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科學防控和精準施策的不斷完善，對於中高風險的劃分和管控要求更加精細化、精準化，粗放式的管控策略在新的疫情防控背景下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

趙先生是一家醫療科技公司的管理者，此前由於行程卡帶星，導致他出差都要先在當地進行隔離。在行程卡“摘星”後，6月30日下午，趙先生從上海自駕到湖州出差，同樣一路暢通。“現在下了高速公路只要報備登記一下即可放行。”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同樣是在浙江出差的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行程卡雖然是摘星了，但是來自上海的人行程卡上仍然會顯示，還是會被盤問，所以摘不摘星的區別並不是很大。”他認爲，只要健康碼是綠碼，就應該能夠成爲出行的“通行證”。

基於基站的定位有技術侷限性

無論如何，“摘星”可以說是朝着精準化防疫邁出了象徵性的一步。隨着科學防控和精準施策的不斷完善，對於中高風險的劃分和管控要求更加精細化、精準化，粗放式的管控策略在新的疫情防控背景下越來越難以發揮作用，並有可能導致層層加碼和過度防疫。

“我們收集行蹤軌跡主要是在流調時可以知道他的感染風險，但是感染風險並不能等同於行程軌跡。”鄭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他的信息，例如疫苗接種情況，與什麼人接觸過，免疫力怎麼樣，這些因素對於判斷感染風險也同樣重要。”

除了星號以外，目前的行程卡顯示個人行蹤軌跡僅精確到城市，這也使得行程卡不能精準反映一個人的軌跡。“行程卡的信息過於粗略，如果是流行病學調查，看行程卡也無法獲得精確的信息。”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副院長朱同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那麼行程卡的定位是否能夠更加精確呢？比如能否精確到縣級。對此，一位網絡安全領域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行程卡通過手機連接的通信基站位置進行定位，其精度有賴於通信基站的部署密度和覆蓋區域大小。“基站的密度從幾百米到幾公里不等，因此通過單基站定位技術獲得的用戶位置誤差也在幾百米到幾公里。”該專家表示。

上述專家認爲，中國目前使用基站定位法，是在成本、效果和隱私等多方面綜合權衡後，最有效的追蹤用戶軌跡的方法。在國外蘋果、谷歌等廠商曾試圖使用短程藍牙通信技術，建立用戶自發的接觸者追蹤網絡，但這種方法由於用戶對個人隱私保護的顧慮，最後也沒有成功推廣開來。

上述專家還向記者介紹稱，其他能夠追蹤用戶軌跡的技術還包括電子圍欄、人臉識別、實時GPS信息獲取等技術，但這些技術的大範圍應用都面臨成本、隱私、便利性等多方面的挑戰，同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誤報和漏報可能，目前並不存在完美的單一技術可以解決當前問題。

防疫隱私之間仍需平衡

不過多位專家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行程軌跡的數據收集無論如何都是需要用戶讓渡出來部分的隱私，因此如何能夠讓這些隱私的數據“可用不可見”就變得更加重要。

“我們要利用數據，同時更要保護數據，關鍵是要把隱私放在底層，並不一定要把相關的信息展示給防疫部門看，比如你過去14天到過哪裏。”鄭磊表示，“實際上現在各地的健康碼底層都是包含這些數據的，也就是說如果顯示的是綠碼，已經是經過底層數據的計算，識別過風險的，沒有必要再讓別人知道用戶具體的軌跡。”

鄭磊還建議將行程卡和健康碼的底層數據打通融合，把功夫做在底層，而不是表面。

對此，國內某網絡安全上市公司CEO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只要用上一些成熟的互聯網技術，行程卡和健康碼的數據是完全能夠打通的。”

第一財經記者從信通院方面瞭解到，任何一種技術的解決方案，都需要有硬件提供商和軟件提供商，還需要信息對接方，例如不同省市的對接，因此會涉及到多方的工作協同。

目前基於基站的定位以及健康碼的數據仍是中國防疫大數據最重要來源，此外根據情況不同，也有地方會部署類似數字哨兵這樣的設備作爲支持。專家認爲，未來防疫大數據應該朝着全國統一建設的方向努力。

“如果從效率方面來看，應該支持全國統一的防疫碼，這在技術上不是問題，也有利於打破目前的城市壁壘，減少防疫層層加碼的問題，甚至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濫用防疫碼的現象。”上述網絡安全領域專家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但是考慮到各地技術水平、經濟利益等多方面的因素，現在各地都各自爲陣，這樣耗費的代價未必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