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斯里蘭卡政府正式宣佈暫時中止償還外債，510億美元外債處於違約狀態。斯央行數據顯示，截至3月底，斯外匯儲備已不足20億美元，遠低於今年應償還的70億美元。斯經濟在新冠疫情中遭受較大沖擊，俄烏衝突和美聯儲加息又加速其“爆雷”，使其陷入1948年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與此同時，其他新興國家經濟壓力也在不斷加劇。3月以來，土耳其、埃及、突尼斯等國通脹高企，匯率暴跌，面臨債務違約。4月初，黎巴嫩宣佈其央行和中央政府破產。

拉美國家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有數據顯示，截至4月中旬，祕魯美元債券已成爲僅次於斯里蘭卡的全球表現第二差的債券，今年內已跌逾10%。哥倫比亞、阿根廷、厄瓜多爾、烏拉圭等衆多地區國家的外債負債率均已突破50%，遠超20%的國際安全線水平。伯利茲、格林納達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世界銀行列入債務問題嚴峻、甚至可能無力償還外債的國家。薩爾瓦多、多米尼加和哥斯達黎加等國的外債比重也在持續增加。在此背景下，人們不禁猜測，斯里蘭卡式債務危機是否有可能會很快在拉美普遍上演？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斯里蘭卡債務危機是內外因相互疊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內部來看，內戰、恐襲和政府規劃失誤等內因使其外債問題長期累積，難以改善，逐漸成爲斯發展歷程中的“頑疾”。從外部來看，疫情使得斯旅遊、僑匯、茶葉和服裝出口等支柱產業慘遭打擊，國家外匯儲備告急；俄烏衝突又進一步打擊了斯能源進口，加劇物資短缺局面，迅速推高通脹；近期美聯儲加息更是令斯外匯市場幾近崩潰，外債不堪重負。

雖然原因看似千頭萬緒，但歸結起來看，斯里蘭卡危機的最直接動因還是源於該國經濟體系過度外向，風險敞口大，再加上政府不重視外匯儲備的管理與積累，以至於在危機發生時無法及時構築起有效的“防火牆”。上述特點在廣大發展中國家比較普遍。這無疑增加了斯里蘭卡式危機在其他國家被複刻的可能性。

全世界都在關注這局多米諾骨牌遊戲中誰會是倒掉的第二塊。作爲世界傳統的高債務風險地區之一，拉美自然難逃被波及的可能。與斯里蘭卡類似，拉美的經濟體系也具有高度的外向型特徵。地區各國高度依賴具有比較優勢的大宗商品出口，經濟獨立性、政府控制力差，世界經濟發生任何風吹草動都極易對其造成影響。近年來，隨着疫情、供應鏈中斷、俄烏衝突和美聯儲加息等諸多外部風險因素不斷聚集，拉美國家的風險敞口正不斷打開：疫情導致財政惡化、供應鏈危機，俄烏衝突推高通脹水平，美元加息造成本幣貶值及資本外流，無疑都對拉美近年來本已高企的債務水平施加了更大的壓力。有數據顯示，拉美地區的整體公共債務水平已從2019年的68.9%升至2020年的79.3%，地區平均外債負債率在2021年甚至已觸及51.8%高位，名列發展中國家前茅。地區債務水平繼續走高已成爲未來“肉眼可見”的大概率事件。

然而高債務水平並非就一定會和債務危機劃等號。需要看到的是，與斯里蘭卡等近期經濟發展出現較嚴重動盪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拉美國家的情況要稍顯樂觀。

一方面，拉美多國資源稟賦強，政府財政狀況較爲穩健。對於巴西、阿根廷、智利、祕魯等大宗商品出口國而言，俄烏衝突後的糧食、能源、有色金屬價格上漲反而利好其外貿出口，可在一定程度上對沖通脹帶來的經濟壓力。相對充足的外匯儲備也製造了較爲安全的緩衝空間。例如祕魯美元債券雖表現低迷，但外匯儲備佔GDP比重仍超30%，儲備總量在南美僅次於巴西。

另一方面，阿根廷、厄瓜多爾、蘇里南、巴巴多斯等債務水平“名列前茅”的國家近年來剛剛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商進行了債務重組，短期內重複違約的可能性相對較低。也許是看到了拉美國家所具備的上述“優勢”，國際資本近期非但沒有大規模逃離，反而卻出現了向本地區反向流入的情況。國際金融協會（IIF）近期即表示，3月份約有108億美元的金融投資流入拉美國家，這是近一年未見的龐大月度現金流。

不過儘管如此，仍不能完全排除債務問題在部分拉美國家“爆雷”的可能性。與南美洲資源型大國相比，中美洲加勒比地區的小微型發展中國家經濟規模小，結構單一，脆弱性強，發生債務問題的風險更高。其中，薩爾瓦多就因近期經濟金融狀況惡化，被外界猜測極有可能成爲拉美第一個發生債務問題的國家。

近來，薩債務水平持續攀升，其外債負債率已達近80%，短期債務與外匯儲備比值更是突破75%高位。在此背景下，薩政府仍拿出大量外匯投資比特幣，引發了國際金融機構的嚴厲質疑與批評。比如信貸評級機構惠譽就於今年2月將薩“長期外幣發行人評級”降爲“CCC”垃圾級。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認爲，拉美，尤其是拉美大國在短期內爆發斯里蘭卡式債務危機的風險總體上仍處於可控範圍，但個別中美洲加勒比小國“踩雷”的風險則不能完全排除。在本輪全球債務壓力測試中，拉美或將有望取得及格以上成績。

（嚴若瑋、步少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拉美所）

責任編輯：吳劍 SF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