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聯社5月20日訊（編輯 馬蘭）週四，斯里蘭卡央行行長Nandalal Weerasinghe宣佈，斯里蘭卡出現主權債務違約。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斯里蘭卡一直警告債務危機，終於在昨天由擔憂變成了現實。

IMF今年4月已發聲警告，大約60%的低收入國家目前正處於或可能出現債務危機。

通脹抬頭、全球範圍內貨幣政策收緊、新冠疫情的持續都在增加公共和私人的債務負擔，即便是發達經濟體也不能獨善其身。債務危機正在變成全球性的問題。

斯里蘭卡可能只是主權違約集中爆發的一個先鋒，與歷史上的主權違約都有一些共同點。而這些共同點，也許能夠幫助大家尋出下一風險點。

經濟結構

斯里蘭卡是南亞的一個島國，因島嶼形狀近似淚珠，而被譽爲“印度洋之淚”。

對斯里蘭卡來說，創收外匯的最重要途徑之一，就是依靠島嶼的秀麗風景開發旅遊業。但這個支柱產業卻在新冠疫情下受到沉重打擊。

除了旅遊，斯里蘭卡也是一個熱帶經濟作物的出口國家，如椰子、咖啡、稻米、茶葉等。其中錫蘭紅茶又是它的代表性商品，不僅享有美譽，同時帶回不菲外匯。

但是僅靠一個錫蘭紅茶是不可能支撐整個斯里蘭卡的，這就是一個國家沒有完整產業鏈的缺陷。當明星出口產品或服務無法增長，而進口產品又是不可缺少的物資時，貿易逆差不斷加大，國家最後將陷入債務陰影。

這也是一些拉美國家的通病。以最愛“破產”的阿根廷爲例，它從1827年開始到2020年，主權違約就至少發生了9次。最近一次就是在2020年4月，當時新冠疫情是導致其破產的一個主要因素。

但細究根本，也是經濟結構的問題。

阿根廷曾被稱作“世界的糧倉和肉庫”，於是它便只在初級產品上發力，工業基礎薄弱。因爲工業不振，政府又想要保護這些國內的“幼稚產業”，而不是適度引入外資，以競爭激發工業獲利。

這樣的一個弊端是，它出口初級材料，卻進口加工後的商品，相當於拿自己的資源養他國的人力。而且阿根廷的出口產品大多數並無技術含量，也就導致其無法掌握定價權，長期下來，貿易逆差不斷累積，最後債臺高築。

這也就是國際上不斷強調“完整產業鏈”的原因，只有農業或者只有工業，都會受制於人。但阿根廷顯然還在這個泥沼之中，拔不出來。

外債因素

疫情刺破了很多國家的經濟繁榮表象，暴露出產業結構問題。但除了疫情，貨幣也是其中一個幫兇。

自今年以來，美元流動性不斷趨緊，加息預期讓資本不斷從海外市場迴流，且加劇了一些國家美元債務的利息負擔和融資難度。而在寬貨幣政策時，部分國家因爲“眼饞”低息而不斷舉債，急速擴張其外債規模，也爲現在的償付難題埋下伏筆。

一般情況下，一個理智的政府即便是在資金利息便宜的情況下也知道借債有度，在自身能力範圍內借錢；然後在到期還錢時，可以通過期間累積的外匯盈餘還錢或是依靠良好信譽再次融資，從而避免違約。

但是也不是每個國家都知道“剋制”怎麼寫，或者說，自身形勢逼得它們無法剋制。

前者如阿根廷，後者如斯里蘭卡。

斯里蘭卡的困境在於新冠已經讓其沒有矜持的餘地，若要繼續進口民生必需商品，舉債是唯一出路，但是如何償還，只能看老天給不給面子。新冠疫情如果儘早地結束，斯里蘭卡會迎來一波新的遊客潮，那麼外儲會立刻豐滿，這是它最希望看到的一幕。

而對於阿根廷來說，自身主權信用已經很低，用國內貨幣發債也沒什麼人買，只能在國際市場上借入強勢貨幣。但強勢貨幣又受到本國貨幣當局政策的影響，如美元，今年來美聯儲一加息，資本就容現出現外逃，阿根廷想要借新債將更加困難。

還有一種情況更加棘手，像厄瓜多爾這類國家，貨幣完全美元化，並未發行自己的法定貨幣，而是直接用美元來流通。當美元外流時，它們根本沒有抵禦風險的能力，只能眼睜睜看着債務到期，宣佈違約。因爲它們自身印不了美元來自救。

政治因素

經濟危機常常伴隨着政治動盪。而根據學者的不完全統計，在歷史上發生的22次主權債務違約中，有11次在當年或是危機後第一年出現了執政黨更迭。

有些時候是由政治亂象傳導到經濟上，導致出現主權違約，比如2008年厄瓜多爾的主權違約。

當時左翼領導人、厄瓜多爾的總統Correa在擁有60億美元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選擇拒絕支付3100萬美元的主權債務利息，以此來獲得短暫的政治支持。

因爲當時石油價格急跌，厄瓜多爾又依靠石油創匯，所以爲了可預見的出口收入下滑，該總統選擇“先發制人”。這也被滿頭問號的分析師們稱作“全球第一起‘意識形態’違約。”

但有些時候，卻是經濟危機導致了政治風暴，比如說現在的斯里蘭卡。

自經濟出現問題以來，斯里蘭卡政府先後開始了宵禁、限電、限購等一系列措施，不過都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引發了民衆更大的不滿。此後，反政府組織興起，暴力和非暴力的抗議接連上演。5月12日，斯里蘭卡總理辭職，抗議者並不滿足，稱將持續施壓，直至總統也下臺。

斯里蘭卡政府已陷入無序，並正朝着無政府狀態發展。總統不斷呼籲建立統一政府，但反對派人士卻說總統不辭職，他們不會停止行動。

而昨天宣佈違約的斯里蘭卡央行行長也表示，如果短期找不到解決危機的辦法，繼續每天停電10到12個小時，他也將選擇辭職。

總統無辜嗎？倒也未必，在疫情中大搞“有機農業”騷操作，讓農田大幅減產。後來債務壓力沉重迫人依舊以“尊嚴”爲由拒絕IMF介入，只是一直嘴上提出債務持有國對其進行債務重組的要求，並沒有實質性的發展。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斯里蘭卡也不是一天就“破產”的。經濟問題只是一方面，“不靠譜”的領導人有時也挺致命的。

制度因素

除了以上的三個角度，主權違約歷史中，還有更加濃墨重彩的一筆，就是希臘引發的歐債危機，爆發原因是與歐元區的貨幣一體化制度相關。

希臘的債務始於冗雜的社會福利支出，其中對公務人員的支出就佔到全年GDP的10%以上。

2009年12月希臘政府公佈政府赤字率達到12.7%，公共債務則佔到當年GDP的113%。而在構建歐元區的《馬斯特里赫條約》中，規定兩個數據的上限僅爲3%和60%。

但希臘債務表象原因的背後，反映出歐元區經濟的殘酷本質特徵：經濟實力和製造實力強大的國家，利用商品和服務的輸出，實現對弱國財富的虹吸。

強國通過持續不斷的產品製造和出口，將其它國家的財富交換到自己手中，同時又在不斷購買其它國家的外債來保持他們的消費力，往復循環，帶動強國的產品和服務持續輸出。

最後，沒有出口優勢的國家既無法賺回歐元，又放棄不了自己的高福利水平，同時受限於歐盟內部的統一要求，本國央行無法印錢放水，那隻能看着債務規模越滾越大，形成了希臘那時候出現的危機。

這就是歐元區制度上天然的限制，原本貨幣一體化設想提出時就假設區域內國家的經濟水平趨同，甚至在政治方向也要一致。但現在來看，這個在歐洲進行的一體化實驗還有太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當然，這種制度上的缺陷，也讓其引發的主權違約只存在於歐元區，畢竟對於其他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自主配套使用的主權國來說，很少會出現希臘這種情況。

但無論是什麼國家發生了主權債務違約，無論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主權債務違約，我們都可以看到是受多重因素的共同影響，這也讓主權違約的影響變得十分巨大。

不僅對違約國來說是一場災難，對持有違約國債務的國家來說也是巨大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