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想方設法提振消費信心，已刻不容緩 | 新京報專欄

只要控制好疫情，我們仍然有多種刺激手段可選，消費該可以實現較快反彈。

▲5月16日，消費者在貴州省遵義市餘慶縣一家超市選購蔬菜。當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數據顯示，今年4月份疫情對經濟運行造成了較大沖擊。圖/新華社

文 | 王明遠

5月2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階段性減徵部分乘用車購置稅600億元。這無疑是當下刺激購車消費，挽救汽車銷售量驟降的一個重要措施。

與此同時，深圳、武漢、濟南等多地通過發放消費券、舉辦消費季等活動，來鼓勵居民消費，甚至連地處北方邊遠地區的內蒙古赤峯市也推出了發放1億消費券的刺激計劃；而在成都，第一批成都“520”消費券的政策性拉動效應已經開始顯現……

衆所周知，消費是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消費對經濟具有持久拉動力，其重要性無需贅言。在我國疫情防控形勢整體好轉，市場逐步回暖，社會消費需求逐漸釋放的當前形勢下，從中央到地方都採取切實措施來刺激消費，也正是高度重視消費基礎性作用、想方設法推動消費增長的具體體現。

而要通過促消費達到穩增長的目的，如何切實提升當前的社會消費信心，無疑至爲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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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遊客在江蘇省揚州市皮市街夜市上游玩。揚州市結合本地特色資源，鼓勵引導夜間餐飲、旅遊、文化娛樂等消費活動，促進夜經濟發展，提升城市活力。圖/新華社

保消費信心就是保經濟增長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着供給側改革的展開，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越來越高，2021年已經超過65%。我國最終消費總額也一路攀升，2012年突破20萬億，2015年突破30萬億，2021年達到44萬億元。

可以說，最近10年，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消費的作用越來越大，越來越取代投資和外貿，成爲刺激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

然而，今年3月以來，隨着疫情加劇，消費出現劇烈下滑現象。其中，4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1.1%，成爲近20多年來，跌幅第三大月份。

分領域來看，4月份僅有食品、飲料和藥品類支出上升。這些上升，全賴居家抗疫囤貨這種特殊背景，而服裝、化妝、傢俱、通訊、汽車、家電、珠寶首飾均下跌。尤其是消費層次越高的商品門類，跌幅越大。

比如，我國4月份汽車銷售量同比下降47.6%，重型汽車銷售量下降80%以上，創2007年來新低。其他方面，通訊、珠寶首飾類的下跌也都在20%以上。

而服務性消費方面，因爲人員流動的大規模被限制，下跌幅度更大。4月份，全國餐飲業收入下降21%；鐵路僅發送旅客0.57億人，同比減少79.8%，是自2013年國鐵集團成立以來的歷史最低點。此外，四大航空公司的旅客運送量，同比也都下跌70%以上。

與此同時，社會儲蓄總額卻在大幅增加。今年前四個月，我國新增居民存款規模超過了7萬億元，創下歷史同期新高。

這說明，大家對未來的判斷越來越持保守謹慎態度，希望通過儘量減少消費、增加存款來應對各種不確定性。這也就是社會消費信心不足。

社會消費信心下跌爲什麼可怕呢？因爲，近十年來，在供給側改革逐漸落實，以及市場經濟制度越來越完善的背景下，我國的經濟運行機制也越來越理性化、科學化，已經逐漸從“生產決定消費”的模式，過渡到了“消費決定生產”的模式。

尤其是互聯網和大數據對各行業的賦能，使得經濟系統逐漸可以精準、敏銳地計算出社會消費需求。我們的很多新型製造業企業，都是精確地根據訂單組織生產。而當社會消費下跌的時候，生產規模和投資意願也會隨之下跌，帶來經濟的聯動負溢出效應。

因此，保消費信心，就是保經濟增長，就是保我們經濟長期增長的未來。新冠疫情暴發以來，很多經濟體都把刺激消費，當做復甦經濟的關鍵性措施。比如，減徵消費稅、發放消費券等，都是較爲普遍又見效明顯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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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居民在濮院鎮佳源夜市的小喫攤享受美食。近日，浙江省桐鄉市濮院鎮集喫喝玩樂購於一體的佳源夜市逐漸恢復了往日的熱鬧景象。圖/新華社

刺激政策越早效果才越明顯

提升居民消費信心，對釋放消費活力、拉動經濟增長如此重要，那麼，在當前情況下，我們應該怎麼做呢？我認爲，首先是要給予居民對經濟預期的信心。

消費信心與經濟的預期正相關，居民之所以不願意消費，根源是疫情之下對經濟預期的不確定。因此，我們在科學執行動態清零政策的同時，要穩住經濟基本盤，增強居民對經濟增長的信心。

如果人們對經濟缺乏信心，即使發放消費券甚至現金也作用有限，謹慎消費心理之下，消費券大概率是被閒置，而發放的現金則有可能轉化爲居民超額儲蓄，而不是被用來消費。

與此同時，還要竭盡全力保居民的收入。居民消費的直接決定因素是居民收入，因此，刺激消費信心的前提是儘量減少居民收入不下滑。

從這方面講，一方面是穩就業，讓經營困難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能夠繼續經營下去、不裁員，這就需要繼續在減稅增貸上下功夫；另一方面，則要儘量減徵個人所得稅，來維持個人收入。

過去，我們經濟刺激的中心放在給中小企業紓困，這有助於穩供給，但對於穩消費意義較弱。如果能同時給居民減稅，也不失爲保消費重要而精準的刺激措施。

因爲，從我國個稅體量看，去年納稅額已近1.4萬億，超過消費稅成爲第三大稅種，佔財政收入比例達8%以上。而我國個人所得稅的貢獻主力是中產階層，也恰好是一個對收入敏感、消費最理性的主力階層。最近汽車、珠寶首飾、購房、旅遊、裝修等，這些與中產有關的消費大規模下跌，主要原因就是其收入減少、消費信心不足。

如果適當減免5000億個人所得稅的話，將使得中產階層收入增加20%左右，保持他們在汽車、購房等方面消費信心，則有可能撬動數萬億級別的消費。這種精準刺激，可能遠優於大水漫灌式刺激政策。

此外，就是部分地方已經開始實施的，給居民直接發放消費補助。這種補助目前主要體現爲消費券，其中又分全額消費券和打折券、滿減券。

打折券在經濟上行期，如2005年前後家電三下鄉時期，刺激作用明顯，但在經濟下行期效果也要“打折”。因爲，居民並沒有能力或意願支付本金。也因此，受疫情衝擊嚴重的地方，在本輪疫情後，可以加大力度派發消費券，甚至是派發全額消費券給全體常住居民。

比如深圳，如果給每位常住居民發放2000元消費券，僅需資金300億元左右，其財政收入卻是近萬億級別，完全可以承受。而這些消費券，對於挽救受疫情衝擊最嚴重的餐飲、住宿、遊樂等行業效果巨大。

從總體看，只要控制好疫情，我們仍然有多種刺激手段可選，消費應該可以實現較快反彈。關鍵是，刺激政策有很強的時效性，越早效果越明顯，如果當家庭資產負債表普遍出現問題的時候，很多政策就都爲時已晚。因此可以說，想方設法重振消費信心，已刻不容緩。

撰稿 / 王明遠（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