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辛圆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用于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中央财政予以适当贴息。

分析师认为，本次会议再度释放了通过基建稳增长的信号，同时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当前基建投资面临资金本短缺的问题。他们预计，这3000亿元资金可带动超过1万亿元的新增基建投资。

3月以来，在新一轮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因素影响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尽管5月份经济出现边际修复，但要实现全年5.5%的目标仍面临不小压力。

“国常会提出的3000亿元金融债有很有强针对性，在目前基建大规模推进的背景下，出现了相当多的项目资本金不够的情况，资本金不够，后续的融资，比如信贷、债券都会受到制约。很多时候地方政府自己筹集资本金有一定困难，这个时候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去筹集是比较好的手段。”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界面新闻说。

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金永祥指出，2018年以来，政策面对项目资本金进行了规范，客观上导致的一个结果是，投资同样规模的基建工程所需资本金数量成倍甚至几倍上升，某种程度上对基建投资的增长形成了制约，无论对地方政府还是对社会资本，资本金都是当下的一道难题。

“这项政策将推动大量资本金不足的政府项目开工建设，使沉淀的专项债和其他政府资源得以盘活，是针对性很强的稳投资举措。”他说。

财信研究院副院长伍超明表示，按照规定，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等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为25%，照此推算，预计此次3000亿元金融债能拉动的基建投入在1.2万亿元左右。

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加大重大项目融资支持，有利于在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不超发货币条件下，更好发挥引导作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银行存贷款在规模和结构上更好匹配，实现扩大有效投资、带动就业、促进消费的综合效应。

国常会还表示，发行金融债券筹资3000亿元或为专项债项目资本金搭桥”，连平表示，当下由于种种原因，金融机构愿意投入的资金、投资决策暂时不能落地，需要有过桥贷款先来垫一下。“这是短期贷款，时间不会太长，比如三个月到半年，等资金得到满足后，有能力进行投入后，这个贷款可以退出来。”

另外，6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在部署一揽子政策措施时提出，调增政策性银行信贷额度8000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有观点认为，29日会议提到的发行金融债券等筹资3000亿元，是为政策性银行发放8000亿元基建贷款筹措资金。

红塔证券宏观分析师孙永乐认为，这并不是为之前国常会提出的调增政策性银行8000亿元信贷额度筹措资金。“因为（3000亿元）这个用途明确说了是用于资本金或者资本金搭桥的。当然这两批资金是可以用于同一个项目，比如3000亿做资本金，然后信贷支持8000亿，作为债务资金。”他说。

分析师还指出，这并不是我国首次运用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筹措资金补充重大项目资本金。2015年下半年，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两家政策性银行通过发行专项建设债券的方式支持民生、三农、基建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随着国内经济复苏，专项建设债于2017年下半年退出公众视线。

东吴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相对于其他政策工具，专项建设债规模大、成本更低（年利率可低至1.2%）、灵活度高、带杠杆，能有效拉动投资需求，而且大大缓解了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

除专项建设债券外，分析师指出，在特殊时期还可使用特别国债和长期建设国债来保民生、稳增长，此前也有先例。

首先是长期建设国债。为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财政部于1998年9月向四大行定向发行1000亿元的十年期附息国债，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企业技术改造等领域。随着经济复苏、通胀抬头，财政政策从积极转为稳健，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逐年减少，2008年后《政府工作报告》不再提及长期建设国债。

其次是最近呼声较高的特别国债。1998年，我国首次发行特别国债，主要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2007年第二次发行特别国债，主要用于购买外汇、设立中投公司；2017年发行的第三次特别国债，是第二次的续作；2020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发行了第四次特别国债。

中泰固收首席分析师周岳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长期建设国债、特别国债和专项建设债均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为满足特定目的而发行的债券，但也存在一定差异。在发行主体上，专项建设债由政策性银行发行，其他两类由财政部发行。在是否列入赤字上，特别国债被纳入基金预算管理，不列入财政赤字；专项建设债的发行人为政策性银行，自然不列入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