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戰犯都被送上了斷頭臺。
二戰的硝煙過後，有不少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戰犯潛逃到世界某一個角落，過上了隱姓埋名的生活。
許多國家戰後都着力於發展經濟，不願意花費巨大的金錢和精力去追緝。
只有一個組織——以色列摩薩德，窮盡永遠不遺餘力去和在逃的戰犯死磕到底。
1960年3月的一個清晨，在一間森冷的辦公室，以色列總理古裏安正在接見魯莽闖進來的摩薩德首腦哈雷爾。
哈雷爾來不及道歉，火急火燎地遞給總理一張照片，照片中一個50多歲的男人佔據了全畫幅。
古裏安凝視着照片，怒目圓瞪，氣得發抖，嘴裏咬牙切齒地說：“最低限度要提頭見我。”
哈雷爾筆挺地做了一個立正軍姿，回答道：“絕對有這個把握！”
這個被摩薩德盯上的人，額頭上已經鑿了一個死字，他就是阿道夫· 艾希曼。
艾希曼生於1906年的德國，成爲社畜後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吸塵器推銷員，混到26歲加入了納粹黨。自此他在政治上一路高歌猛進，從集中營的頭頭幹到了猶太人問題專家，只用了僅僅4年。
他畢生的志願就是醉心於如何解決猶太人，1942年，他擁有了對猶太人的生殺大權。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屠殺的600萬猶太人當中，有65萬是艾希曼親自下令驅逐屠殺的。在屠殺200萬猶太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艾希曼爲了高效率殺死猶太人，發明了煤氣中毒的方法，成片成片猶太人口吐白沫死去。
這樣一個劊子手，可謂是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然而，二戰結束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卻沒有出現艾希曼的身影。
他生死未僕下落不明，但摩薩德始終沒有放棄對他的追捕，堅決“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終於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艾希曼銷聲匿跡長達15年，接到了有關他行蹤的第一份情報。
說來，這份情報的獲得，還帶有點滑稽，或許艾希曼也不會想到，出賣他的，是他最親密的人。
那是1957年的秋天，在阿根廷首都，有一個年輕的小夥正在追求一個有衆多追求者的漂亮姑娘，爲了把其他競爭情敵幹掉，小夥果斷拼爹，搬出自己父親曾在德國軍隊乃至帝國的許多地區擔任過大官要職的光鮮履歷。
小姑娘聽了果然生出崇拜繼而委身，小夥乘勝追擊，又拿自己和父親做對比，他說父親一生最大的敗筆就是沒把猶太人趕盡殺絕，換做自己就會一個不留殺個精光。
這番言論讓小姑娘喫驚又反感，小夥有所不知，小姑娘身上就流着猶太人的血。
她回家之後把這個男友的“種族滅絕”言論告訴給了雙目失明的父親，碰巧父親聽報紙的時候，獲悉德國總檢察長鮑威爾正在尋找黨衛軍頭目艾希曼的下落。老父親一下子醍醐灌頂，將女兒的男朋友和艾希曼的關係聯想起來。
小姑娘的父親叫赫爾曼，是當年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倖存者，眼睛就是在那裏被害瞎的，他滿腹狐疑問女兒，她的男友姓甚名誰住在哪？
小姑娘自己也一臉懵，因爲男友行蹤詭祕，從不吐露家庭地址，來往信件也是寄存於他的一位朋友家代收，關於男友的名字，只知道他叫尼克。
這讓赫爾曼更加懷疑女兒男友的身份蹊蹺，於是和女兒找到替尼克代收信件的那位朋友，再從他口中查到了尼克的住址——查爾布科大街4261號，門牌上寫着兩位住客的名字——“達古特”和“克萊門特”，房東則是一個叫“史密特”的人。
赫爾曼老人的直覺告訴他，自己發現了艾希曼的蹤跡，於是立馬去信給德國總檢察長鮑威爾。
尷尬的是，鮑威爾雖然也在苦苦尋找艾希曼，但實際上他沒有能力去說服德國當局開展追蹤行動，換而言之他也只是在媒體報紙上喊喊口號而已，實則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把這條線索輾轉交到了摩薩德首腦哈雷爾的手上。
哈雷爾拿到這份情報時，也是頭疼了好一陣，摩薩德每天收到有關恐怖分子的情報多如牛毛，真真假假纏夾不清，到頭來認真去甄別，結果錢花去不少，有價值的情報卻沒幾條。
要知道，以色列財政有限，摩薩德是一個經費緊張，全靠信仰的組織。
但這次牽涉到重要戰犯艾希曼，還是勾起了哈雷爾的調查慾望，思前想後，他選擇寧可信其有，決定先派出小規模的特別行動組（三名特工）潛入阿根廷祕密調查。
可惜，歷經兩年漫長而艱難的調查，仍然茫無頭緒。
1959年12月，哈雷爾可能是爭取到了大筆的調查經費，他豁出去地成立了一個調查組，開進歐洲地區對艾希曼的關係網進行祕密監視。
主要的監視對象包括但不限於艾希曼的德國妻子、他82歲的老父親以及四個兄弟。
這項工作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簡單，首先是在別的國家幹祕密勾當不容易，其次艾希曼本來就是黨衛軍頭子，反偵察警惕性極強，所以絕不能讓他察覺到周邊的風吹草動，連樹葉動彈都不能，否則就會功虧一簣。
通過大量的祕密走訪，摩薩德特工發現艾希曼是個戀家狂，即使處境危險，仍不願和家人長久分離，時常會在生活上和妻兒們發生交集。最新的線索顯示，爲了不遠離家人，艾希曼藏匿在南美洲某國，但由於艾希曼親屬個個口風極嚴，都爲他打掩護，所以艾希曼是不是藏在阿根廷得不到肯定。
除此外，令調查組啼笑皆非的是，一開始報信的赫爾曼老人提供的線索地址——查爾布科大街4261號，被他一口咬定是艾希曼的房東史密特，經調查證實不是同一人；房客“達古特”和“克萊門特”也早已搬家去向不明，儼然是一個空無一人，和艾希曼毫無關聯的一個房子。
如果是這樣的話，摩薩德向歐洲地區派出調查組，純粹是無頭蒼蠅誤打正着，他們根本沒有獲得外界任何準確的線索，調查工作完全是從零開始。
圖 | 艾希曼左三
正正由於對情報的誤判，導致調查組陷入瓶頸。先不說尚不能確定艾希曼藏在南美洲哪一個國家，就算真的確定艾希曼就藏在阿根廷，要在一個國家漫無目的地大海撈針找人，也是難如登天。另外還有一個壓力是，如果再拿不出成績向上彙報，上級不會再給這個調查撥加經費。
底下的人偃旗息鼓，作爲摩薩德首腦的哈雷爾也是焦頭爛額一籌莫展，在一個月色黯淡的夜晚，他失眠了，對着窗外的星空悵然若失，樹葉被陰冷的風吹得沙沙作響，或許這已經是他失眠的不知第幾個晚上。
哈雷爾躊躇沉思着，倏忽之間，天邊已吐出魚肚白，正要打算回去悄眯一會兒，房門卻被“砰砰砰”激烈敲響，一名親信高喊着“緊急情報”。
哈雷爾從這名親信手中接過一份電文，還有一張照片，又驚又喜道：“這...覈實清楚了嗎？”
親信目光堅定回道：“千真萬確！”
“這事一刻不能等，我這就去彙報。”
哈雷爾披上大衣，十萬火急闖進了總理辦公室，這就有了開頭那一幕。
原來，調查組此前曾不抱希望派出一名女特工遊走於阿根廷的各種夜生活場所，對艾希曼那位早已不知去向的“拼爹兒子”進行“美色召喚”，沒想到對方還真上勾了。負責策應的特工立馬對其進行跟蹤，終於在聖費爾南多區加里保迪大街發現疑似艾希曼的人物，暗處的長焦鏡頭隨即對這個疑似人物拍下一連串照片。
很快，摩薩德總部確認照片中的人就是戰犯艾希曼。
此時的總理古裏安剛剛晨起，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當即下達重要指示：“弄回來！活的最好，死的也行！”
哈雷爾領命退出去。
他現在面臨兩個問題，第一，怎麼捉？第二，捉到了怎麼運回來？
關於怎麼捉，任務過程中變數太大，沒有太多細節可部署，只能隨機應變。哈雷爾先派一支11人的精幹特遣隊進入聖費爾南多區，他們一人一間客房，分散住在當地的小旅館。另外再多租一間代號叫“堡壘”的房間作爲行動總部，一間代號叫“宮殿”的房間作爲艾希曼的囚禁室。
這樣加起來，這次行動一共租了十幾間房間，爲的就是一旦被阿根廷警察發現艾希曼失蹤，特遣隊就可以將艾希曼轉移到這十幾間房間裏面循環藏匿。
關於怎麼運，這是哈雷爾最頭大的問題。這比捉人還難，並且出發前就要事先部署好。首先排除一定不可能陸運，只能考慮海運和空運。海運速度慢，中途還要停泊好幾個外國港口，容易遭到例行檢查，哈雷爾果斷否決了這個方案。
那麼只能是空運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董事長告知哈雷爾，本國沒有直接飛往南美地區的航線，不過要立馬開闢一條，也不是不行。哈雷爾不贊成眼下突然去開闢航線，這樣太招人猜疑。他在一則新聞中得到啓發：阿根廷將要舉國慶祝獨立150週年，以色列領導人受邀在5月20日參加活動。
哈雷爾決定利用以色列領導人搭乘抵達阿根廷的專機做押送艾希曼返國的工具。爲了避免夜長夢多，他向以色列航空公司建議，以色列代表團提早至5月11日抵達阿根廷，而特遣隊也不能早於5月11日將艾希曼抓獲，因爲關押太久容易出紕漏，所以特遣隊抓捕的日子就定在5月11日，當天抓到，當天就隨以色列專機溜回國內。
經過數日的跟蹤監視，特遣隊已經摸清了艾希曼的活動規律，他每晚7時40分都會乘坐203路公共汽車，下車後步行回到加里保迪大街一座平房內。
這次行動，哈雷爾親自掛帥，他認爲艾希曼下了公共汽車之後，是抓捕的最好時機。又特別交代，抓捕時萬一碰上巡邏的阿根廷警察，萬不得已的話要即刻將艾希曼擊斃，要是不能逃脫被捕，得一口咬定自己的責任。
5月11日19時25分，實施抓捕的特工已在公交車站附近待命。除了超時的等待之外，他們沒有遇到什麼麻煩。手錶指針指向了20點5分，203路公交車的末班車緩緩駛來，如果下車的乘客中不見艾希曼，就說明行動有可能暴露了。
恰巧此時雷雨大作，朦朧的雨中辨別人就更難了，但眼尖的特工還是發現一位老男人在下車的乘客當中步伐有所不同，顯得更穩健有力，更節奏規律，只有受過正統軍事操練的人才會自然而然地邁出這種步伐。
“是他了！”一名特工對着袖珍無線電對講機報告。
隨着哈雷爾的一聲“行動”，兩輛隱蔽的汽車打開改裝過的前大燈，兩束白色強光打在艾希曼的前後方，使其一剎那失明。待他反應過來時，人已經被五花大綁架到車上。整個抓捕過程，一分鐘都不到。
撤退途中，特遣隊的隊員大氣都不敢喘，直奔關押地點“宮殿”。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艾希曼也陰沉着臉，一句話沒說，盡顯疲態。
直到兩輛汽車安全到達“宮殿”，大家才忍不住一片歡呼。
通過簡短的審訊和獨一無二的納粹黨編號甄別，特遣隊確定沒有抓錯人。當問及他是怎麼逃出德國的，艾希曼交代自己沒有一開始就逃，而是喬裝成伐木工在德國一個偏僻村莊隱匿了四年，然後才找機會亡命於數個國家，最後來到阿根廷化名“克萊門特”（赫爾曼老人提供的線索不完全錯誤）。可見，他諜報頭子的名號可不是吹噓的。
然而，特遣隊才高興沒多久，哈雷爾就收到了一個壞消息。接阿根廷方面通知，以色列代表團的專機抵達時間延遲至5月17日之後。這就意味着，特遣隊要將艾希曼藏匿關押至少一週的時間。如果艾希曼的親屬意識到不對勁，就會立刻報警，引發阿根廷警方全城大搜查，這時特遣隊的特工也會面臨被逮捕的危險。
這個消息無疑讓整個特遣隊爲之一震。哈雷爾決定打亂原先的計劃，不再將艾希曼關押在旅館，因爲一旦警方開展大搜查，大小旅館一定是首當其衝被摸排查訪的地點。而且一週的時間，即使事先準備用於轉移的旅館房間再多，也足夠讓阿根廷警方掘地三尺。
一個特遣隊成員提議，要不就藏在艾希曼原住宅附近。
在極端處境下，“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哈雷爾深信還沒到這一步，穩妥起見，他另租兩處豪華別墅，一處在城中，一處在鄉村，還安排特工夫婦購買新式傢俱進去入住，僞裝成長期住戶。而艾希曼，就藏在其中一處，相較於旅館，警方不能隨便搜查居民住宅，何況是小資產階級的住所。
而另一邊，哈雷爾安排兩名特工策劃一樁“車禍事故”。被撞的特工得了腦震盪，入住一家醫院之後，智力受損但每天都在好轉。數天後，醫院給他開了一張智力混亂的醫療證明和一張允准回祖國以色列繼續治療的許可證。
1960年5月20日，以色列領導人的專機抵達阿根廷。艾希曼被特遣隊的醫生打了一針麻醉劑，不到10秒，他失去了一切知覺，任由特遣隊員隨意拖拽來到機場。
在侯機場，目光所及的阿根廷邊防警察就有數十個，艾希曼要是清醒的話，來個現場大作，所有人就完蛋了。所以沒有比打上一支麻醉劑讓他昏睡過去更好的辦法了。
檢查護照的時候，艾希曼的狀態引起了檢查人員的懷疑，一旁攙扶他的特工人員遞上了“腦震盪患者”的醫療證明，檢查人員得知這名病人是要回國治療，不但釋然了疑惑，還禮貌地喊來人幫忙攙扶。
僞造證件對於摩薩德特工來說，簡直小菜一碟。但既然要偷樑換柱，基本的真憑實據還是要有的，那名“腦震盪特工”的有關證明，全部嫁接成艾希曼的信息，在信息系統不發達的時代，做到這種程度的神不知鬼不覺，並不困難。
5月21日0點，以色列601號“不列顛”式飛機起飛。
哈雷爾懸着的一顆心終於放下了，當他宣佈任務完滿成功時，飛機上響起了雷動的掌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