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海淀區疾控流調組長：我們竭盡全力，就是爲了減少信息遺漏

4月下旬，北京發生新冠病毒本土傳播疫情。隨着疫情的發展，海淀區不斷有陽性確診病例報告，社會面時有零星病例出現。一例確診病例報告後，對於風險點位、風險人羣等信息的掌握，是摸清病毒傳播鏈的關鍵。

在海淀區疾控中心，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在這裏夜以繼日地開展着。現場風險排查處置、病例活動軌跡信息整理、密接和次密接人員信息篩查，自疫情發生以來，這些工作一刻也沒停過。海淀區疾控成立了多個專班，每人按24小時一班交接工作。

流調是如何開展的？從現場環境到人員信息，是如何一層層“浮出水面”的？5月20日，擔任過流調組長的海淀區疾控中心傳染病與地方病控制科副科長劉鋒，講述了他們與奧密克戎賽跑的故事。

設置流調指揮部和專班，一有核酸陽性樣本就要迅速啓動流調

新京報：目前海淀區疾控中心處理流調工作的架構是怎麼樣的，能簡單介紹下嗎？

劉鋒：爲了應對此次疫情，我們在海淀公安分局設立了流調指揮部，這個指揮部主要指揮與確診病例有關的現場處置工作。同時，我們在海淀區設置了2個處置專班，由疾控、醫院和公安組成專班，對風險點位進行處置工作。

在區疾控中心，我們一方面協調和做一些技術指導工作，另一方面，涉及病例的工作地點、居住小區的現場，還有商場、學校、醫院，我們要做一些現場處置工作。另外，我們還承擔着大量的密接人員、次密接人員的信息流轉工作。

新京報：從發現核酸陽性樣本開始，流調工作就會立即啓動嗎？

劉鋒：是這樣的，如果在十混一核酸檢測中發現了陽性樣本，我們會第一時間看看，兩個酒店的專班哪個離得近，由他們去分別採集這10個人的核酸樣本，包括做抗原檢測來初步判斷誰可能是陽性。同時，我們也啓動對這10個人初步的流調。

抗原檢測比較快，會指向某一個陽性，這時我們就開始做深入的流調了。同時，這10個人單採的樣本也會送到我們疾控中心來做檢測，核酸結果出來後，會根據流調的信息排查他的風險點位。

新京報：你剛剛說到現場處置，一般在現場會涉及哪些工作？

劉鋒：比如，一個樓宇或小區發現了陽性病例，我們首先要對這個小區進行臨時封控。採樣人員要進行樣本採集，採集他的家人、鄰居等可能成爲密接人員的核酸樣本，以及樓道的環境樣本。

同時，我們還會根據流調的內容，排查他在社區的活動範圍，有沒有接觸到人，以及他活動的頻率。

其實現場還有一方面工作，就是對整個小區的情況要有所瞭解。比如，小區有沒有對外的機構，外面的人有沒有可能進來跟小區有接觸，包括來串門的、送快遞的，這些人員來往的情況。我們還要現場跟社區、街道的人員溝通，幫社區解決一些現實的問題。這些工作結束後，我們會根據採樣的結果和現場工作的情況，出一個處置建議，爲小區下一步防疫工作的開展提供參考。

“最大困難就是避免信息遺漏”

新京報：在流調的過程中，有遇到調查對象不配合的情況嗎？

劉鋒：說實話，我們去調查他的活動軌跡，會涉及個人生活的情況，有的人有情緒、不耐煩，會有這樣的情況。我們也表示理解，就要做他們的工作。當然，除了問之外，我們也會運用大數據，包括手機信號、健康寶掃碼情況等技術手段去了解風險人員的活動軌跡情況。

新京報：流調過程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劉鋒：一管陽性樣本，我們要先處理最重要的信息，控制好風險。但調查不敢保證100%掌握全部的信息，要說困難，可能就是如何盡最大可能避免信息遺漏。

比如商場售貨員，遇到一位顧客，他也沒帶手機，現場是現金支付的，如果當時攝像頭又不太好，這種情況就不太好確定人員信息了。如果有遺漏，就意味着病毒的傳播情況我們還沒有全部掌握。其實我們做這麼大量的工作，就是爲了儘可能減少信息遺漏，掌握病毒的傳播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