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郝亞娟 張榮旺 上海 北京報道

隨着全球通脹“高燒不退”，世界主要經濟體央行貨幣政策緊縮壓力上升。目前來看，多國央行採取加息措施，不過如何在通貨膨脹和經濟增速放緩兩者之間平衡依然是當下的挑戰。

國際清算銀行（BIS）在年度報告中表示，滯脹風險籠罩全球經濟，因爲在經濟面臨進入高通脹新時代的威脅之際，經濟增長前景疲軟和金融脆弱性加劇同時出現。

分析人士指出，雖然美聯儲已經大幅加息試圖控制通貨膨脹，但政策效果恐不能立即顯現。目前，中國物價穩定得益於積極的保供穩價政策和宏觀經濟調控，未來也仍面臨輸入性通貨膨脹的壓力，各項“穩增長”政策儘快發力是重點。

通脹飆升困擾多國央行

通貨膨脹已成爲多個國家和經濟體面臨的首要挑戰。5月份，美國、英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漲幅分別爲8.6%、9%，繼續創40年曆史新高。歐元區CPI同比漲幅爲8.1%，再創紀錄。

世界銀行發佈的數據顯示，2022 年4月，全球通脹率達到7.8%，其中EMDE（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通脹高達9.4%，都處於2008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發達經濟體通脹率處於1982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談到全球通脹壓力持續加大的原因 ，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認爲，主要有兩方面：寬鬆政策和供需結構性失衡推動全球通脹持續上漲。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通脹持續維持在低位，但疫情後形勢逐漸發生變化。各國爲了刺激經濟增長、維持金融系統穩定性，在疫情發生後普遍加大了財政和貨幣刺激力度，財政貨幣化傾向不斷加劇；地緣政治衝突使全球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大，烏克蘭局勢使供需失衡問題進一步惡化，加劇了供應危機，推動能源、糧食和工業金屬價格上漲，能源和糧食的價格上漲對其他行業的價格外溢效應將帶動各國通脹繼續抬升。

在此背景下，多個國家和地區先後加息，以美聯儲爲代表的央行加息更是加劇了全球貨幣緊縮預期和匯市異動。

6月16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宣佈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75個基點到1.5%至1.75%之間，以遏制通脹飆升。據悉，這也是美聯儲自1994年以來最大加息幅度。

據相關報道，歐洲央行（ECB）表示打算在下個月進行逾11年來的首次加息，以試圖控制歐元區飆升的通脹。

美聯儲爲了打壓通脹也開始連續大幅加息，使得市場對於美國未來是否會陷入衰退產生了更多擔憂。

中金公司指出，通脹給美聯儲帶來重大挑戰，如果想要控制通脹，可能需要更激進的貨幣緊縮，而更緊的貨幣將加大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經濟衰退概率。一種可能是美聯儲不得不以經濟衰退（“硬着陸”）爲代價換取物價穩定，從而再現當年的“沃爾克時刻”，這也意味着海外資本市場調整未結束，股債雙殺仍是主旋律。

作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聯儲開啓“縮表”，亦會對全球經濟產生影響，也是市場關注的焦點。植信投資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分析，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帶來全球“加息潮”，威脅世界經濟增長。3月，美聯儲進行首次25BP加息，5月加碼至50BP，6月再度加碼75BP，並開始縮表，計劃於2022年末加息至3.4%。美國的通脹水平短期內可能難以迴歸到美聯儲的“平均通脹目標制”以下目標，這使得美聯儲將加碼貨幣政策緊縮力度。然而，美聯儲正面臨兩難抉擇：爲應對高通脹必然要加碼收緊貨幣政策；而緊縮貨幣政策又會抑制美國經濟復甦、衝擊金融穩定、加重美國債務負擔。

值得一提的是，世界銀行下調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至2.9%，並警示“滯脹”風險，這已經是世界銀行年內第二次下調全年經濟增長預測。

同時，世界銀行還指出，從歷史來看，加息疊加經濟放緩對新興市場造成影響更大，導致資源緊繃和資金外流。多種風險如果同時出現，可能導致幅度更大、時間更長的全球經濟放緩。

“穩增長”政策仍有空間

全球通脹壓力加劇，對中國有哪些影響？又該如何應對？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認爲，美聯儲縮表加息對中國的傳統影響渠道是資本流向美國和人民幣貶值。“2013年的縮表恐慌（Taper Tantrum）引起的資本回流、發展中國家匯率貶值、債務危機以及2016年的升息，都是傳統渠道的案例。然而此次情況有所不同，人民幣目前在升值。再加上中國有資本管制，匯率也已經相當靈活，中國完全可以執行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此次美聯儲加息的影響將主要通過美國國內經濟增長影響中國出口。在政策工具方面，由於外匯儲備是中國的重要戰略儲備，應當更加側重用於購買外國商品而不是維持匯率穩定。”他分析。

從我國的情況來看，2022年5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環比下跌0.2%，同比上漲2.1%；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環比上漲0.1%，同比上漲6.4%。

國家發改委副祕書長楊蔭凱日前表示，今年以來，全球通脹高位攀升，不少歐美國家CPI同比漲幅創40年來新高。相對而言，我國物價持續運行在合理區間，5月份CPI同比漲幅爲2.1%，顯著低於其他主要經濟體，這應該說充分展現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宏觀調控的有效性和價格調控的精準性。未來一段時間，受地緣政治衝突等因素影響，我國輸入性通脹壓力也是比較大，但我國市場供應總體充足、政策工具箱豐富，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繼續保持物價平穩運行。

在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看來，當前我國物價水平整體可控，各項穩增長政策要儘快實施、儘早見效，用好當前的時間窗口，確保我國2季度經濟保持合理增長。“5月製造業PMI位於收縮區間，表明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貨幣政策應繼續發揮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降低融資成本。同時，繼續做好保供穩價，防範輸入性通脹風險。”

連平表示，2022年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總體可控。但同時也應高度警惕外生負面因素衝擊和經濟運行的內生問題，尤其是世界經濟衰退可能導致出口外需大幅下滑、輸入性通脹壓力可能加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帶來資本階段性流出壓力。國內方面，就業市場壓力依然較大、房地產市場依然面臨嚴峻挑戰、多重因素可能制約後續基建投資增速等，仍可能不同程度地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需要政策及時有效應對。

王有鑫也坦言，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貨幣政策制定同樣面臨挑戰。一方面，地緣政治衝突下人民幣避險屬性凸顯，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爲我國貨幣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多空間，可以更加聚焦於國內經濟增長，而無須過度擔憂外部均衡問題。另一方面，我國是全球主要的大宗商品進口國，能源價格大幅上漲，使我國面臨的輸入型通脹壓力加大。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逐漸升溫，其溢出效應將造成全球金融市場波動，可能會增加我國面臨的輸入性金融風險。在防通脹和維持金融穩定壓力下，我國貨幣政策存在被動收緊壓力。

“跳出短期的通脹風險，站在國家競爭力的角度，中國在疫情後成爲全球的製造中心，經常項目順差再次擴大，被動積累的外匯面臨貶值風險。”上海重陽投資總裁王慶撰文指出，因此，中國需要採取措施進一步增強國家競爭力，更好應對內外部挑戰。

王慶建議，第一，抓住人口紅利最後的時間窗口，通過“寬財政”（即容忍中央財政槓桿率的上升）和“緊信用”（控制私人部門的加槓桿行爲）的組合，加大中央財政對如科技、醫療、教育、新型基礎設施等重點領域的直接支持力度。

第二，通過“穩貨幣”（即貨幣政策保持中性），維護一個有利於人民幣匯率穩定升值的正常利率環境。

第三，加大對外開放力度，對吸引外國直接和證券投資同等重視，爲國際資本提供可替代美元資產的人民幣資產，抓住當前的時間窗口，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