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這幾個勞務輸出大市也不想“生”了？長三角出生率數據的背後→

上觀新聞

截至目前，全國大部分省份已經公佈了2021年度的常住人口出生率（以下簡稱出生率），長三角除了安徽外，上海、浙江、江蘇都已公佈。

在全國人口出生率整體下滑的趨勢下，長三角的人口出生率呈現出怎樣的特點？背後又有着什麼變化？

我們嘗試從數據入手進行解答。

三省一市出生率均出現明顯下滑

2021年年末，全國人口141260萬人，僅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人口出生率繼2020年首次跌破10‰（8.52‰）後，進一步下降至7.52‰。

而長三角的數據可能更不樂觀。

根據最新數據，上海2021年的出生率爲4.67‰，江蘇2021年的出生率爲5.7‰，低於全國整體水平。

浙江在2020年之前的出生率高於全國水平，但2020年常住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全國平均水平，爲7.13‰，2021年繼續下跌至6.9‰。

目前，安徽尚未公佈2021年的出生率，從2020年的水平看，安徽是長三角唯一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

從數據看，江蘇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在三省一市中最爲明顯。前些年出生率較高的蘇北地區，近幾年的下降幅度尤爲顯著。

徐州、鹽城等城市自2017年來出生率下降超過8個千分點，超過全國平均水平。鹽城、淮安的出生率在2021年分別爲4.1‰、5.37‰，均低於江蘇省平均水平。徐州和宿遷2021年的出生率也僅爲7.1‰和6.93‰。

爲何江蘇的出生率下滑較快？

最主要的原因是生育人口的底盤沒有做大。相對浙江，江蘇這幾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十分有限，其中2020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不僅與浙江省差距較大，也不及安徽。

如果仔細分析，江蘇的人口流動，主要爲省內蘇北、蘇中流向蘇南，省內流動達到1335.51萬人，佔全省流動人口的56%，一定程度的內循環，導致總人口沒有太多增長。

而同在長三角的浙江，流入人口來源地分佈更廣泛，已經成爲雲貴川等西南省份人才的首選。

另外，蘇北、蘇中地區的人口還有部分流向上海這座長三角的龍頭城市。上海的前三大流動人口來源地，就包含了鹽城、南通這兩個江蘇城市。

因此，近幾年隨着蘇北地區的出生率下降、蘇中地區的出生率低迷，整個江蘇的出生率則更加失去了動力。

浙江出生意願下降

浙江從2017年開始，出生率也持續下滑，2021年的最新出生率數據爲6.9‰。數據顯示，浙江出生率下降幅度在2020年創下新高，較上一年下跌超3個千分點。

根據浙江省統計局、省發改委聯合發佈的報告《浙江人口結構及其變化趨勢分析》，目前的育齡婦女（15-49歲）人羣自身大多爲獨生子女一代，其人數呈現逐年減少的趨勢，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20-29歲）相當於俗稱“90後”羣體，其人數也明顯減少。

以溫州地區爲例。溫州是浙江的人口大市，也一直是出生率較高的城市。2017年，溫州出生率爲13.7‰，在浙江省排名第一，但2019年出生率已降至10.6‰。

溫州市婦幼保健所曾透露，當地20~29歲生育旺盛期的婦女人數減少十分明顯，其佔生育婦女人數比重已由“十二五”期末的31.32%降至2018年6月的24%。

生育意願較低也是一大原因。調查顯示，浙江省育齡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爲1.65個，比全國平均水平低0.14個。

根據全國生育意願調查，經濟負擔重成爲育齡婦女不再生育的最主要原因。這也是浙江育齡婦女不打算再生育的第一大原因。

皖北城市女性人口大量外流或成困局

安徽還未公佈最新的出生率數據，但作爲勞動力輸出大省，安徽最近因爲出生人口的顯著下降受到廣泛關注。

不久前，安徽官方公佈了一組人口數據，直言“出生人口連續4年減少，人口形勢極爲嚴峻”：2017年至2021年，安徽省出生人口分別爲98.4萬、86.5萬、76.6萬、64.5萬、53萬（預測），年增長率爲-12.1%、-11.4%、-15.8%，-17.8%，下滑嚴重。

一般來說，低出生率與經濟發展、城鎮化率提升是相對應的。但是安徽出生率的下滑還存在更復雜的原因。

比如，阜陽、亳州、宿州、蚌埠等經濟相對落後的皖北城市，自2017年以來的出生率下滑是省內最爲嚴重的。阜陽、亳州和宿州均下跌超過3個千分點。

而合肥、蕪湖等安徽經濟較發達城市和環南京的宣城、馬鞍山等城市的出生率，反而是小幅正增長的。

和浙江類似，根據2020年安徽省統計局發佈的《我省人口發展現狀與挑戰》報告，安徽省的育齡婦女總數減少，是導致出生人口減少的直接因素。

2010年，安徽省的育齡婦女人數爲1702.8萬人，但到了2020年育齡婦女人數就下降到了1340.2萬人。十年間，育齡婦女人數足足下降了362萬人。

那麼，育齡婦女都去哪兒了呢？

除了計劃生育帶來的影響，從人口外流的相關數據中，我們發現安徽女性人口外流的比重在這幾年上升明顯。2017年，安徽全省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口中，女性佔比爲42.91%，2018年、2019年則分別達到44.86%和44.05%。

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如皖北地區，城鎮化水平和人均收入都較低，婦女人口的大量外流也就不難理解。

人口增長較快靠政策和產業“引流”

在人口出生率呈現清一色下降趨勢的情況下，能否吸納更多外來人口，就成爲城市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2012年-2021年這十年間，長三角常住人口增長最快的城市前三名分別是杭州、蘇州和寧波。第四名的合肥常住人口增量與寧波十分接近。從2018年開始，這幾座城市憑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和積極的人才引入政策吸納了大量人口。

出乎意料的是，金華緊跟合肥之後，成爲近十年長三角常住人口增長最多的第五座城市。金華對人口的吸引力主要來自發達的民營經濟和大力度的人才引進政策。

金華的GDP在浙江省僅爲中游水平，但是金華的市場主體總數高居全省第二位，高達146.78萬戶。民營經濟創造出的大量就業崗位，吸引了人口不斷流入。

另外，金華的人才政策也十分給力，自2018年開始實施“智選金華”政策，推出購租房補助、津貼補助、大學生禮包、實習補助、子女積分制入學等16項人才扶持項目。

人口增長前十名的城市裏，還有江蘇省會南京、經濟強市無錫、近幾年加快融入上海、杭州都市圈的嘉興。

淮南近十年的常住人口增量也進入前十，但淮南主要受行政區劃調整影響。如2015年六安市壽縣劃歸淮南市管轄，給這座城市帶來超100萬人口的增加，而十年來淮南的人口增量只有70萬，說明淮南的實際人口增量爲-30萬。

根據當地的人口普查公報，淮南人口總量的下降，主要受到農民工外出、高校畢業生外地就業，以及企業搬遷、產業結構調整等多個因素影響。

長三角近十年常住人口負增長的城市中，江蘇的鹽城常住人口負增長最爲顯著，近十年的常住人口增量爲-52萬，江蘇淮安也是負增長較明顯的地區，人口增量爲-33萬。

一方面，鹽城、淮安等城市本地的產業規模不夠大、缺少頭部企業；另一方面這兩座城市均在江蘇中部偏北，蘇南、上海等地的人口虹吸作用更強，導致鹽城、淮安難以留住更多人口。

長三角人口負增長的城市中，安徽城市數量最多。六安、安慶、淮北等安徽城市近十年常住人口下降數量均在10萬以上。缺乏核心產業和新興產業，同樣也是這些城市在人口問題上的痛點。

生育保障、緩解養育壓力是各地政府重點

儘管長三角多地的出生率都不容樂觀，但各個城市面臨的壓力還是不一樣的。

對於區域中心城市以及其他人才吸引力較強的城市來說，青年人口的流入可以緩解人口結構問題。但對於本身吸引力較弱的地區，出生率的下滑就會造成更嚴重的影響。

尤其是蘇北、安徽部分地區，將會面臨出生率和人口外流的雙重壓力。並且，這兩個地區一直以來作爲長三角地區的勞動力輸出地區，人口問題將不僅僅關乎地區自身的發展，也會掣肘長三角整個地區的發展動力。

目前，江蘇、安徽都在加快落地三孩生育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包括將三孩生育費用納入醫療保障、開設三孩生育諮詢門診等。

針對家庭養育壓力大、成本高的問題，江蘇和安徽省都在推進增加普惠托育機構，完善社區托育服務。

2020年、2021年，江蘇省連續兩年將新增普惠托育機構80家列爲省政府民生實事。安徽計劃今年新建、改擴建公辦幼兒園300所。

江蘇省政府規定各地學前教育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支出水平不低於6000 元，並從2020年起把公辦園和普惠民辦園的年生均公用經費財政撥款標準從300元提高至650元。

除此以外，《安徽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也提出延長女方產假90天、增加男方護理假10天、以及給予父母雙方10天育兒假等保障措施。

但這些生育新政的效果如何，說到底還要落實爲適齡人口的生育意願。如何解決“不願生、不敢生”的問題，依然是長三角各地需要考慮的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