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東方IC）

言詠/文 丹東公安機關6月22日發佈了一則警情通報，稱一對父女開車往返一交通卡口時，因其健康碼顯示爲黃碼先後兩次闖卡被執勤民警依法攔停，女子拒不配合遵守防疫規定與民警爭執，過程中父親上前打擊民警面部。前者因阻礙執行職務予以行政拘留十日，後者因涉嫌襲警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通告回應的是一則視頻。視頻中這對“黃碼”父女開車就醫，女兒持有社區的通行證和核酸陰性證明，仍遭警察阻攔。雙方爭執過程中發生衝突，女兒倒地，父親隨後打了警察一巴掌。

輿論幾乎一邊倒地支持這對父女，而不是以防疫爲由攔阻他們的警察。父女的闖關、襲警行爲當然不被鼓勵，爭執過程中情緒也有些衝動，但輿論更多是予以理解。這是因爲從曝光的視頻看，警察阻攔的是民衆就醫權，“帶父就醫被攔”足以激起民意。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三年以來，爲了防疫，人們讓渡了很多本來天經地義的權利——持核酸陰性證明方可乘坐公共交通和進入公共場所；配合疾控要求接受流調、足不出戶或集體轉運；健康寶被彈窗時按要求做核酸，哪怕只是被大數據誤掃，根本就沒去過風險場所。但是，當看病就醫受阻時，這觸及了人心的底線，也擊潰了人們最基本的安全感。

丹東出具的警情通報，只提父女不配合遵守防疫規定和襲警，而不提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可以說是迴避了衝突的焦點，因而也無法平息爭議。根據視頻內容，丹東這對父女，按要求向社區申報並得到了許可，社區通行證上清晰印着“持有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請沿路卡口給與放行”，此種情況下爲何不予放行？警察有權否定社區的證明嗎？如果可以，多頭管理是否給民衆帶來不便？另外，衛健委有明確的指導規範，要求各地設立“黃碼醫院”，對封控區或隔離點的患者如何就醫也有非常細緻的規定，按理說，黃碼甚至紅碼人員，就醫渠道都應該是通暢的，不應當發生這樣的警民衝突，問題出在哪裏？是否有其他隱情？丹東有必要提供更多信息，以客觀完整的事實回應輿論的質疑。

更進一步，國家衛健委不止一次強調，任何理由都不能阻礙求醫看病，任何醫療部門都不得借疫情防控的要求拒收病人。但爲什麼求醫受阻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有的出不了社區，有的卡在了路上，有的到了醫院進不去。老百姓需要一種“確定性”——即便所在社區被封控了，即便所在城市靜默了，就醫權依然可以得到制度保障，而不是依賴社區、門衛通人情一點，官員、醫院有擔當點。

人們還擔憂權力邊界的模糊以及它可能導致的權力的膨脹。對於私權利來說，是“法無禁止即可爲”，對於公權力來說，則是“法無授權不可爲”。但在疫情之下，這樣的邊界變得有些模糊了，一些地方政府在防疫政策上隨意層層加碼，政策越加碼，人民讓渡的法定權利就越多。實際上，任何地方在推行防疫政策時，都應當保持克制，把對私權利的影響降至最低，也避免公權力的膨脹。丹東振興區在省級的“遼事通健康碼”之外，又單獨推出了區級健康碼“振興碼”，居民如果不綁定此碼，出行極爲不便。這就是給老百姓平添麻煩的層層加碼。前不久發生的鄭州儲戶紅碼事件，涉及對防疫政策的濫用，是一種更爲惡劣的權力膨脹。

只有當地方官員、基層幹部、執法人員理解了老百姓只是暫時讓渡一些法定權利，他們在推行政策或者處理紛爭時纔會多一份謙遜，多一份尊重，也多一點人情和溫暖。互動方式的不同有時會帶來結果的不同。一個執法者，當遇到黃碼父女就醫這樣的情景，是以政策爲由強橫阻攔，還是誠意溝通，盡力在政策範圍內幫助他們達成就醫目的？公安部今年4月30日曾發文要求，要堅持寬嚴相濟，持續推進嚴格規範公正文明執法。其明確指出，要準確把握疫情防控期間的社會心態和羣衆情緒，強化現場理性文明執法，規範執法語言和執法行爲，防止因執法不當引發新的矛盾。

丹東這座邊境城市，已經因爲疫情原因封控了兩個月。長時間的封控給老百姓生活帶來的困頓，給他們心理帶來的壓力，設身處地，可以想見。這也是爲何丹東父女的遭遇讓我們如此共情。同樣經歷了兩個月封控的上海，也曾經出現過就醫難引發的矛盾，甚至還發生了護士周燕妮之死的悲劇。後來，上海規定憑社區發放的通行證就醫，交警或其他任何人都無權阻攔。如何對最基本的就醫權亮綠燈，如何平衡防疫與民生，如何限定並守住權力的邊界，依然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