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4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英国媒体称，德国等仍在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欧洲国家是“用别人的血赚钱”，就在他接受采访的几天前，乌克兰才刚拒绝了想要访问基辅的德国总统，引发了德乌两国间的一场外交风波。

事实上，持续的俄乌冲突也对德国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欧盟试图全面推行“去俄罗斯化”的背景下，严重依赖俄能源进口的德国陷入争论的中心，战争引发的能源危机也给组建不到半年的德国执政联盟带来了极大考验。那么，已处于对立阵营的俄德两国是否存在立即终止能源贸易的可能？能源断供风险下的德国究竟面临何种现实困境？

就德国的角度而言，俄乌冲突已彻底颠覆了德国的能源、经济与安全政策，德国新一届政府调整了多年来以“贸易促改变”（Wandel durch Handel）为核心的对俄立场。战争已使德国从对俄罗斯的贸易“正面预期”转变为“负面预期”。对与俄罗斯能源脱钩及这一选项可能带来的负面后果，德国副总理兼经济与气候部长、来自绿党的罗伯特·哈贝克（Robert Habeck）3月30日在德国电视二台采访中表态：“我们自然得为此付出代价……也非常确信，我们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与乌克兰的苦难相比，这已经足够小了。”这反映出德国政府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的立场，但在政治道德主义与能源现实问题之间，德国想立即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还存在着种种困难，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立场剧变与能源现实需求的矛盾

俄乌冲突的历史经纬复杂，随着局势从前期低强度的代理人战争发展至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德国的政治转向与民意重整经历了一个骤然变化的过程，致使其对能源危机的风险性预估与准备不足。

德国在过去数十年奉行对俄友好、低军事预算政策，在冲突爆发前，民调显示近6成受访者赞成政府不向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但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与胶着，这场战争带来的死伤规模、乌克兰各地的破坏画面及涌入的难民潮，对德国民众造成了强烈的情感冲击，唤醒了他们对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记忆。德国民意开始沸腾，德国政府的态度也随之180度大转弯，同意援助乌克兰致命武器，历史性地宣布将防务开支提升至GDP的2%，最新民调也显示55%的德国人支持这些决定。

中德学者就此共同撰文指出，这场战争“将从根本上改变欧洲人对共同安全、经济依赖和国家主权的认知”，世界应当充分认识到德国已完成了对俄立场的全面转变。在德国社会达成的共识之下，与俄能源脱钩的呼声愈发高涨，耗费巨资建成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几乎作废。

然而，与政治立场转变并不同步的是德国对于俄罗斯能源的现实需求。俄罗斯是德国重要的煤炭、石油与天然气供应国，根据德国联邦经济与出口控制局（BAFA）2021年的统计，德国34.1%的石油进口、50%的煤炭进口与55%的天然气进口均来自于俄罗斯。其中，煤炭与石油尚且还能从其他渠道找到临时替代品，天然气则成为德国实现能源“去俄罗斯化”的难点与堵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天然气在德国的能源消费中依然占近三分之一的比重，2021年德国全年用气需求量约1000亿立方米，其中90%依赖进口，主要用于工业与民用供热与发电。如果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且无法找到替代品，德国将有近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缺口亟待填补，这很可能广泛影响德国使用天然气取暖的2000万家庭和化学、钢铁、水泥等密集制造行业。就在哈贝克发表“代价论”两天之后，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集团（BASF）首席执行官马丁·布鲁德米勒（Martin Brudermüller）警告道，如果俄罗斯能源断供，将造成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这可能使德国经济陷入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二、长期能源转型与短期替代方案的矛盾

在欧盟多年来致力于将环保与气候变化构建成新国际秩序核心的背景下，2021年德国联邦大选被媒体称为“气候选举”。受到年轻选民青睐的环保主义政党德国绿党强势胜出，首次进入新内阁政府，主导并制定了德国长期的气候政策与能源结构改革计划。根据绿党的方案，德国将在2030年前彻底淘汰燃煤与核能发电，将风电与光伏发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电比例提高至80%，而天然气作为核能与煤炭的替补，起到过渡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德国新政府将气候作为执政核心问题之一，在这场全面推行“绿色德国”的激进去碳化构想中，最终逐步淘汰包括俄罗斯进口能源在内的煤炭、天然气、石油等传统能源，实为德国实施能源转型与国家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俄乌冲突在短期内极大提升了德国摆脱对俄能源依赖的自主意愿，从长远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德国进行结构改革、迈向新能源时代的步伐。

不过，新能源的结构转型需要时间，无法满足能源立即“去俄罗斯化”的意愿。仅就天然气而言，在寻找其他天然气来源国与增加液化天然气（LNG）的应急方案上，德国的选择十分有限。例如，挪威虽然是德国的第二大天然气进口来源国，但挪威的天然气巨头Equinor ASA已宣布该公司处于全速生产状态，无法再提高产量；3月下旬哈贝克紧急访问中东，宣布与卡塔尔建立了长期能源伙伴关系，但卡塔尔等国与亚洲国家签订了长期合同，能临时出口的液化天然气及专业运输船有限。

英国《经济学人》分析指出，全球交易的液化天然气中有70%都已签署了10年期及以上合同，而此前德国等欧盟国家主要依赖现货市场和短期合同，在低价时进口液化天然气，这些因素进一步导致了德国陷入被动局面。此外，由于液化天然气在德国能源结构占比有限，加之受到环保组织反对等原因，德国境内至今尚无液化天然气专用码头和接收终端。

在德国四处寻找替代能源之时，一度要被绿党与环保组织淘汰的煤炭、核能等能源，也作为临时选项重新回到了公众讨论的视野中，而这并不符合新政府的能源改革政策。虽然德国外交部长、绿党领导人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3月底在推特上号召：“我们正准备全国性、全面性地停止从俄罗斯进口化石能源，从石油开始……迈向可再生能源是现实（Realität）与绝对必要的。”但在已有德国民众开始囤积取暖油与木柴的实际情况之下，未来新能源转型的“远水”能在多大程度上挽救短期能源需求的“近火”，仍然存疑。

三、道德舆论动员与内部立场分化的矛盾

俄乌冲突演变至今，德国的民意也悄然改变，即使是在反战的集体语境与社会共识下，对俄能源的态度亦催生出意见不同的派别，而这些都可能撕裂德国社会内部。

一方面，诸如哈贝克“代价论”的道德动员频现德国政坛与公共领域。德国前总统约阿希姆·高克（Joachim Gauck）此前对媒体表示：“为了自由，我们也可以忍受寒冷，生活中幸福和快乐减少，我们也可以忍受它几年”；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的农业部长、来自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彼得·豪克（Peter Hauk）呼吁德国全面停止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并号召民众冬天调低室温，在室内多穿毛衣御寒；德国民间团体组织的“为和平挨冻”（Freeze for Peace）请愿活动正在进行，成为了柏林十万人反战游行的标志口号。

《德国之声》对此总结道，俄乌冲突使德国的经济繁荣难以为继，战争乌云的笼罩使德国社会不得不适应新的境况，老百姓已经开始自觉地限制消费、节俭度日，“德国民众也在为乌克兰争取自由的斗争付出代价”。

道德舆论动员之下，布查惨案的发生与被广泛报道，使德国抵制俄能源的民意一度达到高点。根据德国infratest dimap研究所在布查事件报道期间进行的“德国趋势”（ARD-Deutschlandtrend）民意测试，在即便要承担能源短缺与能源价格飙升的前提下，依然有50%的德国人赞同“立即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与天然气”，同比3月的数据上升了6%。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与联盟党支持者的赞同率均超过一半，该比例在绿党支持者中更是高达71%（图一）。

但随着布查事件热度淡化，愈发切身体会到能源、食品等物价飙升之痛的德国人开始改变“为和平挨冻”的态度。4月14日最新公布的“德国趋势”民调显示，同意立即与俄脱钩的德国民众已下降到40%（图二），在各政党的阵营中，也仅剩绿党支持者的赞同比例超过半数（图三）。

图一：德国电视一台“德国趋势”（ARD-Deutschlandtrend）4月4日到4月6日的民调结果

图二、图三：德国电视一台“德国趋势”（ARD-Deutschlandtrend）4月14日的民调结果

因此，另一方面，德国内部也出现了更多质疑或反对能源脱钩的声音。针对豪克“多穿毛衣”的号召，德国巴登-符腾堡州租户协会（Mieterbund Baden-Württemberg）抨击道：“这位部长对老年人或居家办公人员的需求简直一无所知。对于许多人而言，15度的室温即使穿上毛衣也非常寒冷，更别提这可能会导致生病了。”

更激烈的争论则来自德国的经济界与工业界。来自波恩大学、ifo经济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者们发布评估报告称，如果来自俄罗斯的能源突然断供，德国的GDP将面临下降0.5%到3%的危险；建筑与能源专家预计会出现毁灭性后果，近百万的就业岗位将受到影响；大众汽车、博世集团、西门子能源等公司表示，短期内的能源抵制对德国的负面影响可能将远超对俄罗斯的。

不过，有不少德国经济学家有不同意见。德国《商报》4月17日发表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经济学者维罗妮卡·格林（Veronika Grimm）的评论，认为短期内德国节省15%到25%的天然气消耗是可行的，对俄实施能源禁运的经济与社会损失被过分夸大了，德国应该更迅速、果断地主动与俄能源脱钩，以向俄罗斯传递强烈的警告信号。而德国国家科学院（Leopoldina）与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的研究计算也认为，俄能源断供给德国带来的经济损失可以应付，但对于俄罗斯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四、自主能源政策与西方反俄同盟的矛盾

除了就能源脱钩议题展开的内部大讨论，德国也面临来自西方盟友的外部压力。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美欧等西方国家迅速统一战线，团结在“反俄”这面旗帜之下。在跨大西洋集团政治重新浮现之际，德国由于自身依赖俄能源的特殊性被推至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4月8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呼吁立即禁运俄罗斯天然气，并称“德国有责任发挥带头作用。是的，德国将承受巨大代价。”美国《纽约时报》也发表长篇社论，呼吁德国痛下决心重塑对俄交往模式，彻底结束对俄贸易依赖；其专栏作家、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更是直接形容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坚持反对立即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的立场是“可耻的”。

此前，由于德国、意大利与匈牙利等国都对俄能源存在依赖，看似“铁板一块”的欧盟内部对于制裁俄罗斯能源行业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德国成为了最大的反对派，其对于是否禁止俄能源、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禁止俄能源仍保留较大的自主考量。但就在欧盟发起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时，德国也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了对俄煤炭的禁运令，但表示需要4个月的全面过渡期来执行该决议。

如果下一次欧盟发起对俄天然气的禁运令，德国是否会妥协？面对自身的能源困境与巨大的内外压力，德国是否还能坚持自主的能源政策，保留在国际事务上的自主权？面对一个拥有多样社会、政治与历史的欧洲——一个同样也包含了俄罗斯的欧洲，复数的国家组成的“欧盟”、“北约”、“西方”试图以单数的形式来统一“反俄”的行动步调，身处其中的欧洲大国德国又将在这一次的历史中做出何种选择？

（童欣，德国汉堡大学哲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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