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程卡“摘星”到底意味着什麼？

來源：快科技

6月29日，工信部宣佈取消通信行程卡的“星號”標記。消息一出，直接被頂上了微博熱搜，此後，圍繞這一話題的討論熱度一浪高過一浪。

第二天（6月30日）吳尊友發表微博解讀工信部此舉的意義時也指出，行程卡“摘星”不意味着動態清零政策的放鬆，更不意味着中國將要走西方國家新冠防控所謂的“躺平”路線。而是“是精準實施防控策略措施的具體表現”。

更重要的是，這項規定還有包括有利於新版新冠防控方案的落實、不再爲那些過度防疫，甚至防疫“壓倒一切”的做法，提供任何藉口等一系列好處。

儘管吳尊友上述發言引起了很多爭議的，但是其中透露出的信息還是非常重要的。

而從本質上說，行程卡“摘星”背後，不僅眼前的有利出行，還蘊含着防控思路轉變的另一種可能性。

爲什麼“加星”？

行程卡誕生於2020年疫情防控之初，是由工信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聯合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三大運營推出的，其目的是爲了記錄行程。

吳尊友在其發文中詳細介紹了賦予“星號”的規則和意義。

通信行程卡的“星號”標記，表示智能手機用戶此前14天內，到訪過當時存在中風險或高風險地區的某個城市或某些城市，並不表示用戶實際到訪過這些中高風險地區。吳尊友還特別強調“標記僅作爲出行提示，不關聯用戶個人的健康狀況”。

給存在中高風險區域的城市的所有市民，都賦予星號，無疑可以最大限度地將有感染風險的人納入到防控視野裏。

儘管行程卡的頁面上會註明標星只能證明所在城市有中高風險區，不能證明這個人去了中高風險區，更不能說明其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但是在時間操作中，部分地區“一刀切”，直接將行程卡有星號的個人拒之門外，甚至不能乘坐高鐵等公共交通。

“星號”涉及的範圍，最小單位是市。而在中國一座城市的的規模往往很大，根據全國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數據，僅按常駐人口算，規模在千萬人以上的就有14個。其中，人口最多的重慶達到了3205萬人。

按照2020年2月份，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的《關於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分區分級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導意見》，以縣市區爲單位，14天沒有新增病例是低風險區。一旦14天內有新增確診病例，就會成爲中高風險區。

在5月底的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上海市衛生健康委副主任趙丹丹曾經介紹過中風險劃分標準，進一步細化爲：原則上，以居民小區、自然村、單位等爲最小劃定範圍，可適當擴大至毗鄰風險區域，劃爲中風險區的標準是，14天內累計報告不超過10例陽性感染者，或者發生1起聚集性疫情。

也就是說，只要某城市裏，有一個單位在14天內出現了確認病例，或者出現了聚集性傳播，那麼整座城市人的出行都會受到影響。可謂“牽一髮動全身”。

病毒學專家常榮山指出，這實際上是未經“縣區以上政府檢定”，就推定了這座城市的所有人都是感染者。

雖然名義上是中風險區域內人員足不出戶，實際上，是全市的人都只能在一定範圍內活動。

常榮山告訴虎嗅，“這在我們還不瞭解新發傳染病，比如2020年上半年新冠疫情剛爆發時是必要的；因爲，沒有好的檢測方法，傳播途徑也不完全清楚。但是，這是種萬不得已的方法。”

對此，吳尊友也稱行程卡加星“在疫情形勢嚴峻的早期，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

爲什麼“摘星”？

然而疫情特點並非一成不變。最顯著的變化是，病毒傳播力已經越來越強——R0值從原始毒株的2.5左右變成了9.5，也就是說，奧密克戎毒株的感染者，最多能傳染的人數可以達到9到10個人。

這給疫情防控帶來了巨大壓力。進入2021年年夏天以來，中國千萬人以上級別的城市幾乎都曾爆發過較大規模的疫情。特別是冬春季節，傳播人數在千人以上的疫情幾乎成了常態。

4月份，全國疫情中高風險地區總數一度達到404個，涉及40多個城市。

這勢必使更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響。

到了5月份有人不堪其擾者，給工信部的“部長信箱”寫了一份信。信中提到“行程碼（卡）目前只顯示到地級市，對地級市內防控工作精確化帶來不便，也不利於民衆出行，強烈要求三大運營商按區域對基站分組，信通院將行程碼顯示行程具體到縣一級”。

工信部在回信中指出“通信行程卡”分析的是手機信令數據和話單數據，所以產生行程數據的前提是用戶在使用手機的過程中產生了信令和話單數據。受技術原理所限，行程卡的查詢範圍只能說，國內只能精確地市，國外精確到國家（地區），暫時無法精確到各地市（含直轄市）的區縣級。

工信部回答了，又好像沒回答。到底能還是不能呢？

對此，有專業人士分析認爲，問題的關鍵是涉及的人數太多，全國十幾億人產生的實時數據，需要每間隔一段時間與基站信息“互動”，後臺收集數據、分析、形成數據庫。這個過程產生的數據非常龐大，如果想做得更加精確，不僅會帶來更大的壓力，也會增加成本。

也就是說，並非技術上不能，而是當時的防控要求和運營模式——普通用戶免費查詢之下，成本與產出達到了某種平衡，精確度已經處於最佳。

遺憾的是，這個平衡，被新版疫情防控方案打破了。

從第九版新冠疫情防控方案看，中風險的劃分標準已經變成了：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停留和活動一定時間，且可能具有疫情傳播風險的工作地和活動地等區域。

儘管有研判風險之說，實際上，還是增加了認定爲中風險區域的可能性。如果還是用老的那套行程碼算法，“現有的系統這很可能崩潰。”有業內人士指出。

此外，精準防控的策略，也使得這個功能更加“雞肋”。對此吳尊友在其發文中也有明確的說明：

“隨着科學防控、精準施策的不斷完善，對於高風險區/中風險區的劃分和防控管理要求更加精細化、精準化，通信行程卡“星號”標記的提示作用，在新防控策略的具體實施中的難以發揮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講，行程卡“摘星”，已經勢在必行，而工信部也確實及時反應，做出了這個決策。

或許只是第一步

行程卡“摘星”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擔憂，擔心影響風險提示。

而這樣的擔心也與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的新特點有關。

6月2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長、一級巡視員雷正龍介紹了這一新毒株的特點，包括變異株潛伏期短、病毒傳播能力更強、傳播速度更快，具有更強的免疫逃避能力，傳播的隱匿性強等。

這些新變化都令疫情防控工作壓力增大，也是去年冬天以來，疫情呈現出“新增本土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增長快速，疫情多點散發，波及範圍進一步擴大”等特點的重要原因。

根據雷正龍介紹，爲了更有效地應對，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4到5月之間，在大連、蘇州、寧波、廈門、青島、廣州和成都等7個城市開展了爲期一個月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優化試點研究工作。這也是修訂防控方案的主要原因。

從發佈會透露出來的細節看，敵人雖然更“狡猾”了，但並非“無敵”，只要抓住它的“七寸”，也一樣是可以“制服”的。

比如：在發佈會上，中國疾控中心傳防處研究員王麗萍介紹說，奧密克戎的潛伏期多爲2至4天，絕大多數可以在7天內檢出。

參考這一特點，新的防控方案，將密切接觸者、入境人員隔離管控時間從“14+7”調整到了“7+3”。

是不是還可以做更多調整？

病毒學專家常榮山向虎嗅表示，目前的行程卡、健康碼背後，都是假定已經被感染了、或者是密接者，必須給個“紅碼”、“黃碼”。這樣造成了很多的誤傷事件。也並不難避免。

有相關專家告訴虎嗅，流行病調查中對密接有嚴格限定，對於呼吸系統傳染病，至少要在密閉空間內接觸2個小時以上才能判定是密接。

另有專家也指出，在城市裏，密接的判定雖然沒有暴露事件的考量，但是還是有距離上的要求，比如要在1米或者2米的範圍內。實際操作中，如果與感染者共處一個房間內，如：辦公室，也可能會被認是密接。

即便是密接也並不都會確診或核酸檢測陽性。需要面對的現實是，奧密克戎雖然傳播力強，R0值卻不是無窮大。

“住在一起的一家人，有的被感染，有的沒事兒的案例很多。”常榮山向虎嗅指出，如果只是通過大數據精準定位最早發現的感染者，去篩選和他在過去的2或者3天在時空上有密接的所有的人，通過短信、電話通知他們去接受檢測，這樣，他們就可以“自證清白”。這樣就只有非常有限的人會被賦以“紅碼”或者“黃碼”，不僅效率更高，而且更加有法可依。

“而且健康寶上，是不是要全部列上核酸檢測情況、體溫情況等等信息？”他問。

常榮山認爲，健康寶中，最重要的信息應該是疫苗接種信息。從取消機械式限制所有人的行程碼，到公民主動接種疫苗，纔是流行病防控痛點、難點，提高公民對傳染病的認知是根本之道。畢竟，現有的逃避行程碼檢查、故意不帶手機等行爲，有些還難以按照傳染病防治法處罰。這種轉變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結合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前不久發佈的一項多中心臨牀隨訪研究——由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張文宏教授和馬昕教授領銜，其結果顯示：納入研究的3萬多名初始表現爲非重症、無不穩定性伴隨疾病的奧密克戎感染者中，只有22人進展爲重症，總體重症率0.065%。

且重症患者中，未接種疫苗的比例超過54%，非重症患者中未接種疫苗的比例僅爲24.2%；全程或接種了加強疫苗的患者病毒脫落時間更短。這些都指向了疫苗的有效性。

更多新特點之下，行程卡“摘星”或許只是精準防控強化升級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