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議歐洲學中國防疫的奧學者接受環球時報專訪：追蹤每位確診者，中國做法值得借鑑

【環球時報駐奧地利特約記者夏雪】編者的話：“我建議德國學中國防疫舉措，這沒錯！攻擊我的人是在掩飾西方學術界對疫情判斷的失誤。”奧地利學者奧多·考波去年3月曾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這樣表示。53歲的考波絕對是一個具有國際視野和正義感的西方學者，他出生於德國，在中國高校做過講師，擔任過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研究員，現在在洛桑大學工作。一年多過去了，很多國家防疫“躺平”，美國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已經超過100萬，但後者還在自己舉辦的所謂“全球抗疫視頻峯會”上把抗疫問題政治化。近日，考波再度接受本報專訪，通過對比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國情、不同防疫政策和舉措帶來的實際效果，闡釋了他對中國堅持“動態清零”的認識。訪談中，他還表達了西方一些輿論借病毒溯源問題“甩鍋”中國以及對中國防疫政策進行歪曲的不滿。考波建議，中國除了推進自身必要、嚴謹的學術研究，還可以加大對相關國家的支持，讓更多的人分享中國防疫的寶貴經驗。

“北京冬奧防疫舉措是抗疫寶貴經驗”

環球時報：離去年3月我們採訪您已過去一年有餘。通過觀察、對比這一年多來中國和歐洲的防疫舉措，您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考波：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國舉辦北京冬奧會的（閉環）模式——在奧密克戎變異株肆虐最爲嚴重的時候，這場全球大型體育賽事沒有導致任何重大的本地傳播，感染率也保持在極低的水平——這預示了未來我們抗擊流行病的道路。

儘管這樣的模式可能很難在全球範圍內推廣，但如果能將北京在疫情期間舉辦冬奧會的寶貴經驗進行充分研究和針對不同國家的情況進行調整，還是可以探索出控制呼吸道疾病傳播的方法，並降低爲此付出的社會經濟成本。

除疫情嚴重時採取封城管控，我們或許還可以通過使用足夠的防護面屏、空氣過濾器、大規模（核酸）檢測等來實現減少病毒傳播的目的。總有一天，我們將不得不問我們的學術專家：爲什麼這種組合方式在當前的疫情大流行之前沒有進行研究和開發？當中國及一些亞洲國家和地區已準備好這樣做時，在西方國家，“羣體免疫”的概念仍至高無上，甚至連戴口罩是否有益於減少病毒傳播的研究都根本沒有完成。

到目前爲止，中國採取的防疫政策避免了病毒的大流行。這還要感謝中國政府持續追蹤每一位新冠肺炎確診感染者和治癒患者的信息。得益於這些防疫政策，中國專家在應對疫情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經驗。相比而言，在西方國家，絕大多數感染者沒有任何醫療持續追蹤，他們不會反覆接受檢測，以確保病毒從他們的身體中消失。在研究接種疫苗降低重症風險、積累對“新冠肺炎長期後遺症（‘長期新冠’）”研究信息等諸多方面，中國的經驗也會促使更多國家尋求與中國的交流與合作。

環球時報：您的研究曾受到一些西方媒體的攻擊。這樣的情況有所改變嗎？

考波：5月9日，德國《世界報》發表了一篇文章，試圖抹黑我以及我所談論的中國“動態清零”（總方針）。很快，我再次在社交媒體上收到大量帶有仇恨言論的垃圾郵件。

在接受這家德國媒體採訪時，我只是試圖闡釋我的觀點：在中國，讓病毒在社會中傳播的後果會比病毒在西方國家傳播造成的影響更爲嚴重。比如“長期新冠”的問題，我解釋說根據西方的一些研究，如果中國也搞“羣體免疫”，將至少有3500萬人成爲“長期新冠”。寫這篇文章的記者完全忽略了這些論點。結果是《世界報》的這篇文章和很多西方媒體刊發的文章一樣，將中國的“動態清零”描述爲“某種專制的瘋狂”。

我還注意到西方對中國防疫措施的持續抹黑，這是一個事實。許多民意調查清楚地表明瞭這一點。儘管中國對抗擊疫情作出了堪稱楷模的反應，但西方專家、媒體和政府已經能夠說服大多數西方民衆，使他們認爲中國應該以某種方式對整個流行病的傳播負有責任。這種灌輸主要基於假新聞。迄今爲止，一些人仍在肆意散佈謊言。

環球時報：全球抗擊疫情已經兩年多，仍有一些西方國家借炒作病毒溯源的問題，藉機讓中國爲其防疫不力背黑鍋。對此，您怎麼看？

考波：與一羣病毒學家和生物學家一起經過數月工作後，我們在英國醫學雜誌《全球健康》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新冠病毒在歐洲早期傳播的學術論文。我們還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不僅在歐洲，而且在病毒於2019年12月底在武漢被發現之前可能已經傳播的所有其他地區。如上所述，在病毒溯源的問題上，一些西方國家非常樂於把自己的防疫失敗歸咎於中國，它們不會爲這項研究提供任何支持或資金。

我建議，中國可以加大對相關國家在病毒學領域研究的支持，並開展同學術界、媒體界的合作，在病毒溯源等問題上掌握公共話語權。

“保護弱勢羣體的警告被西方忽視”

環球時報：您現在在瑞士洛桑大學工作。那裏的實際情況如何，採取什麼樣的防疫政策？

考波：瑞士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戰略主要基於疫苗的使用。由於國家富裕，該國能夠確保及早供應疫苗，其結果是死亡率大幅下降。瑞士擁有非常高的生活水平和出色的醫療保健系統，特別是重症監護室的容量遠高於世界上大多數其他國家。此外，瑞士全國沒有一座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因此，瑞士比大多數國家更容易應對疫情的影響。從疫情開始，瑞士專家就提出了爭取“羣體免疫”，但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採取措施減緩病毒的傳播，以避免醫院超負荷運轉。

與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一樣，瑞士2020年春季實施過“封鎖令”，但也在2020年冬季和2021年冬季放鬆管控措施。然而，即使從官方文件中也可以明顯看出，當局從未試圖將感染人數保持在儘可能低的水平。2022年3月防疫措施都被取消後，正如可以預料的那樣，瑞士確診病例數量出現新的反彈，但隨後的防疫政策並沒有作出反應。這些國家的目標似乎很明顯——確保儘可能多的人被感染，同時保持在醫療系統的能力之下，讓經濟儘快重啓。

也有很多專家試圖警告公衆這樣做的後果，特別是“長期新冠”同樣會對社會經濟造成影響，但他們的警告被忽略了。

環球時報：您去年在給德國政府的文件中建議歐洲應向中國和韓國借鑑相關防疫經驗，如通過大規模的檢測和隔離來遏制病毒的傳播。但最近韓國媒體稱，韓國防疫政策從嚴管嚴控向“與新冠病毒共存”模式轉變後，“相互傳染現象慘不忍睹，醫療體系處於部分崩潰狀態”。特別是在養老院等機構，出現集體感染的現象。該如何看相關國家的這些變化？如果防疫“躺平”，是不是對老年人、兒童、低收入者、缺少醫療保障者等弱勢羣體的影響最爲嚴重？

考波：確實，在西方國家，專家和政府也在不斷重申老年人、有特殊風險因素的人、低收入或沒有醫療保險的人最容易感染新冠病毒。我們試圖提高對弱勢羣體大規模感染新冠病毒的危險認識，這早就體現在2020年3月給德國內政部撰寫的有關“如何控制新冠疫情”戰略文件中。但我們的警告被忽視了。西方國家的問題是，很大一部分人口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絕對自由”，來幫助控制一種在他們看來隻影響老年人和高危人羣的病毒，而且甚至這些羣體中的數萬或數十萬死亡病例似乎也與他們無關。對於非西方人來說，這可能看起來像是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對社會沒有任何責任。事實就是如此，表現出這種態度的人還將自己視爲與“威權政府”作鬥爭的英雄。

當我們討論從加強防控政策到“與新冠病毒共存”模式過渡時，我們應該更多地關注“長期新冠”的危險，它會影響每個人，甚至是健康的年輕人，其危害與目前已知的高風險幾乎相同。這可能會讓很多國家的人在政府取消戴口罩等措施之前再三思量。戴口罩等措施有點煩人，但不妨礙我們從事任何經濟或社會活動。

“羣體免疫”的概念一再誤導西方國家

環球時報：你們的這些觀點會讓一些有影響力的專家和政府官員認識到自身的錯誤，並在短時間內作出改變嗎？

考波：在西方學術界，“學術共識”至高無上，且往往取決於學術界有影響力的成員認爲什麼是“可取的”，他們不容忍違背共識的研究或意見。面對由呼吸道疾病引起的疫情時採取的一般策略就是個很好的例證。在過去的十年中，有影響力的西方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認爲，政府和社會應該讓病毒在人羣中傳播，預防感染的措施應僅在個人層面採取，而國家的作用應該只在於減緩病毒的傳播，以防止醫療資源的不堪重負，如減緩傳播應通過限制活動來實現。某種程度上，這種共識基本上阻止了學術研究人員對如何有效控制疫情進行必要的研究，甚至關於戴好口罩對防止呼吸道病毒傳播有無作用的最基本研究都沒有完成。這就是爲什麼西方病毒學家在大流行開始時建議不要戴口罩的原因。而這樣做，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在西方，關於其他措施，如大規模檢測、使用防護面屏、空氣過濾器和注意口腔衛生（漱口、鼻沖洗）等如何有助於疫情防控的研究也沒有完成。西方國家對防疫的認識或許仍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當時“西班牙大流感”疫情（該流感疫情並不源自於西班牙，但在當時被西方強勢媒體冠以此名並流傳至今——編者注）迫使一些國家臨時採取各種措施。而實際上，在1918年時人們就普遍認識並接受口罩的防疫功效，但在2020年，西方病毒學家竟然最初建議民衆不要使用口罩，後來迫於輿論壓力才改變立場。至於是採取“羣體免疫”策略還是在疫苗或特效藥出現之前努力將病毒傳播控制在低水平，這些爭論也讓西方學術界承受着來自公衆的巨大壓力，而且這種壓力會讓他們改變最初的觀點。

在疫情面前，一種支持“羣體免疫”的“學術共識”決定了學術界的思想和行爲。它是如此強大，以至於幾乎沒有一個研究人員敢於反對它並進行必要的研究，以找出如何阻止疫情的方法，而不是讓病毒在整個人羣中傳播。相反，一些西方媒體和學術界個別成員還會找幾個“替罪羊”，如“甩鍋”中國。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瞭解西方學術界這些失敗的原因，因爲這不僅威脅到西方社會的穩定，而且也威脅到國際關係的穩定與世界和平。中國必須確保進行必要的學術研究，並以有效的方式與全世界人民交流。這樣，我們就可以對西方施加必要的壓力，讓他們反思自己的失敗，而不是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其他國家。

環球時報：西方的這些錯誤認識，是否會影響到與中國的合作？

考波：疫情暴發初期的幾個月，“羣體免疫”的概念被西方專家和媒體廣爲傳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通過感染獲得的自然免疫力是否優於通過疫苗獲得的免疫力？在這方面，許多西方知名專家一再誤導民衆，這對疫苗的接受程度造成災難性後果。除“羣體免疫”造成累計死亡病例增加外，事實證明，其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並沒有持續多久。在一些疫苗接種率較低的東歐國家，每一輪疫情的感染率都相對較高，且新的一輪都比前一輪更致命。病毒學家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這一點。但許多人，包括有影響力的專家，仍然堅持認爲自然免疫優於通過疫苗獲得的人工免疫。這些專家應對很大一部分西方民衆對待接種疫苗和其他遏制病毒措施懷有的敵意負責。要知道，在西方國家，虛假信息有時也來自高素質的專家。

即使如此，西方國家仍將非常強大，一些人仍認爲中國的日益發展是一種巨大威脅。我認爲，中國還必須做更多的工作來與西方進行有效對話，特別是通過嚴謹的學術研究，爲共同解決病毒大流行難題制定有效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