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是第35個國際禁毒日。一週前,在首次面向全國媒體的禁毒沙龍上,保持戒斷海洛因7年的石柱仍不敢自稱“成功戒斷”。“除非蓋棺論定那一刻”,石柱語氣誠懇堅定。

吸毒,一個會刻在他們身上、心裏、履歷中一輩子的詞,像時時罩在眼前的透明幕牆,在他們生命中,是規束和警示,也是步步緊逼和小心翼翼。

《2021年中國毒情形勢報告》顯示,我國現有吸毒人數和新發現吸毒人數連續5年下降。截至2021年底,全國現有吸毒人員148.6萬名,同比下降17.5%;戒斷三年未發現復吸人員340.3萬名,同比上升13.4%;新發現吸毒人員12.1萬名,同比下降21.7%。

向好的數據背後,每個“1”都面臨着生理和心理、感性和理性的煎熬鬥爭。

18年吸毒史、6次強制戒斷,2015年,37歲的石柱邁回到正常的人生軌跡中。他成爲深圳首個有吸毒史的助理社工師,往返於各戒毒所和禁毒宣傳場合,成爲無數反覆戒毒吸毒人員眼中的“人生可能性”。

7年過去,由吸毒史人員組成的朋輩輔導員達到51人,屬地戒毒所幾乎沒有了本地人復吸“再進宮”的身影。但石柱和他的同事們依然在尋找方法,讓戒毒者真正迴歸社會。

迴歸的“代價”

2015年9月,出戒毒所第三天,石柱就找到了一份麪點師的工作。這在有吸毒史的朋輩中實屬幸運,也是他掙扎多年來最順利的一次。

此前5次強制戒毒後,石柱也曾試圖迴歸社會生活。

臨出所的前一個月,石柱曾自編自導自演一部情景喜劇《迴歸之後》。故事原型來自於他的親身經歷:戒毒者在一家大型企業面試服務崗位,一系列面試通過,辦理入職時被發現有吸毒史,工作告吹。而這也是大多數有吸毒史人員可能面臨的情況。

“如果我是老闆,也會擔心招聘有吸毒史的人會給企業帶來風險,誰能保證他不復吸、不會帶着員工一起吸毒?”石柱表示理解,但仍難掩失落,失落於沒有機會證明自己的決心。

即便順利入職,也不意味着再無煩惱。

根據戒毒條例,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負責對涉嫌吸毒人員進行檢測,對吸毒人員進行登記並依法實行動態管控。對戒毒人員戒毒的個人信息應當依法予以保密。對戒斷3年未復吸的人員,不再實行動態管控。

最初3年,戒毒者會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要求尿檢,這也意味吸毒史可能被周圍的人知道。

爲了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石柱入職後沒參加公司的外地旅遊團建。第三次實在無法拒絕,他一個人提前抵達旅行酒店,趕往屬地派出所,主動報備並表示配合一切檢查,“只要別貿然出現在我的同事面前。”大多數時候,警方都能體量,這也成爲石柱向朋輩們傳授的經驗。“既然準備安穩迴歸,就要想盡辦法爲自己爭取機會。”

這些被很多戒毒者視作想要回歸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名已經戒斷成功、迴歸生活的戒毒者,後來在公司擔任總監級別職位,但在公司一次背景調查後立即被開除了,沒有被告知理由。”北京市社康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下稱北京社康)的禁毒社工王佑宇表示,他見過許多類似的例子。這名戒毒者在此後也不止一次遇到類似問題,於是打來電話,諮詢王佑宇是不是因爲被查到吸毒史,“我們只能不置可否。”

一念之間

六年前,不會有人想到,擁有海歸、高學歷、企業高管等標籤的李良(化名),會被刻上冰毒吸食者的烙印。

“起初工作壓力大,以爲這個東西能幫我提高精力、延長工作時間。”當時,李良剛進入新行業的管理崗位,高強度的工作節奏下還要學習大量內容,熬夜一段時間後,身體開始喫不消的李良把目光投向了冰毒(甲基苯丙胺)。

之所以認爲吸食冰毒可以提高精力,是源於十多年前一次醉酒後的經歷。喝多的李良身體不適,同場的朋友提供了一種解酒藥。吸食後,李良的不適得到緩解,但興奮得兩天睡不着覺,後來他才得知那是冰毒。

李良認爲,自律性強的自己絕不會被毒品控制,於是開始吸食。

剛開始,李良在夜裏打起了精神,大量工作得以完成。自信的李良試圖控制吸食頻次,隔週一次,週末補覺,但仍沒有躲掉對毒品的依賴,從一週一次到一週兩次,最後幾乎每天都會吸食,“身體狀態越來越差,我以爲是熬夜引起的疲勞。”一年後,李良出現大腦反應變慢的表現,講話開始不流利,邏輯判斷受影響,工作效率下降,並出現明顯的焦慮和偏執。

信心被每況愈下的狀態摧毀,李良失去了引以爲豪的自控力。

據介紹,冰毒、搖頭丸等合成毒品屬於強烈的中樞神經興奮劑致幻劑,主要作用於人體中樞神經一些特定部位。每次使用,相應部位會發生一次水腫,隨着毒品代謝,水腫消退,留下一個疤痕。一次次濫用、一次次水腫、一次次留疤,中樞神經系統會出現不可逆的病理性改變。

山西警察學院治安系教授範斌表示,吸食中樞神經興奮劑致幻劑可能帶來外觀容貌的改變,特別是冰毒,長期吸食會導致口腔牙齒嚴重損害。嚴重的合成毒品受害者,會發展爲精神病患者,出現人格的扭曲和心理的變態,容易出現自傷、自殘、自殺,還會有毒駕等問題發生。

第一次的深陷錯在一念之間,復吸也同樣離他們很近。

石柱非常注意,離開戒毒所後便遠離毒友圈。一次在街上碰到“老熟人”,兩人坐下沒聊兩分鐘,對方便提出“兄弟,我這邊有個很好的‘上家’,貨很正,純度很高。我也沒多少錢,要不一人出一點,我去拿貨,到時一起‘嗨’。”聽到這話,石柱忽然回憶起吸毒的感覺,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毒品不僅損害身體器官,還會讓你的大腦牢牢記住吸食毒品的感覺。”石柱說,當時身體突然十分渴望毒品,但同時腦海裏還有一個反對的聲音。雖然只有幾秒鐘,但石柱經歷了巨大的內心掙扎。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李良身上。在第一次因吸毒被拘留15天后,李良保持了半年的戒毒狀態。一次連續加班到深夜後,緊接着要在凌晨五點開車出差,“想到睡不到兩小時就又要出去,我就忍不住想‘精神精神’,其實就是給自己吸毒找一個理由。”結果又因吸毒被抓住。

“後來我反思,過於投入工作讓我在精神上陷入了一種真空,明明有父母、妻子、女兒和朋友,但我全然不顧,走上了錯誤的路。如果我像現在這樣在乎家人、朋友,就不會去吸毒。”毒癮變強後,李良描述自己越來越自私,漠視家人、朋友的感受,放棄了本應承擔的責任,每天的心思都是如何防止被抓,直到他進入天堂河強制戒毒所接受強制隔離戒毒。

接過那支菸

吸毒人員就像刺蝟,自我保護意識非常強,信任是他們最缺乏的情感。“即便是一起吸食過,都有被毒友舉報的經歷,還有誰可以信賴呢?”一名有多年吸毒史的戒毒者說。

如何獲得幫扶對象的信任,是禁毒社工最難邁出的一步。

北京社康爲美沙酮門診的患者提供戒毒康復服務,美沙酮是一種海洛因的替代維持治療藥物。美沙酮戒斷過程中,很多戒毒者會出現失眠、無力等情況,尤其在剛停喝的第二天,常常坐立不安、十分焦躁,爲此,社工們開展過助眠小組活動。

“能來的已經是很不錯的了。”王佑宇說,戒毒人員十分敏感,不願參與有陌生人的活動,被拒絕是常事。爲了拉近距離,剛步入禁毒社工行列時,王佑宇就蓄起了長髮,用改變形象來拉近距離。

王佑宇第一次接觸吸毒人員,是多年前在一個北京本地的戒毒互助小組。在那個熟人才能參加的活動上,很多人對他保持警惕。

一個剪着蘑菇頭、瘦瘦的女孩先打了招呼。女孩剛剛從戒毒所出來,王佑宇注意到對方有些怕生,自己也不知從何聊起。“結果她向我遞來一支菸,我愣了一下,還是接了過來,一直握在手裏,但明顯看到她鬆了一口氣。”後來兩人成爲朋友,回顧第一次接觸時的情景,女孩說,那一刻感覺自己被接納了。

第6次進入戒毒所時,石柱連父母都懶得通知了,他也不再相信自己可以戒毒成功。“兩年後出去,最多再兩三個月,肯定又要走老路。”

但這次,他遇到了一批禁毒社工,耐心溫柔,還很尊重他們,這對於受慣了鄙視眼光的石柱來說,難得的舒適。但“素昧平生的人,帶着點校園稚氣,我肯定不會相信對方的,世界上哪來無緣無故的愛呢?”這次接觸被石柱形容爲“不鹹不淡”。

第二週,社工又來了。石柱發現,上次無意中提到的父母的事被聽了進去,年輕的小社工輾轉找到家裏,告知70多歲的父母,石柱一切安好,並轉達了母親的囑託,“雖然是第6次了,但媽媽始終相信你可以戒掉毒癮。”

把他的話放在心上,還爲他解決了後顧之憂,石柱開始慢慢願意把心裏話說給對方聽,“甚至覺得對方是無所不能的神,可以聽到你的訴求,解決你的煩惱。”獲得信任後,社工開始爲石柱普及毒品的危害,爲石柱做職業生涯規劃。

國家禁毒辦專家庫成員、雲南師範大學法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莫關耀認爲,涉毒人員是違法者,應當懲戒,但成癮後也是病人,需要救治,同時,他們還是社會環境的受害者,需要幫扶。“教育、懲戒、治療和幫扶,如此綜合方法,纔可以阻止吸毒、復吸,保持操守。”

“我國的禁毒法和禁毒條例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戒毒制度,最核心的就是社區戒毒制度和社區康復制度。”莫關耀指出。

2017年,國家禁毒辦等12部門聯合印發《關於加強禁毒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的意見》,其中規定,禁毒社會工作者的職責任務包括,爲戒毒康復人員提供心理諮詢和心理疏導、認知行爲治療、家庭關係輔導、自我管理能力和社會交往能力提升等專業服務;鏈接生活、就學、就業、醫療和戒毒藥物維持治療等方面的政府資源與社會資源;參與禁毒宣傳教育;協助開展吸毒人員排查摸底工作、建立檔案資料等。

在社工的引導下,石柱儘量參與戒毒所的活動,並獲得了6個月的減期,提前返回社會。臨出所前,根據現實情況,社工提出“先就業再擇業”的建議,先讓自己忙起來,找到自己養活自己的成就感。

毒友-“師生”-同伴

在戒毒所時,“六進宮”的海洛因吸食者石柱,碰上了“二進宮”的冰毒吸食者小海(化名)。海洛因是公認最難戒斷的毒品,小海稱石柱爲“吸毒老油條”,並定論“你這輩子肯定戒不掉了”。

第二年的8月和9月,兩人分別從戒毒所離開。

生怕重回毒圈的石柱,爲了讓自己忙得想不起吸毒,同時打三份工。在社工的引薦下,他加入到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禁毒宣傳等公益活動中,逐漸與志同道合的戒毒者組建起 “馨起點”過來人禁毒志願者團隊。這是深圳首支由戒毒人員組成的禁毒社工團隊,7年過去,成員已經由最初的5人發展爲51人。

做了3年的禁毒志願者後,石柱於2018年考取了助理社工師資格證,成爲廣東省首名有吸毒史的助理社工。不久後,他成爲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的員工。

而另一邊,離開戒毒所的小海則享受着無人管教的自由,很快與之前的毒友聯絡上。當石柱以朋輩輔導員的身份受邀前往南山戒毒所講授經驗時,小海又一次被要求強制戒毒,以學員的身份坐在臺下。“18年的海洛因都能戒,我的冰毒怎麼會戒不掉?”感受到衝擊的小海,像變了個人。

結束強制戒毒後,小海第一時間聯繫了石柱,希望加入朋輩志願服務團隊。

此後,小海在禁毒志願服務中認識了妻子,接手了家裏的生意,生活重心發生了轉變。近幾年,小海很少再出現在禁毒志願服務隊伍中,但深圳大大小小的建築,很多都有他的公司參與建造的痕跡。

“即便不再參與禁毒志願服務,也是我們非常樂於看到的結果。迴歸社會,迴歸到在茫茫人海中。”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禁毒領域總監王良玉說。

“不同於警察和社工,吸毒人員朋輩間具備理解、包容、同路和相信四個特點。同伴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讓戒毒人員找到一個具體、生動、鮮活的學習榜樣,保持操守,爲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可以被大家接納和認同。”莫關耀指出。

深圳共有6個強戒所,石柱的團隊負責其中3個所的幫扶工作。每一名戒毒者走出強戒所時都會拿到石柱的電話號碼,這是專門爲戒毒者開設的一條服務熱線。直到現在,即使在深夜,石柱也會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電話,傾訴他們的苦悶和疑惑,想從石柱這裏尋找方向。“我很理解,有些時候戒毒人員可能是把你當成了救命稻草,所以無論言語還是態度上,我都不敢有絲毫懈怠,往往一個不經意的舉動就可能改變他的一生。”

一些曾經的毒友主動找到石柱,但討論的不再是哪裏的貨純度高,而是如何戒毒、如何迴歸社會和家庭。

說到這些,石柱總是難掩驕傲。在他看來,朋輩輔導服務模式發展的成員數量、開展的宣傳場次讓他欣喜,但更讓他有成就感的是,在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的第一戒毒所裏,此前大半都是本地吸毒者,經過這些年的輔導和宣傳,已經少有本地戶籍的吸毒者再次入所進行強制戒斷了。

“大家形成了一個新的圈子文化,不再是出來後不復吸就沒同伴,而是復吸了纔沒同伴。”石柱說。

讓戒斷多一點、久一點

成爲“過來人”的戒毒人員,在戒毒所與專業社工搭檔,提供“現身說法”的講解和情緒諮詢,爲走出戒毒所的學員提供適應性諮詢和幫扶,併到更廣泛的社會面進行禁毒宣傳。

深圳市溫馨社工服務中心常務副總幹事、國家高級社會工作師王璐認爲,這樣的模式讓專業禁毒社工成爲配合補充,朋輩輔導員的榜樣作用爲吸毒者提供了方向,也有利於鞏固自身維持操守。

朋輩輔導模式緣起於國外的戒酒互助會,酒精成癮患者聚在一起分享堅持和度過迷茫的正面時刻,從而相互感染鼓勁。其核心爲理解、包容、共情,之後逐漸被運用到戒毒互助當中。

從去年開始,深圳溫馨社工委朋輩輔導員模式單獨立項,在珠海、佛山做了交流推廣,同時,他們的經驗爲深圳市和廣東省相關標準的制定提供了參考。

對於模式的複製推廣,王佑宇有些擔心。在他看來,戒毒人員以過來人的身份公開宣講自己的故事,很可能成爲衆矢之的,處於這種環境中,其保持操守或變得更難。

同時,一組數據也讓人十分在意——51人中,98%的朋輩輔導員保持了操守,也就是說,仍有極個別的輔導員復吸。

這也是戒毒者互助中最敏感的問題,輔導員有人復吸,是否會導致大面積“坍塌”?

深圳市禁毒社會工作與志願服務協會祕書長黃楠是這個項目的牽頭人,他介紹,團隊在組建之初就考慮到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較高的准入門檻,要求參與者至少保持操守一年、參與每場活動前都進行尿檢。

7年來,唯一的復吸情況發生在外地。當時,這名朋輩輔導員的奶奶去世,於是回到老家參加葬禮。但當地有較爲頑固的吸毒沉痾,離開戒毒圈、進入吸毒圈的他沒能保持住操守。

黃楠說,發現復吸後首先是將其移出輔導員隊伍,“這並不意味着團隊就此拋棄他”。隨後,團隊安排社工進行個案跟進,當他戒毒滿一年後,若滿足要求,仍可提出申請,再次進入朋輩輔導員團隊。

“我們在與香港的朋輩輔導團隊交流時學習到,既然圈子內必然相互影響,那就強化正向影響。”王良玉說。

在香港相關組織的協助下,深圳的朋輩輔導團隊制定規則,要求朋輩輔導員需經過專業培訓考覈才能上崗。培訓3個月爲一期,在應變能力、溝通能力、活動策劃能力、遊戲帶領能力、文稿撰寫能力等方面進行綜合提升,不達標可持續參與下一期培訓,直到合格才能成爲一名正式的朋輩輔導員。

讓戒斷持續下去,就要讓戒毒人員有歸屬可去。石柱在2018年辭去月收入13000元的工作和兼職,成爲月薪3500元的助理社工。爲了讓石柱能繼續穿着代表禁毒社工的綠馬甲、鞏固他的成就感,石柱的母親甚至提出每月資助他5000元。

王良玉也坦言,目前戒毒人員就業主要依賴自有資源,當越來越多的戒毒人員鼓起勇氣重返社會,有沒有願意接受他們的崗位?

在這方面,深圳已經有所探索。

截至目前,深圳市羅湖區慈善會羅湖政協委員公益基金已經資助培養了10多名戒毒康復人員,同時,項目還提出了兩條關於朋輩輔導員模式的政協提案,關注朋輩輔導員未來的社會融入和就業問題。該基金管委會副主任王文暉表示,“這一公益基金的特別之處在於,所資助的公益項目不僅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也希望能通過提案影響相關政策。”

新京報記者 馬瑾倩 沙雪良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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