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子1984

搶菜記

2022年，集物質文明之大成的上海陷入“菜荒”，令上海和全國人民始料未及。

作爲大上海一戶普通人家，我家經歷了從樓棟精準封控、我家單獨封控、小區封控到上海整體封控的全過程，搶菜也成爲近期家庭生活的一大主旋律。

先是三月初，趁着樓棟短期解封，母親頂着我的質疑囤了大量的米和菜，連牀底下都塞滿了。但儲備再豐富，也架不住近兩個月只出不進的坐喫山空，進入4月，爲了控制食品消耗速度，我家經歷了早餐喝粥、中午喫麪、晚上才喫炒菜的階段，以及四個菜變三個菜、三個菜變兩個菜的階段。

4月中旬，無奈加入社區團購大軍，花很多精力、以及平時三四倍乃至許多倍的價格搶菜。我家團過幾次菜，一次是一盒牛奶、兩小盒豆腐、燒麥，兩斤肉，幾個土豆、胡蘿蔔、蒜頭之類的蔬菜禮包，價格200元；一次是一份包含香蕉、橙子、火龍果等常見水果的禮包，9斤180元，合20元一斤……對此，妻子還表示欣慰，當她聽說浦東一位朋友花200元買了兩斤肉之後。

其間，政府陸續髮菜三次，每次約合一天用量。民間的互助無疑更可靠，三月份，許多沒有封控的“自由地區”朋友來電關心，表示可以送菜過來。四月份，又有一位蘇州朋友找渠道送來一批蔬菜、肉類，大大緩解了我家的搶菜焦慮……但那些缺乏社會關係、低收入的外來租戶家庭呢？

事實上，菜還在其次，少喫點就少喫點，只是我女兒的奶粉也快喝完了，這個問題就難以迴避了。妻子看了許多團購羣，但看着滿1.5萬元才配送的團購門檻線，以及比平時高出許多的價格，只好買了兩箱牛奶，以備奶粉喝完頂一頂。幸虧兩歲多的女兒可以跟着我們喫米飯……但那些只能喝奶粉的嬰兒家庭呢？

奶粉還有辦法，更要命的是藥品。四月初，女兒連續兩天發燒到40度，不能去醫院，只能靠着此前沒喝完的一點退燒藥才控制住。但那點藥不夠用，妻子十分驚慌，後來在小區微信羣裏求助，一戶人家把家裏剩的藥送過來才解了燃眉之急。幸虧小孩代謝快、抵抗力強，沒幾天自己好了……但那些缺乏抵抗力、脆弱的老人和重症病人呢？

不搶菜的時候，與上海朋友聊天，問：現在最想喫什麼？匯聚全球美食的魔都上海，人們罕見地達成共識，卻是——喫肯德基、喝可樂；問：疫情後想去哪裏？去過各地旅行、見過全球美景的魔都中產，說的最多的卻是——去鄉下走走……

如何是福？平常即是福。

種菜記

我家樓下的退休大叔喜歡擺弄些花草，今年，他選擇把花草換成菜。

大叔的“菜地”不到兩個平方——是單元入口突出來的二樓小平臺。他在上面擺了許多陶罐、小木箱，種上了一些紫蘇、大蔥、白菜之類。他還撿來樹枝，搭了一個簡易葡萄架，葡萄去年就結了果，結果卻被小鳥喫光了。大叔倒不心疼，對他來說，這點收穫本就不重要，擺弄這個“菜地”的過程，纔是他的享受。

|大叔的“菜地”

我們樓棟居民，常見他從窗臺翻出去收拾他的“小菜園”，或俯身專心致志地收拾着他的小小天地。我有時靠着窗跟他聊聊，他就像介紹自家孩子一樣介紹自己的作物，充滿小老百姓的喜悅和成就感。

這些，對於農村出生，老家依然還有偌大菜園的我來說，感到既共鳴，又有些憐憫——有一塊自己的小菜地，能種點菜、養點花，這就是魔都退休老人的夢想。那人辛辛苦苦、謹小慎微地活一輩子，意義又在哪裏？

相比之下，家住松江泗涇鎮的朋友老餘家，無疑就是真“地主”了。

朋友老餘，前些年父母退休，從老家縣城趕來幫他帶孩子。老老餘是越戰老兵，閒不住，閒下來也容易跟老伴吵架，便轉悠着，在小區附近物色了兩塊地。一塊在小區外一個小河溝的角落，一塊在騎車十分鐘外，當地農民廢棄不種的一片荒地上。

老老餘將退休時間大量花在這兩塊地上，併成功使之變廢爲寶。播種當年，他家就基本不用買菜了，收穫時節，還能大量送朋友、鄰里。

問題在於他這個“地主”是非法的，沒人管時都好說，一旦引起小區物業或地方部門注意，隨時可能連地帶菜被“徵收”。老老餘也不以爲憾，收走一塊再去找另一塊，菜被附近農民工偷了也不惱，就當個樂趣和鍛鍊。好在郊區荒地不少，只需要發現“美”的眼睛和行動的勇氣。

他的那些地，我都去看過，打理得都很好。老老餘站在地頭，彷彿巡視自己的戰場，一溝一渠，被他像收拾戰壕一樣打理得清清爽爽。開荒的市民也不少，各家的地緊緊挨着，人們有時湊在一起交流着種地經驗，彷彿鄉下彼此熟知的村民。地的盡頭，往往是高樓大廈、居民樓，透過搖曳的玉米杆、豆角架望過去，有一種都市田園的夢幻和感動……

|老老餘和他的菜地

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本應更和諧。長久以來，人們視幾千年“中庸”傳統爲落後、愚昧和被“革命”的對象，不知不覺走向一個一個極端，並互相指責、割席斷交。

比如，談到城市化，就要跟農村、農業、農民對立，無論農業生產，還是人情、互助、去貨幣化的傳統，無論田園生活，還是安土重遷、自然內循環、量入爲出之類的價值觀，都被視爲城市化的反面，和阻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

城與鄉就得對立，這是誰規定的？

屋頂上的田園夢

現代經濟和思想有一個弊（動）病（力），那就是把世間能物化的事物，都標上價格、推向競爭。比如城市與鄉村，本來相互依存，說不上競不競爭，但在現代經濟體制下，不得不就勞動力、土地、民間儲蓄、社會輿論等展開競爭——當然，“競爭”只是單方面的，因爲鄉村壓根就無法招架——而對生活方式、自給自足、文化歸屬感這類鄉村具有優勢、但難以標價的選項，避而不談。

所以，現代思想大體是達爾文“生物進化”的動物性、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功利性的延伸、填充。儘管生產力和科技大發展，但以一個千百年的時間軸來看，必然有所長有所短，有其利有其弊，平常心視之即可，“大國大城”般的片面、過度優越、誤導，大可不必。

十二年前，一場世博會、一句“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就將“大國大城”推向高潮。彼時，房地產、4萬億大基建、城市基礎設施連同債務擴張如火如荼，沒有人會對這句口號產生質疑。

除了一個人。

朱勝萱，上海世博園區景觀工程總顧問，在經歷了從2005到2010年長達五年的高強度工作壓力下，於世博開園前住進了醫院。一場長期積累的重疾差點讓他告別人世。

出院後，他來到自己奮戰了5年的地方，首先感到的卻是失望。他頂着衆多老專家的壓力，留下來的大片大片開闊草地，本來是希望給遊客更多席地休息的地方，但他看到，擁擠的世博，遊客們都把時間花在展館排隊上了，根本沒有人悠閒地休息。他精心設計的、想讓人們停一停的空間，也被出入城市的人們視而不見。

他還做過許多城市公園和房地產景觀，他開始反思，城市景觀並沒有、或者並不能從本質上改變城市的生活，那麼，土地，除了房地產，除了利益和價值，對人們還可以意味着什麼？

“下雨天打孩子，閒着也是閒着”，賦閒在家的朱勝萱，按照農村老家習慣，在小區一些接近荒蕪的綠化區撒了些種子，種上一些時令蔬菜。保安走過來問了兩句，並沒有制止——這些不過用來寫進售樓材料、支撐房價的“綠化景觀”，並沒有讓保安、居民產生任何情感聯結。

這片小小的菜地，慢慢有了一些生氣，慢慢就有人駐足欣賞。原來見面不打招呼的鄰居們開始找朱勝萱聊天，老奶奶、阿姨跟他討論香菜的品種、絲瓜怎麼不結之類的技術問題，來自陝西農村的保安自發看護起這片小菜地，一次朱勝萱的哥哥在“菜地”前蹲着看了一會兒，還被保安盤問了許久，就差被請進保安室……不經意間，被他“破壞”的景觀，拉近着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他決定開啓一項更大規模的魔都種菜計劃。

城市土地精貴，更不是所有小區都對綠化帶種菜實驗寬容，他把目光投向“天空”。朱勝萱回憶，做世博公園規劃時，他曾經幾次坐直升機俯瞰上海，他原本準備了一堆形容詞來描述感受，比如美麗、壯觀、繁華、震撼，結果一個沒用上。觸目可及，盡是灰白的水泥屋頂，樓頂的縫隙裏偶爾掙扎出幾點生硬的綠色——那是行道樹或綠化景觀，當夕陽斜照，他從不同角度審視這座城市，想到的一個詞卻是，蒼茫。

這座蒼茫的城市，那許許多多光禿禿的水泥硬化樓頂，除了給城市制造視覺污染、熱島效應，完全就是空間浪費。

2011年夏天，朱勝萱與黃柯、楊雋偉兩個志同道合的設計師，發起了“天空農場”項目。他們租下一個菜圃作爲教育和實驗基地，還請來浙江大學農業專業教授，爲團隊成員培訓農作物種植。他們設計了可移動的種植盒，規劃了商業模式，學會了自制肥料，便發起“上樓下鄉”城市農耕的宣傳運動——到樓頂去種菜，到樓頂去尋找田園。

不料，接下來的最大阻礙竟然是“沒有屋頂可用”。“最初我們最感興趣的是居民區屋頂，因爲跟老百姓更貼近。結果發現，居民區屋頂最大的問題是物權共同所有。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尋找，各種談判手段都用了，都談不下來”，朱勝萱說。

在無數次碰壁之後，他們迎來意外驚喜。2011年，團隊入圍首屆英國大使館綠色生活行動項目，這次小小的成功，讓他們的夢想第一次受到外界的關注。不久之後，他們還通過申請獲得了上海市科委給予的80萬元研發資金。

更難改變的是觀念。在項目推廣中，朱勝萱常常有一種從設計師搞成傳銷員、或在小縣城賣保險的感受，身邊的熟人都躲着他，因爲他逮住誰就給誰“上課”，看誰可以成爲天空菜園的實施者。

他的第一位客戶是一個下屬，一位來自臺灣的孩子媽媽。她們本來想在屋頂建一個花園，被朱勝萱軟磨硬泡地做成了菜園。原本，她的房子因爲樓層過高不好賣，菜園建好不久就迅速升值了30多萬。這位媽媽感到這個菜園是女兒和自己的樂園，金錢完全無法衡量，所以至今她們一家還住在裏面。這塊0.2分的土地，甚至吸引了中央電視臺一檔三農節目長達20分鐘的專訪，這塊地、地上長出來的菜和種菜的三代人，作爲“菜農”被深入採訪。

天空菜園第一個真正成功的項目，來自川沙一位木匠出生的上市企業老總，被打動的他，委託朱勝萱團隊在其生態廠區食堂的屋頂做菜園。對這個“大項目”，團隊算了一筆賬，400㎡的屋頂，不算景觀設計成本、人員成本，總投資是30萬元。企業老總擔心菜園建好後沒有後續服務，投資打水漂，爲此，雙方決定各投入15萬元，並制定相應的收益分成方案。隨後，這個都市田園項目，還吸引了《週末畫報》《商業週刊》等衆多媒體採訪，潛在的廣告收益都遠超30萬。

還有一個客戶，是“上海1933”辦公樓的一位企業主。她提出，除了承重、防水等硬性要求，由於辦公室是租的，所以要規避產權問題。爲此，團隊量身定做了一套適合租賃房屋的裝配式屋頂菜園，隨時可以拆卸帶走。建成後，這位企業主將菜園維護與公司文化結合，即分租到“戶”，每個部門認領一塊地，利用休息時間耕種，每個部門可以自由選擇品種，收穫後也歸部門所有。結果，這個真實版的“開心農場”，讓全公司玩得其樂融融。

都市缺的是農產品嗎？不，是生活和情感。

“天空菜園”項目的突破，在於跑通了大商場屋頂的都市體驗型農場模式。在上海七寶凱德廣場，他們將有機種植、自然教育、景觀設計、休閒活動結合，將毫無商業價值的商場屋頂改造、劃分、出租，創造了直接的商業價值，和較大的環保效應、社會價值，堪稱城市版高質量的“三產融合”。

|商場樓頂的菜園

今天，七寶凱德廣場的“屋頂農場”依然在持續運營，並被凱德廣場廣泛複製，川沙木匠老總的屋頂菜園也依然在持續地產出。這個模式還獲得了資本認可，成功獲得2000萬元融資。就在其有望大規模推廣之時，發端於北京人濟山莊“空中別墅花園”的，全國範圍內的屋頂大整治席捲而來，一刀切下來，這個屋頂田園夢即告破滅。

彼時之“先烈”，放到推行碳經濟的今天，或許正是時代先鋒！期望這個接地氣、利國利民的都市田園夢想可以再煥生機。

城市化與市場經濟之反思

渴望都市田園的，當然不止魔都，也不止樓下的大叔、松江的老老餘和世博景觀設計師的朱勝萱……還比如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

2008年，在三聚氰胺大反思中，小毛驢市民農園成立。它將郊區農民廢棄的土地租賃下來，整體規劃、改造，一部分自營，一部分分租給市民。在此過程中，他們又將自然教育、休閒活動注入，取得了一定的經濟效益，以及巨大的社會效應——比如，一些從小跟着大人種菜的孩子，長大後留學歸來、成爲精英，就開始縫合城鄉之間的裂痕，而不是像許多城市精英一樣去割裂。

這個模式，曾被批量複製，CSA生態農業（社區支持農業）、城郊包地種菜等模式曾盛行一時。後來，這個滿足“人民羣衆對美好生活”的做法，卻因爲經濟效益不足而逐漸萎縮——即便小毛驢農園，200畝地綜合產值，最高的一年也不過千萬，在土地價值房地產化的時代，相比房地產或工業園動輒幾十、上百億的產值，實在被“鄙視”；同時，在租金、農產品價格存在天花板，而地租、人工、農資等各項成本成倍漲幅的情況下，其利潤越做越低，根本無法養活一個專業運營團隊……兩相結合，又加重着市場和輿論對這個都市田園夢的質疑和拋棄。

|小毛驢

經濟價值，真的是衡量事物價值的唯一標準嗎？

多年的城市內卷，三年的疫情衝擊，應當要引起社會一些反思，一直以來，我們一面倒、極端化推崇的城市化、市場經濟，真的是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終極方法嗎？

一方面，我信守市場經濟規律，但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和許多調研中，我也時常感到它的悖論。

再舉個例子。現今城市農產品，基本都是工業化種植產物，譬如一顆白菜、一個蘿蔔，都來自某個遙遠省份的工業化大棚。這些菜，爲了規模種植、趕速度、降人工，必然要打農藥、催長素，爲了長途運輸，必然要用冷藏技術、保鮮劑之類，此外，還得加上各項倉儲、物流、渠道成本，通過各種社會大分工，才能上到你的餐桌……

工業化、規模化種植、倉儲、物流、銷售，大分工，聽着很“市場規律”，但換個角度去思考，這些“大衆菜”，尤其在中小城市，如果能夠實現本地供應，就可以大量省去保鮮、物流、倉儲、渠道成本和不必要的食品污染。哪怕價格比外地菜略高一點，農民現摘現賣，對高質量供需、食品安全、市民健康、碳經濟等，是不是都要更合理一點？

或許要問，本地、有機化是不是太理想？事實上，尤其對許多中小城市來說，這種本地化的“高質量供需”，千百年來本就如此。只不過在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中，被人們自己打斷了。

那麼，我們高舉城市化、市場經濟大旗，無差別地設計諸多、且越來越多的市場生產、收購、物流、倉儲、監管、批發、零售等環節，意義在哪裏？

而另一面，工業化、城市化誘導下，種地的農民大量拋荒土地，全跑去城裏拿三五千塊收入（還沒有社保），並支撐動輒上萬元的房價，喫着最劣質的食品，過着並不美好的城市生活，其意義又在哪裏？

相對的，我經常在文章中提到的老家一位姑父，哪怕守着自家的幾畝地，一年光種菜、種甘蔗，再自己騎着三輪車拉到縣城賣，收入也要超過進城打工，並且還能幫助表弟在深圳買房。種地，並沒有輿論想象得那麼不堪。

現實之殘忍，在於他得小心躲着城管！那麼，城管究竟在保護誰的利益？農民的，還是市民的？如果說擔心菜農影響城市交通、環境，那麼，多開闢幾個專門給他們賣菜的市場，或者建立農民與企業、社區直接的供應不就可以？千百年來，在沒有城管的年代，不也自然地實現了高質量供需？

大城市由於人口多，農產品本地化供應不現實，但這並不意味着不可以部分實現。否則，爲什麼大城市周邊有大量“供港”“特供/直供”蔬菜基地？爲什麼港澳居民、特權階層可以享用本地、有機，廣大市民只能喫千里迢迢拉來的工業化農產品？如果說大城市土地有限，那爲什麼寧願放任農地拋荒，也要禁止市民在郊區“開荒”、在屋頂種植？

顯然，以利潤爲中心的市場經濟，以規模效益、職業大分工爲導向的城市化，只是價值獲取和生活方式之一種，而非全部。同時，事實證明，光聚不散的規模化，在貧富分化、城市內卷、疫情衝擊中不斷暴露出其弊病……它們都不完美，都需要反思、調和、改良。

我們終究要去尋回人的價值、社會的價值，而不只是經濟發展的價值。

文明之歌

中華文明之所以傳承5000年不斷，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社會上下存異而求同，“分久必合”。

文明之偉大，既在多樣性，也在其不斷的融合中走向和諧。因故，主分、主個性的西方文明，包括其立足二分法、二元論的思維方式，不斷切分、競爭、聚集的市場經濟，往往趨向分裂，且難以調和。而西方之所以問題重重，卻依然可以持續引領世界，關鍵便在於科技的推動——只是這科技發展，又何嘗不是建立在從分子、原子、離子、質子、中子、電子……不斷切分、細分的基礎上。

這點東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差異，我們要清楚。文明有別，方案自然有別，悶着頭，不管不顧地搞城市化、工業化，是危險的。

單獨的城市文明並不完美，單獨的鄉村文明又難以推動發展，城鄉融合、三產融合，而非繼續切割，纔是文明向善、共同進步的大方向。

城市爲什麼要與鄉村割裂？早在19世紀，英國建築學家霍華德就針對當時嚴重的城市病，提出了兼有城市和鄉村優點的一種“田園城市”模型，以“疏散過分擁擠的城市人口，使居民返回鄉村”，並得到洛杉磯等大量新興城市的應用。

|分散化的田園城市洛杉磯

城市爲什麼要與農業割裂？

2009年，美國新城市主義代表安德雷斯·杜安尼提出了農業城市主義的理論。他認爲，農業不只是一種“業”，它還是一種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他將衆多與食物相關的活動，包括小農場、共享菜園、農貿市場、農產品加工等，精心納入一個個步行社區，以此應對生態危機帶來的一系列制約人類生存發展的問題，並達到城鄉均衡發展的目的。

2011年，在比“魔都”更大的魔都紐約，市中心一座倉庫樓頂就誕生了一大有機農場——布魯克林農莊。它佔地3716平方米，建有自己的雨水收集系統、蜂房、雞舍，種植了30多種有機水果和蔬菜。除了將這些農產品銷售給周圍社區居民和餐館，還會組織週末農場體驗活動、兒童廚師培養計劃、運營小型CSA項目等。

站在齊膝高的豆類作物地裏，眺望曼哈頓的天際線，這個農場雖然有點理想化，但對多數紐約人來說，一個長滿蔬菜的屋頂，比搬到鄉下去農耕更實際。

時任紐約市長的邁克爾·布隆伯格亦是這股都市田園熱的“幕後推手”，爲使紐約成爲可持續發展的城市代表，布隆伯格在2007年地球日啓動名爲“PlaNYC 2030”項目，給建造“屋頂農場”的市民減稅優惠——而不是簡單地打着安全、拆除違建之類的旗號把市民趕下樓。

近年來，身居城市的一些專家，紛紛指出鄉村要搞“三產融合”纔有未來，而雙標化地忽視，自己身處的城市，亦何嘗不需要“三產融合”。

希望從專家到政府，從市場主體到市民，都去推動這樣真正的融合。

作者：民間觀察派，獨立思考者。專欄作者，撰稿人，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

參考書籍/文章：

朱勝萱，《屋頂上的季節》；

中國農業科學院都市農業研究所，《“布魯克林屋頂農場”（Brooklyn Gran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