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上海外國語大學（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與區域國別研究院“歐洲研究”特色研究團隊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專欄“西索歐洲評論”的第21篇。6月末，G7、北約兩場峯會接連在歐洲召開，表明世界格局處於“舊秩序失範、新秩序未立”的混亂狀態。

世界格局正在經歷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一點應該是世界各地政治和文化色彩各異的時局觀察者的共識。理解當下於是獲得了一個歷史性的思路，即觀察的參照應該回歸初心，還原現時秩序初建時的外部條件和內部動機。如是而觀， 無論是“七國集團”（G7）這個國際論壇還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國際組織最新的自我呈現，無不表明世界格局處於“舊秩序失範、新秩序未立”的混亂狀態。

G7峯會公報：歐洲的修辭，美國的戰略

從歷史上看，G7誕生的源頭是1973年由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的衝突引發的石油危機。也就是說，G7的本意是1970年代世界主要經濟體有關經濟議題的一個鬆散論壇，最初有美、德、法、英參加，然後逐步加入了日本（“五國集團”）、意大利（“六國集團”）和加拿大（“七國集團”）。冷戰結束後，G7一度納入俄羅斯成爲“八國集團”，克里米亞事件發生後又排斥俄羅斯退回七國的小圈子。

這個論壇早期的著名成就是1985年以早期“五國集團”爲核心簽署的“廣場協議”，開啓了日本經濟的泡沫之旅和大國雄心的末途。但從1980年代開始，G7的議程設置就已經開始從純粹的宏觀經濟領域，逐步拓展到安全領域。這也不能不說反映了冷戰高潮時期由經濟實力決定的世界格局：從1970年代開始很長一段時間內，G7成員確實穩居世界經濟頂端，具有左右世界經濟發展方向的能力。但這個局面到了1990年代由中印等發展中大國加速發展而打破（中國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由於其人口基數龐大而比較特殊，本文暫且不論）。以至於到了1990年代末期，G7已經覺得應對世界範圍內的經濟問題力有未逮，於是在1999年由G7，尤其是當時擔任輪值主席國的德國發起倡議，成立了由發達經濟體、新興經濟體和歐盟組成的“二十國集團”（G20），聚焦世界經濟和發展問題。

由G7到G20的轉變，也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直接反映，尤其是中國和印度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使得原有的G7固定爲小圈子懷舊的“清談館”和攝影記者捕捉有趣鏡頭的固定日程。

所以，今年6月最後一個星期在德國巴伐利亞舉行的G7峯會難免讓人有時空錯亂之感。峯會後發佈的公報文本令人感覺彷彿又回到了七國既可以左右經濟政策、又能夠壟斷道義高地的時代：[i]

“我們，七國集團的領導人，在全球社會的關鍵時刻，爲實現一個公平的世界而舉行會議。作爲堅持法治的開放的民主國家，我們由共同的價值觀所驅動，受我們對基於規則的多邊秩序和普遍人權的承諾所約束……在世界受到分裂威脅的時候，我們將共同承擔起我們的責任，並與世界各地的夥伴合作，尋求解決緊迫的全球挑戰的辦法，如應對氣候變化，確保公正的過渡，以及應對當前和未來的大流行病以及實現性別平等。”

從挽救世界免於分裂到實現性別平等之間的跨度不可謂不大。這個在G7今年的輪值主席國德國協調下出臺的雄心勃勃的文本中，可以依稀看出德國本屆政府“聯合執政協議”的影子。[ii]德國聯合執政的三個政黨在去年年底達成妥協，矢志實現從能源、經濟到外交等多方位的德國社會和國家轉型。但一場並非全無徵兆的俄烏衝突，以及由之在德國和歐洲引發的政治、經濟連鎖反應，令這份進步主義方案一夜間有如雨打風吹去，有望創下德國曆史上執政方案最短命、兌現率最低的紀錄。

現在的德國政府，與其說着眼於未來幾十年德國社會和國家的發展，不如說是在疲於應付短時挑戰。不但以氣候和環境保護爲目的的能源轉型無法實現，而且重回此前德國社會上升到道德層次、鄙視多年的煤炭發電路線，甚至綠黨政治主張中的“死敵”——核電、核武器和戰爭——在德國也已經不再屬於禁忌話題。所以難怪美國的國際政治評論平臺“Politico”稱G7峯會“全面失敗”。[iii]

再回過頭來看G7峯會公報，除了文本結構上留下了東道主的影子之外，其他部分被兩個關鍵詞“籠罩”：即在歐洲在場的俄羅斯與不在場的中國。俄烏衝突自然是對歐洲以及戰後世界秩序的重大沖擊，歐洲與西方世界對此也採取了政治、經濟、防務等全方位的反應。文本中，“俄羅斯”（Russia）和“俄羅斯的”（Russian）作爲關鍵詞出現32次，首先涉及俄羅斯發起對烏軍事行爲對世界經濟和能源市場的影響，其次集中出現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領域。不過，“中國”雖然不是俄烏衝突的參與方，卻也成了G7的重點關注對象，出現頻率僅次於“俄羅斯”和“烏克蘭”，高達15次。不過，公報令人費解地把中國帶來的複數性“挑戰”大多置於“外交和安全政策”部分。這種編排顯然有違文本結構的一致性。例如把有關中國的經濟議題置於“外交和安全”框架之下，要麼說明G7已經把經濟議題安全化，要麼說明G7在刻意迴避一些涉及中國的文本結構性考慮，比如避免在文本的每一個議題都提到中國。實際上，如果索性光明磊落地單列“中國”一章，也許更能體現七國內心的真實想法，即認爲必須全方位防範中國。

在中國的觀察者看來，最有挑戰性的卻並不是直接涉華議題，而是猶如“皇帝新衣”一般堅決不提“中國”一詞的議題，比如在全球基礎建設領域。恕筆者孤陋，長年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國家突然不講資本回報，大舉投資非本國基礎建設領域，可能即使巧舌如簧若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者也無法解釋。

一年前美國總統拜登才攜G7在上一屆峯會發出激動人心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3W），而且點名是爲了“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要在全球發展中國家投資40萬億美元進行“價值觀驅動”、“透明”、“善治”、“氣候保護”的基礎建設。那麼觀察者的疑問是，G7一年前宣佈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議”與一年後宣稱“未來五年投資6000億美元”是什麼關係？既然有了前者的40萬億，爲什麼又需要後者的6000億？如此大手筆、前瞻性地誓言投資基礎建設，而且體量數倍於戰後幫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當時共耗資131億美元，約合2021年的1150億美元），必將爲發展中國家帶來巨大的發展紅利，所以全球發展中國家有權知曉這兩項重大利好消息的細節，否則這種公告豈不成了股市中常見而須受法律嚴懲的欺騙手段？！這麼一輪審視下來，G7峯會公報的歐洲印記更多屬於修辭，實質體現了近些年把中國視爲唯一和最大挑戰的美國的戰略意圖。歐洲終於可以認清以下事實，即無論如何高呼“歐洲戰略自主”，只要出現危及歐洲安全的重大沖突，重回美國保護傘之下是歐洲目前唯一現實的選擇。歐洲即使能實現戰略自主，也一定是被限定在美國允許下的空間之內——當然前提是美國能夠繼續兌現對於歐洲國家的安全保障承諾，而這在特朗普時代之後並不是一個理所應當的話題。

“北約2022戰略概念”：美國回來了，歐洲在哪裏？

一場俄烏衝突，讓北約重獲生機，這對美國霸權來說可謂悲喜交集：歐洲，就連此前高呼“北約腦死亡”的法國也重新團結在美國的軍事領導之下；在6月29日的馬德里峯會上，北約更是宣佈進一步擴容，正式邀請瑞典和芬蘭入盟。是爲喜。但是歐洲安全局面的變化，意味着美國必須在歐洲投入更多軍事力量，這對於美國本意把戰略重點向所謂的“印太”地區轉移以對抗中國來說，不能不說是被打亂了節奏、分散了聚焦。是爲悲。

然而美國畢竟是拉幫結派的行家裏手，既然謀劃中國的佈局受到了俄烏衝突的干擾，那就索性把歐洲的北約國家集體拉下水。於是，一個所謂“北大西洋地區”的軍事組織，不但第一次邀請東亞地區的日本、韓國參加峯會，而且第一次在長期戰略文件中（“戰略概念文件”[iv]）正式列入中國。除了把俄羅斯定義爲“對盟國的安全和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的最重大和直接的威脅”之外，北約集團又是如何定義中國或者中國角色的呢？同樣是在“戰略概念文件”的“戰略環境”部分，在俄羅斯、恐怖主義、非洲和中東地區之後，北約版的“這個中國”登場了，“這個中國”被描述爲對北約集團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構成了“系統性”挑戰——文本里列舉了從經濟到軍事、從價值觀到行爲、從虛擬空間到太空等種種直觀可見以及需要藉助想象力的領域。

鑑於“這個中國”對“歐洲-大西洋安全”構成的挑戰，北約集團誓言“有持久的能力來保證盟國的防務和安全”。

要從北約集團的戰略文本里推出其理念和行動邏輯，需要本文開頭提出的歷史意識，而且是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視角，把目光投向冷戰只是看到了政治和軍事集團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的一方面。而一個原本的地理空間自我定位爲“歐洲-大西洋”的軍事集團，把自己的安全利益拓展到所謂的“印太”空間（“鑑於印太地區的發展可以直接影響到歐洲-大西洋的安全，所以該地區對北約非常重要。我們將加強與印太地區新的和現有的合作伙伴的對話和合作，以應對跨區域的挑戰和共同的安全利益”），其背後的邏輯，無疑帶有深深的近代以來的歐洲殖民主義遺產、19世紀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思維，以及20世紀冷戰時期意識形態集團對抗色彩。

在這個歷史邏輯下，中國無論秉持何種理念、採取何種行爲，哪怕是自身的發展和建設，只要沒有加入和順從歐洲和西方主導的秩序，就會被視爲另類的“這個中國”。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歷史的鐘擺，又劃出了熟悉的弧線。

如果把北約塑造的“這個中國”單單歸結於俄烏衝突引發的安全焦慮和相應的過激反應，顯然也是低估了北約的戰略眼光。實際上，北約尋找戰略對手的努力從來沒有隨着冷戰結束而停止過，而是攜冷戰“勝利方”的自信進入了“歷史終結”後的單極化世界，認爲自己已經無須再受任何束縛。

所以，在2010年11月北約里斯本峯會前，由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領銜的專家組提交了一份名爲“北約2020年：確保安全，動態接觸”的報告，[v]供北約祕書長起草冷戰後的第三份、也是21世紀第一份戰略概念作參考。這份報告第一次提到中國，但是中國是作爲北約“保持富有成效的工作對話”與“合作”的對象。

2021年6月北約布魯塞爾峯會標誌着一個轉折點。此時，對於北約以及美國的“保護者”角色公然表達不滿的特朗普政府已經成爲過去，拜登政府宣告“美國又回來了”，布魯塞爾峯會也是拜登作爲美國總統第一次出訪歐洲。在布魯塞爾峯會公報中，“中國”作爲關鍵詞出現了10次之多。[vi]“北約2022戰略概念”文件中對於中國的定位，基本已經出現在2021年布魯塞爾峯會公告中。也是在布魯塞爾峯會上，北約通過了所謂的“北約2030議程”，[vii]委託祕書長起草新的戰略概念文件，其中在論證北約集團需要新的戰略概念必要性時，提出“過去十年中，世界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至關重要的是，中國的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的平衡”。

通過文本研究，北約集團對於中國的關注路線圖就已經異常清晰了：“美國回來了”，北約也隨之從歐洲人眼中“腦死亡”狀態中起死回生，中國是北約集團制定新戰略概念文件的最關鍵因素。

歐洲能從中國這裏期待什麼？

歐洲，一再證明自己只是美國戰略意圖的跟隨者和執行者，北約框架中沒有爲具有主體性的歐洲留下空間。只是令歐洲之外的觀察者費解的是，歐洲——以德國爲例——目前在安全防務領域急匆匆採取的措施正是前些年美國總統特朗普施壓而未果的。也就是說，特朗普實際纔是真正的歐洲戰略大師和安全總設計師？

中國本沒有理由、也沒有必要把歐洲——其中包括北約集團中的歐洲國家——視爲“利益、安全和價值觀”等全方位的威脅。但是，目前歐洲對於中國的反向想象正在成爲事實。北約峯會公報連續兩年點名中國，中國又成爲“北約2022戰略概念”的關鍵誘因，難道北約和歐洲國家會指望中國全盤接受自己的觀點而不作回應嗎？

目前，中國對北約“戰略概念”文件中把中國定爲“系統性挑戰”是這樣回應的——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彤表示，中國從未挑動一起戰爭，也不搞代理人戰爭，從來沒有侵佔別國一寸領土，也從來不參加任何形式的軍備競賽。中國反對霸權主義，反對強權政治，“我們不搞貿易戰和長臂管轄。這樣的中國怎麼就對北約構成系統性的挑戰？中國離北約十萬八千里，我們怎麼就影響到北約的安全？”

如果未來中國不得不對北約的“威脅論”做出進一步回應，會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安全，還是伴有更多不確定性？也許，在歐洲可以獨立思考的前提下，這個世界更需要中國和歐洲這兩個歐亞大陸兩端的古老文明共同貢獻更大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