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防控和精准施策的不断完善，对于中高风险的划分和管控要求更加精细化、精准化，粗放式的管控策略在新的疫情防控背景下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

赵先生是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管理者，此前由于行程卡带星，导致他出差都要先在当地进行隔离。在行程卡“摘星”后，6月30日下午，赵先生从上海自驾到湖州出差，同样一路畅通。“现在下了高速公路只要报备登记一下即可放行。”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同样是在浙江出差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教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行程卡虽然是摘星了，但是来自上海的人行程卡上仍然会显示，还是会被盘问，所以摘不摘星的区别并不是很大。”他认为，只要健康码是绿码，就应该能够成为出行的“通行证”。

基于基站的定位有技术局限性

无论如何，“摘星”可以说是朝着精准化防疫迈出了象征性的一步。随着科学防控和精准施策的不断完善，对于中高风险的划分和管控要求更加精细化、精准化，粗放式的管控策略在新的疫情防控背景下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并有可能导致层层加码和过度防疫。

“我们收集行踪轨迹主要是在流调时可以知道他的感染风险，但是感染风险并不能等同于行程轨迹。”郑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其他的信息，例如疫苗接种情况，与什么人接触过，免疫力怎么样，这些因素对于判断感染风险也同样重要。”

除了星号以外，目前的行程卡显示个人行踪轨迹仅精确到城市，这也使得行程卡不能精准反映一个人的轨迹。“行程卡的信息过于粗略，如果是流行病学调查，看行程卡也无法获得精确的信息。”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那么行程卡的定位是否能够更加精确呢？比如能否精确到县级。对此，一位网络安全领域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目前行程卡通过手机连接的通信基站位置进行定位，其精度有赖于通信基站的部署密度和覆盖区域大小。“基站的密度从几百米到几公里不等，因此通过单基站定位技术获得的用户位置误差也在几百米到几公里。”该专家表示。

上述专家认为，中国目前使用基站定位法，是在成本、效果和隐私等多方面综合权衡后，最有效的追踪用户轨迹的方法。在国外苹果、谷歌等厂商曾试图使用短程蓝牙通信技术，建立用户自发的接触者追踪网络，但这种方法由于用户对个人隐私保护的顾虑，最后也没有成功推广开来。

上述专家还向记者介绍称，其他能够追踪用户轨迹的技术还包括电子围栏、人脸识别、实时GPS信息获取等技术，但这些技术的大范围应用都面临成本、隐私、便利性等多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误报和漏报可能，目前并不存在完美的单一技术可以解决当前问题。

防疫隐私之间仍需平衡

不过多位专家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行程轨迹的数据收集无论如何都是需要用户让渡出来部分的隐私，因此如何能够让这些隐私的数据“可用不可见”就变得更加重要。

“我们要利用数据，同时更要保护数据，关键是要把隐私放在底层，并不一定要把相关的信息展示给防疫部门看，比如你过去14天到过哪里。”郑磊表示，“实际上现在各地的健康码底层都是包含这些数据的，也就是说如果显示的是绿码，已经是经过底层数据的计算，识别过风险的，没有必要再让别人知道用户具体的轨迹。”

郑磊还建议将行程卡和健康码的底层数据打通融合，把功夫做在底层，而不是表面。

对此，国内某网络安全上市公司CEO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只要用上一些成熟的互联网技术，行程卡和健康码的数据是完全能够打通的。”

第一财经记者从信通院方面了解到，任何一种技术的解决方案，都需要有硬件提供商和软件提供商，还需要信息对接方，例如不同省市的对接，因此会涉及到多方的工作协同。

目前基于基站的定位以及健康码的数据仍是中国防疫大数据最重要来源，此外根据情况不同，也有地方会部署类似数字哨兵这样的设备作为支持。专家认为，未来防疫大数据应该朝着全国统一建设的方向努力。

“如果从效率方面来看，应该支持全国统一的防疫码，这在技术上不是问题，也有利于打破目前的城市壁垒，减少防疫层层加码的问题，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滥用防疫码的现象。”上述网络安全领域专家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是考虑到各地技术水平、经济利益等多方面的因素，现在各地都各自为阵，这样耗费的代价未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