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的記性

吳營洲

現存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抄本爲胡適先生1927年所獲得。由此，紅學進入了一個新紀元，由此也改變了周汝昌的命運。
於是，周汝昌在《胭脂米傳奇》一書中，記述了他得到“甲戌本”時的情形：
1948年，我冒昧地向胡先生提出請借《甲戌本》。隔時不太久，一日下午，中國專研古代小說名家孫楷第先生來到海淀燕京大學未名湖畔，登上雕樑畫棟的“四樓”（是從大門內由西向東數起的第四座學生宿舍，不是“第四層”），叩門來訪，我正在撰寫《紅樓夢新證》的書稿，孫先生遞於我一部書，報紙裹着，有胡先生用濃紅硃筆的工整楷字，首行是“燕京大學四樓”，次行是我的名字。打開時，正是世人很難得見的《甲戌本》。（第164頁）
另外，周汝昌在《平生一面舊城東——紀念胡適之先生》一文中，有着更爲形象地描述：
我印象最深得是“甲戌本”的到來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歷歷如在眼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當時無課，也未到圖書館（一般情形時必到那裏，不在宿舍屋裏），忽聞叩門有聲。迎接看時，卻是孫楷第先生，樣子剛從城裏回來，手持一個報紙包，交給我，說：是胡先生捎給你的。
我向他致禮道謝。他說：“沒想到你這麼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辭而去。——我這才急忙來看那個“紙包”。
三層舊報紙（看過的日報）裹着，正面極濃的硃筆字寫着我的學校、宿舍、姓名——這三張報紙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義，大約後來給“處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電視臺的《讀書時間》節目中還想要拍它的留影。
打開看時，一個不大的舊布函（俗稱“書套”），函內四冊敝舊的抄本書。
掀開第一頁——我不禁驚住了。原來我所見過的那所謂《紅樓夢》，都讓人大大地“改造”過了！眼前的景象，絕對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第156頁）
然而，周汝昌在《我與胡適先生》一書中則是這樣寫的：周汝昌與胡適，“平生一面舊城東”，就在那次相見時，周汝昌提出“借閱甲戌本一事，（胡適先生）慨然允諾。隨即下位親手將書遞給了我。（周汝昌附註：過去幾次拙文和談話裏都說甲戌本是孫楷第先生捎與我的，大錯。孫先生捎給我的是大字戚序本和《四松堂集》稿本。年久記憶混亂了，想來可笑。）”（第80頁）
由此可知，周汝昌在寫《我和胡適先生》一書時，修正了自己先前的說法。但我想，《甲戌本》之於周汝昌，當是刻骨銘心的，任何一個與之有關的細節，都將是他終身難忘的，（甚至可以說，沒有“甲戌本”，就沒有“周汝昌”，記得有記者問“周老最難忘的事是什麼”時，周汝昌曾經這樣回答：“看到《紅樓夢》甲戌本，萬分驚訝，沒想到真《紅樓夢》是這樣，真是終身難忘。”）怎麼可能會因“年久”而“記憶混亂”呢？況且，1998年時，“記憶混亂了”，可是到了2005年時，年更“久”了，記憶怎麼就不“混亂”了呢？尤其是他在《平生一面舊城東》一文中的敘述，繪聲繪色，“其情景仍然歷歷如在眼前”，有誰敢懷疑他說的會是“假的”呢？俗話說，“棉褲套皮褲，必定有緣故。不是棉褲太薄，就是皮褲有毛”。只不過其中的緣故，外人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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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周汝昌杜撰的兩個詞


在周汝昌的書中，時常出現兩個詞：一個是“推考”，一個是“僞續”。
這兩個詞，大概是周汝昌杜撰的，因爲就我而言，還不記得在其它的什麼書中見過。
坦率地講，起初我對這兩個詞，並沒有在意，看過就看過了，然而無意間讀到了別人對這兩個詞的評點，才恍然意識到了它倆的荒誕！
楊乃濟先生在其《馬二紅學》中指出：
中國的古今詞書皆無“推考”一詞。因爲“推”是“推測”，“考”是“考證”，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無須證據，後者必須有充分的確證。周先生早在1979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語言文學系出版的《文學論集》上發表的那篇《芳園築向帝城西》中，發明了“推考”一詞，用以考證今天的恭王府不僅曹雪芹生前既已有之，而且曹雪芹“曾在這一帶居住過，或曾在府內生活過，或者兼而有之；等到他寫小說，就選取運用了他所熟悉的這處環境素材。”（第70頁）
畲銘先生在其《解夢周公的“僞續”及其它》一文中指出：
周汝昌總是稱高鶚續的後四十回是“僞續”。“續書”就是“續書”，是“一個人接着一個人原本沒有寫完的一本書續下去，接完了它”，怎麼會是“僞續”？“僞續”的解釋應該是：“一個文人，他僞裝是高鶚，續了《紅樓夢》後四十回，他冒充了高鶚的名字。”如果是這樣，看來解夢周公錯罵了一輩子的人，他罵的高鶚也是冤枉的，原來是有人冒充了高鶚的名字續了《紅樓夢》後四十回，這纔是“僞續”，希望解夢周公在死之前能夠搞清楚“僞續”和“續書”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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