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就業之計⑥專訪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綜合施策促進青年就業

今年高校畢業生將達到1076萬人，總量創歷史新高，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矛盾仍然存在。

“宏觀經濟不好，就業不可能好”“針對就業的結構性政策，其實是能做一點就做一點”，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近期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表示。

盧鋒指出，我們面臨一些新挑戰，例如我國經濟目前短期困難與一段時間以來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問題相互作用，需採取有效應對措施避免派生更爲複雜棘手局面。

澎湃新聞：您此前梳理的數據，4月青年調查失業率（16到24歲）中國達18.2%，歐洲爲13.9%，美國爲8.6%。您覺得中國青年失業數據攀升的原因是什麼？

盧鋒：我國這個數據是5月16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4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爲6.1%，16-24歲、25-59歲人口調查失業率分別爲18.2%、5.3%。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爲6.7%。我在5月18日北大國發院一個視頻研討會上，引用了這個數據，把它跟美歐類似指標值比較，並做了一個簡單點評而已。

疫情期中美宏觀經濟呈現出週期錯位的鏡像關係。目前美國面臨幾十年以來最高通脹壓力，貨幣政策正在緊縮應對，不過宏觀經濟和勞動力市場整體仍處在宏觀景氣度較高週期階段。2021年我國GDP同比增長8.1%，但去年四季度已經降到4%，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相對美國我們目前短期宏觀經濟景氣度較低。今年前兩個月有所迴轉，但3月份以後外部環境加上國內疫情衝擊，導致4月份經濟數據再次下行，5月份估計也不容樂觀。如果上海、北京和其它地區散發疫情都能得到較快控制，6月份經濟形勢有望好轉。

爲什麼我們勞動力市場的表現與歐美不同，基本原因還是宏觀經濟不在一個點位上，一個高點一個低點。宏觀經濟不好，就業不可能好，這符合經濟學奧肯定理的經驗規律。

澎湃新聞：目前的週期點位不同，主要是什麼原因？

盧鋒：背後的原因應該是兩方面。

一方面是宏觀政策不同。美國和歐洲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力度較大。金融危機以後，美國的主流觀點是要鉚足了勁刺激。美財長耶倫女士最近有一個自我檢討，說她自己去年對通脹形勢看走了眼。2021年初討論拜登政府是否要追加大規模刺激政策法案時，針對當時社會上包括民主黨陣營內部不同意見爭論，她積極支持實施新的救助法案，說這次我們要“go big（大幹一場）”。順便說一句，耶倫作爲學者高官，事後能直面和坦陳自己有失誤，這一點還是應該肯定的。

這裏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疫情前多年，耶倫和美國學界不少學者都認爲，上一輪金融危機之後，奧巴馬政府財政刺激工具用的力度不夠，2010年退出刺激時間過早，結果給美國經濟和民主黨政治利益帶來損失。基於這方面經驗教訓總結，民主黨主流觀點認爲面臨重大危機時應該加大刺激政策力度。拜登上臺時，美國經濟已在比較強勁復甦，但是還要決定多燒幾把火，所以財政政策鉚足了勁刺激。宏觀政策的刺激力度達到空前水平，現在回頭看是過大了，導致經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並且派生未來揮之不去的通縮風險。不過這個過激的宏觀政策，確實也使得失業率很快下降，並且目前還維持在很低水平，在短期宏觀增長方面得到一些實惠。

我國情況大體是，2020年上半年特別是一季度宏觀政策刺激力度也很大，基本所有工具都用上了，推動經濟從二季度強勁復甦。該年7月決策層提出跨週期調節的新方針。從宏觀考慮，2020年一季度跌了6.8個百分點，全年應該屬於增長低谷，按照通常的宏觀經濟政策逆週期調節規則，意味着2020年應總體維持較爲寬鬆的政策。

從跨週期調節角度看則可能需防範刺激過頭，如果過了頭到下一個週期時可能就會比較被動。此後儘管我們的宏觀政策方針取向表述沒有根本變化，然而相關宏觀經濟數據顯示，2020年下半年大部分時間宏觀政策客觀上處於邊際緊縮狀態，這在貨幣、財政、基建一些指標上都有體現。這個格局在2021年上半年大體得到延續。2021年兩會提出實現6%以上的經濟增長目標，如果在平常這樣提當然是很強的指標，不過考慮2020年2.3%的經濟增速改革時代最低值，給定這個特殊基數效應，2021年6%增速應屬不出特別意外應有較大把握甚至能較爲輕鬆達到的目標。

於是2021年官方增長目標當時被廣泛看作實現難度較小或有一定冗餘度的目標，這是一個相當特殊的情形，並對去年一些強監管政策或有某種解釋作用。去年密集出臺的若干強勢監管政策，其本身都有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時也具有影響經濟增長的含義。通常情況下相關部門推進這些政策會比較注意分寸，比較講究兼顧監管到位與呵護增長雙重目標，如節能減排、教培和平臺治理，包括金融風險控制和化解，可能都會重視雙重目標的平衡。在去年經濟增長目標相對寬鬆的時間窗口期，對增長影響考慮優先度似乎不比往年，客觀上對經濟增長可能也有影響。

另一方面就是疫情影響差異。疫情大流行初期美國也採取類似我國的封控方式，但遠不如我們做起來得心應手。病毒變爲德爾塔和其它新變異毒株後，加上2021年初開始大規模接種疫苗，美國雖仍間歇性地實施管制措施，同時轉而更多靠老百姓自我約束。到2021年底奧密克戎出來，疫苗接種已較大程度普及，強制性行爲管控措施基本就退出了。這對兩國近來經濟週期錯位或鏡像關係具有某種解釋作用。

澎湃新聞：國家一直鼓勵、支持大學生創新創業，今年也是明確給予了一些鼓勵政策，江蘇、廣東等地也紛紛出臺政策鼓勵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但也有人認爲，在當下的環境中鼓勵高校畢業生創業不合時宜，您怎麼看？

盧鋒：大衆創業萬衆創新，是政府一直鼓勵的，這本身無疑是合理和正確的：鼓勵創新創業怎麼可能會錯？只是說創新創業本身是有它的規律，因而並不是每個人都適於或應該去創業，現實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去做類似事情。常識告訴我們，更多的人還是會以某種僱員身份找到就業機會進入職場，這顯然是客觀規律。

所以鼓勵是對的，只是說這方面努力對實質性解決當下規模的就業問題可能作用有限。畢竟有意願創業並最終成功的人，在社會分佈中總還是少數。特別在宏觀經濟不好的環境中，意味着創業的機會可能更少。當然對個別人來講，永遠能找到逆向的機會，不過這只是特例。

鼓勵國有企業多招聘也是一樣的，國有企業可以響應號召多招員工確實值得一試，但是作用多大可能也要務實評估。例如整個國有企業部門額外招聘10萬到20萬可能已屬於不易，對於緩解就業壓力也有一定作用，但相比今年將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一千五百萬以上畢業生和年輕求職者數量而言，大概能解決顯著然而較小佔比的崗位需求。

因此，這些措施應繼續鼓勵，只是效果程度無法估計得很高。5月2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會議，確定6方面33條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等，是政府在宏觀政策的最新和力度最大的追加舉措，加快落實相關措施對穩增長和穩就業都有望產生實質推動作用。另外在抗疫政策方面，即便堅持基本方針不變，如能有局部改進和優化，減少對經濟增長影響，也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針對就業的結構性政策，其實是能做一點就做一點，包括鼓勵創業，鼓勵國有企業多招人，學校加強輔導，多給畢業生一點時間等等。此外，可以借鑑國外的辦法，短時工作制，採取政府補貼企業，讓年輕人去進修或者去實習的辦法。這是一次性的支出，並且可能有一個相當規模。這些政策能用的儘可能都用一下，先應對現在比較困難的局面，走出目前困境。

澎湃新聞：近年來，大學生理想的就業去向選擇體制內就業的比例有較大上升，是什麼影響了大學生的擇業觀？我們看到，名校高學歷畢業生應聘基層崗位已經不罕見了。

盧鋒：高學歷畢業生在大城市某個基層普通崗位就業，這個現象與一般常識、期望不一致，折射了現實存在的不盡合理因素，引發媒體和公衆關注是可以理解的。

我個人傾向於認爲，高學歷畢業生擇業無疑應考慮社會需要和專業人才人盡其用，然而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允許個人選擇可能還是底線原則之一。特定對象做了一個對他而言利益較好的選擇，只要在現有法律與規則範圍之內，他人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評論，然而對其選擇行爲可能還是應允許或尊重。應該把積極正面引導與尊重個人選擇結合起來。

其實體制內工作很多都是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重要工作，高學歷畢業生願意到體制內工作本身不是問題。不過太多高學歷人才密集競爭體制內少數工作崗位，出現一個公務員職位應試人數高達百位甚至更高數量級現象，確實不能說是正常和積極現象。問題不在於年輕人踊躍報考公務員，而在於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市場現實關係仍有待通過深化改革加以改進完善。比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決定指出：“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如果這個改革要求得到充分實現，加上有關民營企業權利、機會、規則三平等方針切實落地，公務員招聘異常火熱現象或許會自動適度降溫。

跟這個問題相聯繫，目前經濟發展存在的一些具體矛盾問題，仍然存在體制深層根源。最近我係統梳理了一下中美貿易戰以來兩國經貿關係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表現，大量經驗證據顯示美國遏制中國政策目標未能實現也無法得逞，外部不利因素無法改變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大趨勢。近年我國經濟發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不過經驗觀察也顯示我們面臨一些新挑戰，例如我國經濟目前短期困難與一段時間以來增長內生動力不足問題相互作用，不僅導致需求收縮和供給抑制，更重要的是間歇性對市場主體預期產生不利影響，需採取有效應對措施避免其派生更爲複雜棘手局面。

我個人認爲需要把短期和長期措施結合起來應對目前形勢。針對去年底宏觀經濟面臨三重壓力，近來進一步加大的現實形勢，是要用足可供選擇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工具：現有政策加快實施落地，增量政策儘快設計出臺；同時審時度勢完善優化疫情防控政策，千方百計穩定宏觀經濟增長大盤。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並在改革開放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

依據我國經濟轉型發展與體制改革創新互動規律，新形勢下深化改革仍是應對內外困難的必然選項與“關鍵一招”。要對照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決定的事項清單，結合新時期經濟發展現實矛盾和問題，在若干重要領域加快改革補齊體制創新完善的短板。

要加快“着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爲此要根據高質量經濟發展階段需要改進和加強特定行業監管，同時也要重視依據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則有序推進，從而協調監管動態完善與發展預期穩定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