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當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大選第二輪投票中擊敗極右翼“國民聯盟”黨魁勒龐(Marine Le Pen)時,這個並不出人意料的結果,仍然讓許多人長出一口氣;與此同時,極右翼在總統選舉中的聲勢看漲,得票率顯著提升,也不禁令人對此憂心忡忡。

然而,在總統選舉之後,法國極右翼發現自己的“高光時刻”已經落幕:雖然所有政黨都在爲即將到來的六月份議會選舉而摩拳擦掌,勒龐更是雄心勃勃地聲稱要力圖拿下60個席位,扭轉本黨在國民議會中的弱勢地位 ,但鑑於法國的兩輪多數選舉制以及其他政黨共同抵制極右而產生的傳統棄保策略,加上不同極右黨派之間無法協作,這一雄心的實現幾率微乎其微。

相反,在總統大選中惜敗於勒龐的極左翼領導人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卻展現出“老驥伏櫪”的勢頭。雖然他衝擊總統大位的平生夙願恐怕就此畫上句號,卻成功聚合了此前一盤散沙的左翼,試圖將其推上總理寶座。在他的強勢主導下,其麾下“不屈法蘭西”(LFI)聯合了社會黨(PS)、綠黨(EELV)和法共(PCF),組成“生態與社會民衆新聯盟”(Nupes),共同向議會席位發起衝擊。

面對反對派的追擊,經歷了勝選之後難以捉摸的22天考量,馬克龍終於在5月16日任命勞工部長博爾訥(Élisabeth Borne)爲新任政府總理,又經過4天等待,新舊參半的新內閣名單于20日出爐,可以說直到此時,馬克龍的第二任期纔算真正啓動。儘管在議會選舉之後,這份內閣名單仍然可能會有變數,但第二任期的執政思路,從中已經可以看出端倪:追求連續性,同時在此前五年連續“右傾”的基礎上,略微向左回調。

從2017年上臺以來,馬克龍打造的執政團隊就像一艘“忒修斯之船”:雖然掌舵者不變,但船身已經隨着世事浮沉而不停改變,它是不是還是當初啓航的那艘船,越發富有爭議。如果說總統大選這場並不輝煌的勝利猶在意料之中,那麼真正的考驗將漸次而來:短期而言是三週之後的議會選舉,中期而言是他的第二個五年任期,長期而言,則是已經隱隱出現在地平線上的“後馬克龍時代”。到那時,這艘“忒修斯之船”能夠保持多少原貌和初心?

總理:左右夾縫的折中之選

2017年馬克龍上臺伊始,選擇了共和黨籍的勒阿弗爾市長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作爲政府總理,此舉相當於從右派陣營中挖來一員大將爲己所用,加上社會黨和共和黨多名重量級人物從本黨出走,投入共和國前進黨(LREM)門下,這些人事動向初步奠定了馬克龍時代的執政班底。

但在搭檔近三年後,馬克龍與菲利普漸生罅隙,雖然關係並未破裂,但已經不復當初,加上新冠疫情爆發,馬克龍走馬換將,選擇了同樣來自右派陣營、當時並沒有顯著政績、僅被委派籌劃解封方案的“解封先生”卡斯泰(Jean Castex)接任總理。這一選擇頗爲出人意料,但在此後持續兩年多的漫長疫情中,卻顯示出良好的實用效果,卡斯泰和衛生部長韋朗(Olivier Véran)聯手,較爲平穩地帶領法國走出了疫情危機。時至今日,儘管疫情尚未完全終結,但在法國已經遠不是主導性議題,加上總統大選換屆,執政團隊需要重新出發,而卡斯泰早已明確表示將“功成身退”,爲後來者讓路,亦是好聚好散。

於是,馬克龍在贏得第二任期之後,總理人選便成爲最爲微妙的政治議題:一方面,新總理需要能夠平衡黨內不同派系,代表“進步”理念(這也是爲什麼早早鎖定女性人選的緣故);另一方面,在“後疫情”時代,主戰場重新轉到此前被擱置的各項改革事務之上,新總理又需要能堅決執行總統在新任期的執政思路(即便這種思路註定充滿爭議),並體現馬克龍所稱的“社會、環境、生產”三項價值。

經過五年的執政之後,共和國前進黨並沒有整合成鐵板一塊,而是在人事與理念上繼續維持不同的派系。來自社會黨前成員的黨內左翼威脅稱,如果像傳聞所言,前總統薩科齊的親信、蘭斯大區主席沃特琳(Catherine Vautrin)接掌總理,他們可能會脫黨出走,但黨內右翼也針對他們看來過於“左傾”的人物發出同樣的威脅。

當地時間2022年5月16日,法國首都巴黎,法國新任總理伊麗莎白·博爾內在總理府與前總理卡斯泰舉行權力交接儀式,正式就任新一屆政府總理。

最終,馬克龍選擇了博爾訥出任新總理。這一任命並不出人意料,畢竟博爾訥正是此前被視爲熱門人選的三四人之一。她從馬克龍組建新黨時便予以追隨,此後出任過交通部長(2017年5月到2019年7月)、生態轉型部長(2019年7月到2020年7月)和勞工部長(2020年7月到2022年5月),雖然國際知名度不高,但她先後接手的崗位,都事關法國內政最重要、也是最需要攻堅的領域,例如法國鐵路公司(SNCF)的退休制度改革、新冠疫情期間挽救就業崗位等。

因此,選擇博爾訥作爲政府總理,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出馬克龍在新任期的執政思路——保持連續性。但毋寧說,這同時也意味着一次重啓:在法國艱難步出新冠疫情、而俄烏戰爭也從短期突發狀況轉變爲長期干擾因素之際,馬克龍接下來的五年任期,仍將接續此前被黃馬甲運動和新冠疫情打斷的改革進程,無論是退休制度和失業補助制度改革的最終落地,還是未來法國經濟的生態轉型,以及充分就業目標的推進,都必須借重一個經驗豐富的老手——而博爾訥正是這樣的人選。

從政治光譜來說,博爾訥也恰如其分地站在一個平衡點上。如《世界報》所言:任命博爾訥的最大好處是:既能安撫左派,又不激怒右派。左翼出身的博爾訥長期在社會黨頭面人物身邊共事,她曾擔任過前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在出任教育部長時的顧問、前環保部長羅亞爾(Ségolène Royal)的辦公室主任,但事實上她本人又從未正式加入過社會黨。而在馬克龍時代,她既是共和國前進黨成員,同時又是另一個衛星小黨“進步領土”(Territoires de Progrès)的成員,而後者構成了共和國前進黨內部的左翼派系。因此她身上有明顯的左翼色彩。

與此同時,在政治光譜上的激進左翼眼中,博爾訥還遠遠不夠“左”,相反太“右”,例如綠黨領導人巴約(Julien Bayou)指責,雖然博爾訥出身左翼,卻持“反動”和“自由派”立場;與政府持強硬對抗立場的CGT工會主席馬丁內茲(Philippe Martinez)也批評,博爾訥擔任勞工部長期間的政績“非常糟糕”。不過,這種來自激進左翼的指責,卻恰好消除了黨內右翼的擔憂,更顯示出這是折中之選。博爾訥本人也自有一條調和左右的說辭,例如在左右派尖銳對立的退休年齡問題上(左派要求60歲退休,右派要求推遲到64甚至65歲退休),她堅稱“通過工作來自我解放,這是一種左翼價值觀”。

在獲得任命之後,博爾訥的女性身份吸引了過多的注意力。畢竟,這是繼法國曆史上首位女總理克雷松(Edith Cresson,1991年5月到1992年4月在位)之後、時隔三十多年後的第二位女總理。而博爾訥也在就職演說中不失時機地現身說法,以性別身份鼓勵今天的所有小女孩們勇於追求夢想。這一任命固然打破了女性在政界的“玻璃天花板”,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但在此之前,多年來歷屆法國政府已經格外注意組閣時的性別對等問題,最近幾屆內閣基本上嚴格遵循男女對半原則,女性政治人物遠非三十年前克雷松上臺時那般鳳毛麟角,重大政策由女性提出及辯護已經司空見慣。因此,儘管整個政治場域仍然有濃重的男權色彩,但很難想象博爾訥的上臺會帶來新的“女性主義”轉向。

相反,博爾訥被提名之後,她所遭受的批評卻和“女性主義”所蘊含的溫情、人道、自立等價值圖景大相徑庭,反對派和觀察人士不約而同地使用了“技術官僚”這個名詞,因爲從過往經歷來看,博爾訥雖然也是名校出身(巴黎綜合理工學院和國立路橋學院),但並非國立行政學院這樣揮斥方遒的總統搖籃,她畢業後進入公務員序列中的路橋職系(corps des ponts et chaussées),拿的是工程師職稱,進入政壇後也是從當時的裝備部(ministère de l‘Équipement)起步,雖然出任過若斯潘和羅亞爾的幕僚,也擔任過省級和大區級行政長官,但中間也穿插着在法國國鐵、建設工程集團埃法日(Eiffage)、以及巴黎大區交通局(RATP)擔任高管的經歷,相反沒有贏得過任何選舉職位,加上過去五年間在馬克龍政府中輾轉於交通、環保、勞工等部門,被貼上“技術官僚”的標籤並不爲過。

在法國第五共和的雙首長制下,總統和總理都具有政治上的“雄才大略”,在某種程度上是危險的,因爲總理職位往往成爲問鼎愛麗捨宮的跳板,但倘若時機、人事不利(更不必說“左右共治”這種特殊情景),二者的緊張關係可能激化,遠例有德斯坦和希拉剋,近例有薩科齊和菲永,甚至馬克龍與菲利普也在此列。相反,一個對總統大位並無野心、同時既“聽話”又“出活”的技術官僚總理(卡斯泰也是如此),應當是極爲強勢的“朱庇特式”總統馬克龍所樂見的。

內閣改組:“跳船”的右翼大佬和“警醒”的左翼學者

5月20日,法國政府新一屆內閣名單正式公佈,在28位成員中,有15人來自於上屆內閣留任或轉崗,構成了這艘“忒修斯之船”上的“舊船板”,其中一些重量級人物,如經濟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內政部長達馬南(Gérald Darmanin)、司法部長杜蓬-莫雷蒂(Éric Dupond-Moretti)均獲留任,而在新冠疫情中頗得人心的原衛生部長韋朗,則出人意料地被“降級”,轉任政府與議會關係部的部長級代表。

在新晉者當中,首當其衝的是前法國駐英大使科羅娜(Catherine Colonna)出任外交部長,原“共和國前進黨”黨主席蓋里尼(Stanislas Guerini)從黨務轉戰政界、入閣擔任公共轉型部長,以及原共和黨的國民議會黨團領袖阿巴德(Damien Abad)擔任社會團結、生活自理和殘疾人事務部長。

對阿巴德的任命,儘管並未涉及到關鍵崗位,但本身具有重要的政治意涵。這位左手患有關節彎曲症的議員(也是整個第五共和歷史上第一位肢體殘疾議員),出任負責殘疾人事務的部長,表面上看起來合情合理,按理說也能夠爲這個職位注入更多同理心;但這項任命真正具有衝擊力的是,它意味着馬克龍政府在進入第二任期之後,仍然有能力從中右陣營“挖角”,持續地造成共和黨在人事和路線上的分裂。

現年42歲的阿巴德“身殘志堅”,絕非共和黨中的等閒之輩,此前他已躋身黨內領導層,曾擔任共和黨副主席、國民議會共和黨黨團主席。在馬克龍的強勢政府背景下,左右反對黨尤其指責政府在重大施政問題上不夠尊重國民議會,而阿巴德此前更處在朝野鬥爭的第一線,多次不假辭色批評馬克龍政府。但與此同時,他也是共和黨內主張同執政黨合作的代表人物。5月13日,執政黨宣佈不會在阿巴德所在的議會選區派出候選人與之對抗,這讓人嗅到了交易的氣息;19日,阿巴德突然宣佈向共和黨“告假”,並退出該黨領導層,隨後不到24小時,他入閣的消息便正式對外公佈。

雖然此次內閣改組的新晉者當中不乏來自右翼陣營的人物(例如外交部長科羅娜就屬於希拉剋派系),但阿巴德的入閣再清楚不過地顯示出,在2022年大選遭受慘敗後,共和黨的“失血”仍然在持續,而且不只是地方實力派(例如此前盛傳的蘭斯大區主席沃特琳),一直延伸到黨內領導層。作爲經濟部長勒梅爾的密友,阿巴德在勒梅爾五年前被延攬入閣時選擇留在了共和黨,但五年之後,勒梅爾續任經濟部長、地位進一步穩固,阿巴德也不願將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式微的共和黨繼續綁定在一起,於是有了這場充滿密謀色彩的“跳船”行動。

不過,阿巴德的任命案目前還並不算板上釘釘。就在他被欽點部長之後兩天,調查網站Mediapart就爆料稱,這位部長在十多年前涉嫌性侵兩名女性。當事人之一曾報警並引發調查,後因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此番舊案重提,讓阿巴德的入閣之路蒙上一層陰影。總理博爾訥也表示,如果有“新的因素”出現、再次訴諸司法的話,政府會“承擔後果”——言外之意就是會改弦更張,而新政府對成員性犯罪的“零容忍”立場,這或許是對這位女性總理最可以預期的一面。倘若阿巴德最終“跳船”失敗、不僅將失去部長職位,恐怕也將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告終。

然而和圍繞教育部長任命的風波相比,阿巴德的入閣也只能算小巫見大巫。

此次內閣改組中最爲引人注目的一樁人事任命,是此前飽受詬病的教育部長布朗蓋(Jean-Michel Blanquer)去職,代之以塞內加爾裔歷史學家帕普·恩迪亞耶 (Pap Ndiaye)。這位56歲的原國立移民歷史博物館館長,由此成爲法國曆史上第一位非裔教育部長,不僅如此,新舊部長在許多問題上的立場大相徑庭,很難不讓人產生“180度轉向”的觀感,甚至有媒體稱,這是扇向前部長布朗蓋的“一記耳光”。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3日,法國教育和青年部長帕普·恩迪亞耶抵達巴黎愛麗舍總統府參加法國新總理舉行的第一次每週內閣會議。

2021年2月,布朗蓋聲援同僚、高等教育部長維達爾(Frédérique Vidal)的說法,要求調查法國教育界中的“伊斯蘭-左傾主義”(islamo-gauchisme),而恩迪亞耶當時便反駁稱這一說法“完全不反映任何現實”。同樣,恩迪亞耶公開爲歐美社會中頗具爭議的“警醒主義”(wokisme,以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爲基礎的左翼激進批判理論)辯護,而此前兩年中警察暴力話題成爲法國社會焦點時,擅長移民史和美國史研究的恩迪亞耶曾批評稱,警察暴力不是美國特有的現象,而法國對這一問題則有“經典性的矢口否認”。

對恩迪亞耶的任命,完全出乎外界預期,尤其令極右陣營大爲光火,後者難以想象,諸如“我們的祖先高盧人”這樣的教育大任,有朝一日將付諸於一名非裔部長。勒龐指責這起任命是“破壞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未來的最後一根稻草”;國民聯盟代理主席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給恩迪亞耶貼上了“種族分立論(racialiste)和反警察的積極分子”標籤;極右作家、總統候選人澤穆爾(Éric Zemmour)也指責“馬克龍確認他將解構法國的歷史,並將具體工作交給了恩迪亞耶”。

在這個問題上,仍然不難看出馬克龍左右搖擺的“中間派”策略。他身上沒有“老白男”的意識形態負擔,對反思殖民主義抱着更開放的態度,曾經拍板決定向非洲國家歸還文物,並公開爲1961年巴黎警方鎮壓阿爾及利亞移民流血事件平反,任命恩迪亞耶也是這一邏輯上的大膽一步;但與此同時,他對於右派班底的倚重,又決定了不能向左走得太遠,尤其是經歷了“黃馬甲”一役後,雖然警察暴力成爲焦點話題,但政府顯然不能委責於“刀把子”,否則會把強力部門更加推向極右方向。此次內閣改組,因爲力挺警察隊伍而不乏爭議的內政部長達馬南獲得續任,同樣顯示出這一點。

面對強勢的同僚和更強勢的總統,恩迪亞耶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秉持他的左翼色彩?是否會在執政團隊中埋下新的不和種子?以及他此前的管理經驗不過是一箇中型博物館,突然要管理法國1250萬學生和87萬教職員工的龐大羣體,僅作爲一名優秀的學者是否力所能及?其教育理念是否會遭遇來自右翼和極右翼的反彈?這些懸念都要交由時間來解答。

流水的內閣,鐵打的共和

在法國媒體使用的政治語彙中,往往將總統稱之爲“愛麗捨宮租客”,總理則是“馬提尼翁宮租客”,而部長相應地成爲各部所在地名的“租客”,這種措辭方式固然略顯浮誇,但同時也在不經意間反覆提醒民主代議制下行政權力的暫時性:即便貴爲總統,也不過是愛麗捨宮的五年短期過客,無權戀棧不去;至於總理和各部部長,“租期”則更爲短暫,往往只有兩三年時間。

當地時間2022年5月20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任命新內閣成員。新任生態部長艾米莉·德·蒙特查林發表講話。巴黎舉行任命儀式。

涉及到剛剛成立的博爾訥內閣,則前景更加不明,因爲即將到來的六月份議會選舉構成了未知因素。儘管當下民調顯示,支持馬克龍的政黨仍然有可能獲得多數,但包括博爾訥在內的半數內閣成員均投身參選(法律對此並未有強制規定,甚至相反,如果同時當選議員和接受入閣任命,則須委託代理人選履行議員職務),而作爲強化政治合法性的押注後果,倘若有人失手,將不得不面臨退出內閣團隊的壓力(也正因如此,從未贏得過民選職位的博爾訥同樣參加了議會選舉,但找了勝算相對較高的卡爾瓦多斯省第6選區參選)。更進一步而言,如果議會選舉中發生了形勢逆轉,馬克龍陣營退居少數派,那麼整個內閣名單可能都要重新洗牌。

但無論按照哪套劇本來上演,在代議體制下,內閣的進退仍然有章可循。政治人物的入局、轉戰和離開都在情理之中(此次改組之前,已經有多位部長公開透露自己將不再續任),不會出現“一入侯門深似海”、只能隱入水下纏鬥、各方均苦不堪言的局面。而在外部制約機制上,不管是政府高官須向“公共生活透明度高等理事會”(HATVP)申報財產接受審查,還是因私德不檢、捲入官司而被迫走人,都有明確的紅線所在,不必以身家性命相搏。從這個意義上說——借用哲學家薩特的名篇——政治上基於自由意志的“存在主義”,雖然沒有檯面上的一團和氣,倒的確比一團和氣更像一種“人道主義”,這或許也正是中文所謂“共和”的某種解讀角度。

再將目光放遠,如果說此前總統大選是“人民出場”的政治決策時刻,那麼大選之後則是某種意義上“行政吸納政治”的時刻。

從整個歐洲來看,近十年來極右勢力的急速上升勢頭,似乎已經進入了瓶頸期,很難更進一步,在德國、意大利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但在法國,“國民聯盟”雖然再次敗在馬克龍手下,但得票率卻比五年前有了大幅提高,這種反差的原因,並不是許多法國人比五年前更“右”、更仇視移民,而是因爲此前多年來安全、醫療、教育、退休等領域的積弊陳陳相因,正在逐漸顯現出惡果,而馬克龍第一任期的改革措施未獲其利、先受其弊,激起了強大的反對聲浪,加上新冠疫情和全歐高通脹的夾擊,造就了大量的“抗議性投票”,很多選民將票投給了極右和極左派別。

但無論如何,“人民出場”的最終結果,是執政權並沒有交到極端力量手中,那麼馬克龍第二任期的核心任務便是如何通過施政手段,來化解此前積累下的社會怨恨情緒,真正有效地消除極端力量的選票基礎。即便按照某些觀察者和政敵的揣測,馬克龍在首個任期中並沒有真正全力抗擊極右,而是有“養寇自重”的權謀成分,那麼第二任期中不再有連任壓力,可以真正放開手腳兌現改革承諾。

法國從耗時兩年多的新冠疫情中走出,又落入俄烏戰爭及高通脹漩渦,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複雜局面,而新內閣的成立,成了馬克龍執政路線的一次“校準”或者“重新定向”的契機。目前看來,新內閣的工作重點將更加聚焦於購買力、環保、衛生、教育、就業、安全等內政事務。除了重要性自不待言的購買力問題,尤其是兩個結構性問題——教育和衛生體系的重組——亟待解決,就後者而言,雖然法國已經度過新冠疫情的最艱難時刻,但醫療衛生體系元氣大傷,大批醫護人員(特別是護士)不堪重負而離職,導致許多地方的公立醫院捉襟見肘,被迫在週末和夜間關門,鄉村地區的“醫療荒漠”現象也更加蔓延。和“大國崛起”相比,購買力、教育、衛生這些事關“小民存亡”的議題,更加和民衆切身幸福感相關,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真正能夠有效阻擊極端力量的藥方。

2022大選之後,法國政壇形成了馬克龍、勒龐、梅郎雄的“三頭政治”格局,但耐人尋味的是,這三人恐怕都不會出現在2027年大選中,屆時法國政治將是何種景觀,極左極右能否登堂入室,馬克龍開創的“中間派政治”如何維繫下去,構成了真正嚴肅的遠期挑戰。屆時這艘“忒修斯之船”將在多大程度上能保持原貌?還是改頭換面但維持同一性?抑或連同一性都難以爲繼?正如《世界報》編輯費雷索茲(Françoise Fressoz)所言:“後馬克龍時代可能還沒有開始,但已經出現在每個人的腦海中。”

責任編輯:吳劍 SF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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