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毅】

疫情都没能击败的美股,终于在高通胀面前败下阵来。

在大型零售商沃尔玛塔吉特业绩暴雷后,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复苏的乐观荡然无存,通胀上升侵蚀企业利润已成事实,美股标普500指数纳斯达克指数从本轮高点回调近20%-30%,进入技术性熊市。

事实上,美国的高通胀一直就在市场预期之内。疫情以来,美联储一直奉行稳就业的宗旨,通过推高通胀来激励企业生产积极性,从而保障就业增长,进而带动经济复苏。

只不过事与愿违,在全球疫情不断反复,供应链危机频发的现实下,美国经济未能如预期般快速复苏,企业却反而先遭受了成本冲击,陷入最可怕的“滞涨”困境。

相比之下,中国却走了一条跟美国完全相反的道路。尽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经济增速逐季下行,但中国的CPI却始终整体保持在1%-2%左右的温和区间。老百姓的菜篮子,基本稳住了。

在高通胀席卷全球的背景之下,中国通胀保持低位的原因何在?

有经济学家向观察者网指出,目前中国仍然面临生产过剩,通胀并非当下迫切问题。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就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的潜在风险。某种意义上说,低通胀的一个代价,就是高失业率,为保障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决策者必须在就业和通胀之间找到平衡。

零售巨头业绩暴雷,撕下美国高通胀的遮羞布

美国零售行业“老大哥”沃尔玛近日发布的2023财年第一季度业绩显示,期内营收1415.7亿美元,同比增长2.4%,超出市场预期的1390.9美元。但是同期净利润为20.5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8%。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的确在复苏,美国人消费能力的恢复超出预期,但是这种复苏没能转化成企业利润。

沃尔玛业绩暴雷没多久,“全美零售二把手”塔吉特一季度财报跟着出炉,两者遭遇如出一辙:塔吉特期内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51.9%。

如果说一家企业经营业绩不好,有可能是这家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是如果同一行业的多家企业因为相同问题一起“翻车”,那么很大程度上,这意味着该行业盈利逻辑底盘的基本要素或许正在遭遇冲击。

控制供应链和人工成本,保持低价竞争优势,往往是大型连锁超市的“命脉”。企业营收还行,利润却减少了,那么大概率是成本环节出现了问题。美国高通胀的伤疤,就这样被企业经营者和市场投资者揭了出来。

沃尔玛利润和利润率的下降,背后是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一季度财报出炉后,沃尔玛首席执行官董明伦(Doug McMillon)在电话财务会议上表示,更高的员工成本、积压的库存和燃料价格的上涨,是其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了应对奥密克戎蔓延、员工因病休假等因素影响,沃尔玛此前雇佣了更多的员工。但是伴随着后来大量员工的回归,劳动力成本超出了沃尔玛的预期;期内沃尔玛库存也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3%。沃尔玛表示,这反映了通货膨胀导致的商品成本上升,以及沃尔玛在过去几个季度面临的供应链压力问题。

据沃尔玛首席财务官布比格斯(Brett Biggs)的说法,一季度被证明是“与供应链中断、成本增加和持续高通胀有关的、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期内美国的燃料成本比预期高出1.6亿美元。沃尔玛称,燃油成本的上涨速度“快于我们能够承受的速度”。

在沃尔玛一系列“看得见的痛”背后,藏着美国经济当前并不那么容易被看见的伤疤。

就业优先导致工资大幅增长,美国经济政策错了吗?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大海的样貌,连锁商超的财报也可以成为社会民生的镜子。

从企业端来看,沃尔玛用工成本挤压利润空间背后,是高通胀之下,美国劳动力市场掀起了涨薪潮。美国全国商业经济协会(NABE)今年4月调查显示,一季度,美国涨薪公司的比例飙升至70%,创1984年有首次调查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约71%的受访者预计,人工成本将在未来三个月继续攀升。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工资增长是美联储乐于看到的事情。为了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冲击,美联储过去两年中一直秉持“就业最大化”的政策,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

这是因为,经济学中有一条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反映了过去一个普遍的统计学规律:即通胀与就业率通常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从理论上也很好理解:当通胀较高时,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刺激企业扩大生产,从而拉动就业,增加居民收入。

2021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多次强调,充分就业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根本考量,通胀是促进充分就业的手段。单纯从就业数字来看,美联储后来确实也达到了目的。

今年4月,美国失业率处于3.6%的历史低点,仅略高于2020年2月疫情前3.5%的50年低位。更让美联储满意的是,尽管采取了高通胀政策,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美国工资增速是跑赢通胀的。

今年3月份,美国CPI同比涨幅创下1981年12月以来最高水平,飙升至8.5%,高于2月份的7.9%。彼时美国通胀率已连续6个月超过6%,远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平均目标。但是工资增速还是跑赢了。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当期美国工资同比增长11.59%。

今年2月,美国达拉斯联储发表的一篇研究也显示,在疫情爆发后的两年里,美国工资增长的净效应总体是正面的。直观来说,扣除通胀后,工人的实际工资(Real Wages)是增长的。

结合2020年的数字来看,在这一过程,美国低收入者在工资增长中受益是比较明显的。据CNN报道,高盛去年10月数据显示,当年第二季度美国低薪工人的工资同比增长了5.3%;第三季度初步数据刚出炉,就有望达到6%的三年高位。

正是就业市场的强劲表现,给了美联储在今年开启加息的勇气。

然而,进入加息周期后,美国经济复苏承压,通胀却更加压不住了。

美国2022年第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环比年化算法)计算下降1.4%,单季度环比下降0.35%。虽然从同比值来看,当期涨幅约为3.57%。但是按照年化算法口径,其一季度表现低于美国市场预期的增长1%,也远低于去年第四季度的增长6.9%。这是自2020年4月美国新冠疫情初期以来,其国内经济尤为疲软的一个季度。

同时,美国4月CPI同比上涨8.3%,食品成本上涨9.4%,民众菜篮子还是难受的。

经济衰退、物价上涨,可以说:美国正面临滞涨危机。

在美国内外不少人看来,工资上涨失控,又是滞涨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华尔街日报》4月份的调查,不少经济学家表示,工资上涨是今年最大的通胀风险。在不少人看来,这带来的压力已经超过了俄乌军事冲突带来的通胀风险。这是因为此前美联储就业优先的政策,让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大量职位空缺,工人们已经进入了“(雇佣劳动力)卖方市场”的时代。

今年3月,美国就业市场上的劳动力短缺超1100万。其中私营企业缺口最大,按行业来看,缺口最大的依次是教育和卫生服务(约225万,其中医疗类占202万)行业、专业和商业服务(约214万)行业,以及贸易、运输和公共事业(约204万)。期内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也出现了总计超104万的岗位缺口。

在通胀之下,企业不得不继续增加工资,以争夺劳动者。而工资上涨推高企业成本,导致物价和通胀进一步上升,形成“工资-通胀”螺旋。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教授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大企业给员工发放补贴,愿意牺牲一些利润来帮助职工渡过通胀难关,说明这些企业希望表达它们的人文关怀。这种做法是无可指摘的,而且纯粹是企业行为,别人无权置喙。

但问题是,美联储制止通胀的动作来得太晚了。

余永定谈到,美联储在2021年年初已经意识到通货膨胀开始走高,但他们当时主要担忧的还是就业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当初他们认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就业,而不是通货膨胀,所以没有采取更为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事后来看,他们当初低估了通胀的严重行和顽固性,没有及时紧缩货币政策,结果2021年下半年通胀明显恶化。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则对观察者网表示,美国通胀还有供应链方面的因素,例如疫情使大量司机和农产品加工厂员工短缺。美国食品价格飞涨背后是“运不出来”,而不是没有产能。同时因为美国自己不缺能源、粮食,但其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依赖中国。中国防疫封控措施对美国产生的影响,可能超过乌克兰危机引发的能源粮食危机。

要想打破“工资-通胀”螺旋,唯一的办法是恢复经济增长。

有乐观者认为,美国一季度的衰退“是噪音,不是信号”。“美国经济并未陷入衰退……批发商和零售商寻求重建库存,进口激增,尤其是消费品进口,这严重打击了净出口。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进口将在适当的时候彻底下降,净出口将推动第二、第三季度的GDP增长。”

但也有美国投资人直言:“当前的经济衰退比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要严重。”

美联储用通胀换就业的策略究竟是不是失败了,只能留待接下来的经济表现来验证。

经济承压、疫情冲击,中国更应关注就业而非通胀

美国当前面临的滞涨情况,也让不少中国人担心:如果中国也采取宽松政策应对增长压力,会出现跟美国一样的通胀失控情况吗?

至少从目前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通胀还处在低位。

今年4月,中国CPI同比增长2.1%,在历史中并不属于较高水平。

对于中国目前的物价情况,陈平认为,暂时来看还不需要太担心通胀,民生用品产能过剩,工业品不会通胀,只有农产品有可能承受压力。在能源价格方面,中国可能存在较大压力,但也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大量进口俄罗斯和中东地区的能源资源。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就业压力,如今已经来到台前。这同样符合菲利普斯曲线所描绘的低通胀=低就业关系。

“中国的风险是就业危机,”陈平认为,在国内外经济形势下,要提防出现中小企业现金流中断,工人储蓄耗尽和学生就业不足等问题。

数据显示,2022届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增量和总量均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疫情持续冲击经济,4月份,我国16-24岁、25-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分别为18.2%和5.3%,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梳理的数据,4月欧洲青年失业率为13.9%,美国为8.6%。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就业,尤其是年轻人就业问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对观察者网表示,现在的就业压力大和经济持续下行、疫情雪上加霜有关。

贾康指出,新一轮疫情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目前来看,珠三角、长三角、北京、东北多地,包括一些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比如西安、郑州,都遭受了疫情的冲击。上海受疫情冲击很严重,对全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面对疫情北京的压力也不小。

贾康表示,这会影响市场预期,影响整个经济的景气,自然也会影响就业。一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量的民营小微企业因为受到疫情冲击,无法有效地吸纳就业;另外一方面,一些中型以上规模的企业,其生产经营难免受到影响,在吸纳就业、招聘员工方面,他们也就会更加谨慎。

那么在我国现在稳就业的目标下,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容忍甚至接受比现在更高的通胀?

今年3月,在谈到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及国际通胀压力时,贾康指出,我们要密切注意这一问题。从逻辑上讲,上游通胀压力总会往下游乃至消费端传导。这值得我们注意:消费品价格如果高企会影响百姓生活,可行政性强力控制下游通胀又可能会憋死中上游企业。贾康表示:面对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我们要相对沉稳地冷静观察,也要做多种预案准备。

谈及物价可能的变化,贾康表示,“我觉得如果在前些年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做好充分的预案,相机抉择,紧盯着态势不放,而且同时注意顺应市场决定性作用,引导社会公众对于通胀更多有一些耐受力,更多地使大家有盼头儿,更多地让老百姓感觉到社会公平正义这方面在增强。那么自然对于通胀的怨气实际上就会得到些抵消,这又是个系统工程,其中,首先是处理好在菲利普斯曲线有效的运行空间范围内,对通胀和就业的对应关系加以权衡与合理把握。”

中国今后更应该警惕哪些风险?

贾康表示,美国的滞胀在上世纪70年代出现过。80年代以后,“里根经济学”用供给学派的一些政策主张刺激企业,通过减税等措施,激发企业和社会上的创新潜力。特别是通过硅谷带动数字经济创新,在全球引领创新潮流,最终冲破滞涨的阻碍。

贾康指出,中国现在跟美国的货币政策不一样。美国是抽紧银根,而中国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那么再往前走,也要警惕可能有的一个潜在的风险“中国式滞涨”——中国式的滞胀不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归零,而是说经济增速跌出了保障速度的合理区间而同时物价又超出了控制上限。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一潜在风险?

贾康认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地抓好“创新发展”这一个硬道理。“咱们前面讨论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以及我们要带动整个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命题。从贯彻和落实‘六稳’、‘六保’的概念出发,大家要特别注意经济方面的最新挑战,要鼓励市场主体振作起来释放潜力活力,鼓励市场预期向好。”

贾康称,中央现在密集发出的指导精神,给出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包括数字经济完成整改、继续创新发展;包括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既要满足刚需又要满足改善性需求。此外还有对于投资的高度关注——有效投资是关键:有了有效投资,就有就业、有收入。“老百姓有收入,再加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使他们敢花钱,那么消费的潜力就跟着源源不断地调动。这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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