后直至2014年,国家版权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发布《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基本稿酬标准才再次提升,原创作品为千字80-300元。这一规定至今适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最新调查中发现,不少文学期刊的确在执行每千字300元左右的稿酬标准,不过,也有一些文学期刊的稿酬在提升。

《四川文学》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表示,约5年前,不少文学期刊的稿酬开始上涨,“涨幅标准比以前至少提高了2倍以上。其实很多全国文学刊物早就突破了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以《四川文学》为例,目前其稿酬“平均数为千字200-300元,高的还不止这个数。”

《十月》杂志副主编宗永平说,目前《十月》稿酬的平均数约千字600-700元,高则800元及以上,“大概10年前,我们涨成千字500元左右;五六年前,涨成千字600-700元。如果别人的稿酬高,我们稿酬低,稿子的质量就会有影响。”

《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则说,“我们的稿酬在文学期刊中是比较高的,目前低的千字五六百元,高的800-1000元,最高千字千元。比我们高的也有,比如某个作家可能会千字1200-1300元左右。上海市委宣传部非常支持。现在宣传部每年拨给我们稿酬补贴和印刷补贴,以稿酬补贴为主。”

程永新回忆,“上海是最早提高稿酬的,后来全国才开始仿效。”他坦言2014年前,《收获》每千字稿酬不足100元,“2014年第一次涨,涨到千字300-500元;2016年左右第二次涨,涨到千字500-1000元。”

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报道,《花城》2016年提高稿酬后,最高可达千字800-1000元。《诗刊》部分重点栏目每行稿酬提至20元。2017年2月7日,《人民文学》宣布当年优秀稿件稿酬涨至千字800元,其他稿件稿酬平均在千字500元左右……然而,让不少作家困扰的是,稿酬标准提升了,其收入却未必随之增长。

据媒体报道,1958年国企职工月均工资是45元。按这一标准换算,如果一个作家拿千字15元的稿酬,发表3000字的文章就能赚到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了。而智联招聘数据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全国平均薪酬达9739元/月,工资较1958年翻了216倍,而基本稿酬标准最高值却仅仅提升了20倍。这些年来,物价水平不断提高,而稿酬标准却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现行的稿酬标准存在不均衡

阎晶明表示,“有的刊物可能在稿酬方面不太平衡,比如名家、头条的稿酬略高,大量的稿件稿酬相对很低。”

“要到名家的稿子,本身就很难,当然价钱就要高一点,这是很自然的市场规律。”罗伟章坦言,“当然也不会高很多。而且名家的稿子,如果本身质量不是很好,我们也不会给很高;普通作者的稿子写得好,我们的稿酬也会偏高一些。”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杂志副主编则说,“一般是阶梯安排。质量特别好、又特别重磅的名家,会高一点。而且各个栏目不一样,小说、散文、诗歌的稿酬都有区别。我们平均千字600-700元。”她称,“我们其实也想上涨,因为如果同类期刊稿酬都在涨,我们没有涨,发展就会比较艰难,这是杂志间相互竞争的问题。”但涨稿酬,并不容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类文学活动取消,客观上影响了刊物的发行。

也有一些文学期刊主编在受访时表示,对于名家和普通作者的稿酬,并未予以明显的区别对待。宗永平就表示,“《十月》包容性比较大,名家和新人的区别不是那么大,主要看稿子的质量,质量好就给得高。好多名家的作品,有时也会退。”

作为中国当代诗坛创刊最早的专业诗歌刊物,《星星》诗刊见证了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很多诗人愿意将自己的诗歌发表在《星星》诗刊上,除了它的全国影响力外,还有它一视同仁的稿酬标准。《星星》诗刊主编、四川省作协副主席龚学敏说,无论是成熟的诗人亦或青年诗人,只要发表在《星星》诗刊,均以千字300元(即每行诗30元)的顶格稿酬发放,有的刊物名家、头条的稿酬略高,大量的稿件稿酬相对很低。这一点,在我们这里不会出现,因为达到《星星》标准的诗歌,就值这个钱。我们没有亏待名家,也没有薄待新人。“

对于“提高基本稿酬标准”的建议,龚学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稿酬应该涨,尤其是要给诗歌涨。”在他看来,某些综合性文学刊物中,对于头条小说的稿酬会给得相当高,千字千元的情况都有,而诗歌的稿酬偏低。他举例道,“按照20行一首小诗计算,一个成熟的诗人,一年写一千行诗,也就是需要创作50首小诗,这对一个诗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但稿酬仅3万元。这就相当于一个成熟作家一个中篇小说的稿酬,我认为这绝对不可能画等号,但事实上,在稿酬上,画了等号。”

龚学敏说,“与作家的小说相比,现在我们几乎看不到文学圈里都在追着某位诗人诗集的现象。实际上这是对诗歌的不信任,觉得没有好诗。”他解释道,好的诗歌依然存在,但就算是成熟的诗人,一年创作出的好诗歌也不会太多。

“我们这几年是硬撑着给千字300元的稿酬。”龚学敏说,国家财政虽然给《星星》诗刊有部分拨款,但依然有很大的缺口。他们只能通过扩大发行等办法去找钱,用于弥补稿酬、印刷费、人力资源等经费的不足。“我有信心,就算是稿酬真的涨了,我们可能还是会想到办法。”

稿酬之困,又该如何破局?

言及稿酬偏低的原因,阎晶明说,当前,绝大多数文学刊物生存压力大,稿酬方面多处于有心无力的状态。尽管各大文学期刊近些年多在持续上涨稿费,但是不少作家、诗人仍然感觉较低。为何不能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呢?

龚学敏认为,稿酬难涨有一个很尴尬的原因,“大多期刊的涨价都可以转嫁给消费者,而目前大众几乎是不消费纯文学的,这样的话,谁来买单?”

“稿酬低,根本原因是现在整个文学行当已经不是最热的时候了,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么热,所以发行量不是那么大,当年有几十万、上百万,现在没这么高,所以稿酬要靠政府划拨或别的资金来支持。”宗永平说,文学杂志或面临三方面的资金压力:一是从业者的工资;二是印纸成本;三是稿酬。“目前,《十月》每期的发行量约5万多本,在国内文学原创期刊中,算很高的,但还远远不够,出版印刷、稿酬、人员工资,都是我们的成本。”

宗永平回忆,“《十月》比较特殊,属于北京出版集团,是企业化管理,所以主要是集团对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也需要北京市的宣传部等给我们一些资金,否则是很重的负担。过去十几年,主要是北京市宣传部给我们一部分资金支持。”他解释,“现在主流期刊的稿酬都到了千字800至千元左右,一年下来,稿酬特别高。这靠杂志来承担压力很大,所以非常需要资金支持。”

“稿酬与省里给刊物的拨款有关。有的省里拨得多一些,稿酬自然就会高一点。”罗伟章坦言,杂志几乎无法依靠销售来盈利,“因为纸张很贵,印出来后要邮寄,读者、作者都寄快递。寄快递,一本就要好几块钱。否则读者收不到,就有意见了。卖书是卖不到钱的,有时还要亏损。”

“我们也非常希望增加稿酬。”《山花》杂志主编李寂荡说,“因为创作不容易,但稿酬的多少取决于杂志社的资金,所以有些杂志不是不想提高稿酬,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和众多文学杂志不同,《山花》杂志并不仅仅依赖于政府资金,而是采取了和企业合作的经营模式。李寂荡说,“《山花》是‘混合型’的。国家财政有一定拨款,贵州省委宣传部有扶持资金,同时我们和贵州几个大型企业合作了多年。”

此外,《山花》一度与某房地产开发企业合作,实行双稿酬模式,“《山花》付一笔,企业付一笔。”在李寂荡看来,此举增加了企业的美誉度,展示了企业对社会责任和对文化事业的支持。

与此同时,《山花》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学增刊,“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在全国的文学期刊中,我们是唯一这么做的。有利于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走出去,也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个表现。”

《山花》的模式,可否全国推广?对此,李寂荡认为需因地制宜。

宗永平说,目前,政府资金支持不可或缺,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契合更多受众的阅读习惯,或为提升发行量的重要原因。

罗伟章则表示,“文学不是一个纯粹应该推向市场的东西,跟其他盈利的东西不一样,它对社会、对文化建设有着长远的影响,应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公益事业,像教育一样,确实需要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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