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提到过这样一句话：“这世上令人不可直视的，除了太阳，还有人心。”
如果说太阳令人无法直视，是因为光芒过于刺眼，使人无法睁开眼睛；那么人心的无法直视，则是因为人性的阴暗面会因为目光的注视，被越来越多发掘出来，愈发使人心灰意冷，越来越难再相信人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相信这话是对的，那些社会上发生过的各种恶性事件，林林总总证明了这句话，更令人惊叹于东野圭吾对人性的了解是那么深刻。
但后来我发现这一概念也有偏颇，人心的不可直视有时固然是因为其晦暗，但有时却又是因为人性中的光辉。那光辉如同太阳倾泻下的光芒一般，令所有的罪恶无所遁形，战战兢兢，他们嘶吼着，张牙舞爪地要去掩盖它，因为他们怕它，只要有这样的光辉存在，就会有更多类似的光辉被诱发出来，最终照遍所有角落，使每一份罪恶无所遁形。
譬如张纯如，自她看似柔弱的身躯上散发出的光辉，就令人无法直视。
很多人质疑，我在称其为先生时，总有人说她当得起吗？从国籍上来看，张纯如持有的是美国绿卡，不是中国的身份证。但如果说张纯如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中国人，也不会让人觉得有任何不妥。毕竟，她比某些自诩“中国人”的人为中国所做的事，比那些人乘起来都要多。
1968年出生的张纯如是无可指摘的第二代美国华裔，性情温良的她在父母的陪伴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而在分别研究物理学的父亲和微生物学的母亲的影响下，张纯如一开始的时候攻读的是计算机，虽然性格温柔宁静，但张纯如的骨子里却有一种灵动和执着。出于某种无法考究的原因，原本读计算机的张纯如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直接把自己的专业转成了新闻专业，即使当时她距离拿到计算机专业学位仅有一步之遥。
这样性情坚毅而又文静的女孩，在任何领域都能有一番建树。从伊利诺伊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张纯如先是当了一名记者，之后又获得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写作硕士学位，自此张纯如开始专职写作。
张纯如出版的第一本书将视角聚焦在钱学森先生身上。为了写出这本书，张纯如第一次回到祖国，原本的计划是想采访钱学森，但没有成功，就去了钱学森在杭州的祖居和故宅，之后回到美国的张纯如写出了那本《蚕丝——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广受好评，同时也获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这个麦克阿瑟跟那个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不是同一个人）并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太平洋文化基金会等美国社会群体的赞助。
如果没有意外，张纯如会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和一个美国人结婚，继续从事自己的写作，度过外人眼里幸福美满的一生。
但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意外。有天张纯如看到了一张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照片里一个日本军官将手中的军刀挥过一个中国人的脖子，而那个中国人的脖子还没来得及掉下来。
这张照片勾起了她的一些回忆。
“……很多人，我也不记得有多少，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人，日本人把他们赶到一个大坑里，先用机枪扫射，等到没有站着的人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尸体倒上汽油，一股脑烧掉……”
“……那些人（指日本兵）不把中国人当人看的，每天他们都把抢来的女人拖进军营里，同时也用推车把死掉的女人们推出来，有时候什么都不盖……”
这些，是张纯如的外祖父张铁军对她说的话。
历史在阳光下，容不得半点阴霾
从外祖父口中听到这些的时候，张纯如很难有什么真实感，因为年代的差异，那个时候尚且年幼的她没法想象这些竟然是真实发生过的。但当她在看到那张照片以后，外祖父告诉她的话，那些她以为已经沉淀在记忆中、渐渐模糊的话，竟然像被风拂去了尘埃一样，一点一点变得清晰起来，一些她刚听到时甚至没有注意到的话里的细节，也变得无比详实而具体。张纯如甚至能在脑袋里构建出外祖父用语言描绘的画面。
而这些画面带给她的，是一阵阵难以平息的心悸。自己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大手紧紧攥住，每透一口气都无比艰难。她下了一个影响她自己后半生的决定：她要让这段历史重新回到世人面前，让所有人都正视这次不能被遗忘的大屠杀。
带着试水性质的第一本书真的成功了以后，张纯如认为自己应该具备了足够的能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南京大屠杀放在整个世界眼前了。诚然她在写作上确实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但当时的张纯如不知道的是，要以一个人的力量面对那样一段历史，单靠写作上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将那段历史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在整个世界面前，张纯如前后花了近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里她不断前往世界各地，探访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不比年少时坐在外祖父膝前的懵懂与无知，此时的张纯如已经有了很强烈的通感能力，但这无论是对于她自己，还是那些幸存者来说，都无异于一场灾难：幸存者要将自己的伤疤再次撕开，向她展现那些血淋淋的事实；而她自己则因为强烈的痛感，要一个人承受所有幸存者的伤痛，并将这些伤痛重新进行梳理，最大限度还原历史的全貌……
张纯如访问的对象很多，查找的资料更是浩如烟海，她收集的资料光是在语种上就包括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在类型上包括各种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原始材料，她会去查阅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甚至还会尝试和日本的二战老兵书信联系，从他们口中还原历史的真相。
后来，在发觉这些资料尚不能给她提供足够的信息时，张纯如辗转至香港，然后坐火车前往南京，因为水土不服，在火车上就已经生病了。饶是如此，她在南京逗留的25日里，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达到10小时以上。因为自己中文的水平不太好，只能进行一般的交流，于是就请求翻译杨夏鸣逐字逐句为她翻译，反复推敲可能有歧义的用词或句子。而在探访南京当地从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幸存者时，尽管她听不懂对方的方言，但依然执着地录下来，回去反复推敲。这种在工作上表现出的执着，让与她共事的人一度觉得她甚至有些偏执。
这种近乎偏执的执着也带给了她应有的回报。她在寻访各类第一手资料时，找到了非常重要的《拉贝日记》和《魏特琳日记》，两本日记的作者约翰·拉贝和明妮·魏特琳都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在南京大屠杀发生时努力救下了数万中国人民，可惜两位好人却没有应有的结局：拉贝先生回国后落于清贫，最终因病情恶化中风去世；魏特琳女士更是因为目睹南京大屠杀而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在离开中国一周年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的事迹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张纯如，也让张纯如坚定了要写完这本书的决心。然而纵然有着这样的信念支持，张纯如在深夜里独自梳理这些史料时，依然会因为那些出离人性的行为感到痛苦、愤怒，这跨越了几十年的痛苦、愤怒和一切消极情绪依然有着很强的力量，在张纯如收集史料、整理、撰写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折磨着她的肉体和精神。换言之，从张纯如收集第一份史料到写完最后一个字，见证那段令人不敢直视的历史所造成的替代性创伤一直都陪伴着她……
所谓的替代性创伤是什么呢？是指一定时间接受、了解受害人的事例，导致损害的程度超过人在心理和情绪上的耐受极限，从而产生各种心理及生理异常现象。这种异常现象是见证者对生还者创伤的同情和共情产生的，会对见证者本人也造成严重的身心困扰，更严重的会导致见证者精神崩溃。如果各位在理解上还是觉得不够深刻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暂停，搜索“印尼排华大屠杀”、“文夕大火”、“大隧道惨案”等等文字叙述或图片内容，相信了解完之后各位会对替代性创伤有一个深切的认识。
这是一种很难想象的感觉，比起刚刚告诉各位的那些惨案，张纯如要面临的是第一手史料，而南京大屠杀更是堪称人类酷刑的百科全书，她要以一个27岁女性的柔弱身躯，独自面对任何难以想象的内容，而且还要把这些内容叙述出来……
没有人能够想象成书的那些夜里她是怎样度过的，在身边人的回忆里，她脱发、失眠、体重下降、整夜气得发抖，甚至渐渐脱了人形。她的母亲张盈盈心疼她，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呢？你不做，总也会有别人去做。”
张纯如听了母亲这话之后，没有因为母亲的不理解歇斯底里，而是尽量控制着情绪对母亲说：“西方国家只知道纳粹屠杀犹太人，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二战中曾经疯狂地屠杀中国人，国际舆论只谴责纳粹在二战中的暴行，很少抨击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中的暴行。就是因为相关史实的宣传太少，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想，那他们的暴行，永远都不会被人知道！”
没人能劝得住她了。即使前方的路通往无尽炼狱，她已经迈出的脚步也不会犹豫半分。那个昔年围在母亲身畔的小女孩，此刻柔弱的身躯里竟不知为何，承载了永不停息的力量。
1997年，《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在美国出版，英文版的名字叫《南京浩劫》（The Rape of NANKING），这本书一经问世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引发了包括哈佛及斯坦福在内美国一流学府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一个月就进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受读者喜爱的书籍。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柯比在这本书的序言里留下这样一句话：
“这是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中文著作。”
此书一经面世，就使整个西方世界为之震动。张纯如以自己孤勇者的努力和勇气，让全世界所有人真正直面那段惨绝人寰的记忆，也让南京大屠杀重新回到世人眼中。
除了一部分人，盘踞在日本的右翼势力。
这本书的出现在美国首先引发了很大反响，日本右翼势力为此感到惊慌，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指控书中的细节不真实，并在公共场合指责张纯如。而张纯如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总会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进行回击，虽然外表文静，但出口的每一句话总能击中对方的要害。2001年9月，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张纯如第一个登台发言。她的演讲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了所谓的“疑问”，张纯如立即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到会的许多专家学者也站在张的一边批驳日本人，两个日本人只得悻然离开了会场。
几次之后，张纯如遭遇的就不再是日本右翼的正面对抗，而是一些不入流的手段：她的家庭住址被泄露，逼得她不得不几次搬家；她总是会收到来历不明的信件，信里的内容有家人打了红叉的照片、有子弹，也有动物残缺的尸体。
不仅如此，长期高强度的工作和经历的大量替代性创伤，也狠狠伤害了张纯如的精神，使得她不得不依靠药物来维持精神稳定。她的精神原本像一根铁条那样坚韧，但工作带来的压力和痛苦以及日本右翼的迫害，像握在两侧翻折铁条的两只大手。而在张纯如写完反映华人在美境地的第三本书《在美国的华人》之后，又有其他的势力参与到对她的监视和迫害中……
2004年11月9日，张纯如驾着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段荒凉的公路边，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手枪饮弹自尽。在决定这么做之前，她给所有人留下了一张纸条：“我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而她的遗体则安葬在加州洛斯盖多圣安东尼牧场的天堂之门公墓，墓碑上写有这样的话：“挚爱的妻子和母亲，作家、历史学家，人权斗士。”
此后若没有光，您所留下的精神将是这世上唯一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