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管濤：新冠疫情暴發兩年來我國就業形勢變化及啓示

當務之急，要在堅持動態清零前提下，優化防疫措施，保持人流物流暢通，輔之以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聯動，推動第三產業生產經營活動正常化。

就業是民生之本、財富之源。2018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施就業優先政策。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2020年4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六穩”基礎上首提“六保”，並將就業擺在“六穩”與“六保”之首。本文擬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年度就業數據分析過去兩年來我國的就業狀況，並探討其政策啓示。

過去兩年我國三次產業部門就業的基本情況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受疫情影響，2020和2021年，我國就業狀況發生了以下變化：

一是第一產業就業人數繼續減少，但降幅放緩。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我國第一產業勞動力持續對外轉移。到2019年底，第一產業就業佔比24.7%，較1977年底回落45.6個百分點。新冠疫情大流行沒有中斷這一進程。2020和2021年，第一產業就業分別減少937萬和643萬人。與2015~2019年年均減少623萬人相比，2020年第一產業就業降幅明顯高於趨勢值，2021年又恢復到趨勢值附近。到2021年底，第一產業就業佔比22.9%，較2019年底回落1.8個百分點（見圖1和圖2）。

二是第二產業就業人數扭轉2013年以來持續下滑勢頭，但增勢逐漸放緩。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是我國吸收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和創造新就業的重要部門。到2012年底，第二產業就業佔比30.4%，較1977年底高出15.6個百分點，貢獻了同期第一產業就業佔比總降幅的38.0%。2013年起，第二產業就業新增和佔比均持續下降。2015~2019年，第二產業就業年均減少304萬人；到2019年底，第二產業就業佔比相較2012年底回落2.2個百分點。然而，突如其來的疫情令第二產業就業形勢反轉，對於穩定和擴大就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2020年，第二產業就業增加309萬人；2021年增加169萬人，較上年少增140萬人。到2021年底，第二產業就業佔比29.1%，較2019年底上升0.9個百分點，貢獻了同期第一產業就業佔比總降幅的50.0%（見圖1和圖2）。

三是第三產業就業人數繼續增加，但就業新增持續快速下滑。改革開放以來，第三產業是我國吸收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和創造新就業的另一重要部門。1994年起，第三產業就業佔比超過第二產業，2011年起再超過第一產業，躍居第一大就業創造的產業部門。到2019年底，第三產業就業佔比47.1%，較1977年底上升36.4個百分點，貢獻了同期第一產業就業總降幅的73.1%。然而，疫情肆虐的兩年來，第三產業就業擴張勢頭嚴重受損。2020年，第三產業就業增加245萬人，遠低於2015~2019年年均增加774萬人的趨勢值；2021年增加62萬人，較上年進一步少增183萬人。到2021年底，第三產業就業佔比48.0%，較2019年底上升了0.9個百分點，小於同期第二產業就業佔比的升幅（見圖1和圖2）。

四是就業總人數加速下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但自2015年起，就業人數見頂回落，到2019年底就業總人數7.54億人，較2014年底減少902萬人。這部分反映了我國人口紅利消失、劉易斯拐點出現的影響。2016年起，我國經濟活動人口持續減少，到2019年底爲7.90億人，較2015年底減少1106萬人。疫情大流行的兩年時間，我國就業總人數分別減少383萬和412萬人，明顯超過2015~2019年年均減少180萬的趨勢值，且缺口擴大。由此可見，雖然疫情暴發以來，第二產業就業狀況有所好轉，但不足以抵消第三產業就業大幅少增，以致難以完全吸收第一產業勞動力轉移，更不要說創造新的就業崗位（見圖2和圖3）。分母下降比分子快，則是第三產業就業佔比近兩年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

就業形勢變化反映了疫情對不同產業的非對稱影響

世紀疫情持續衝擊，但衝擊是不均衡的。疫後經濟復甦分化，即所謂“K形復甦”。在我國表現爲，供給好於需求、外需好於內需、製造業好於服務業、大型企業好於中小微。從產業層面看，我國這兩年就業狀況的變化與疫情衝擊下各產業部門的表現差異高度相關。

首先來看第一產業的情況。2020年，第一產業增加值不變價同比增長3.1%，較2015~2019年年均增長3.5%低0.4個百分點；2021年增長7.1%，兩年複合平均增長5.1%，較2015~2019年趨勢值高1.5個百分點（見圖4）。可見，新冠疫情對第一產業的負面影響集中體現在2020年，2021年影響消退甚至兩年複合平均增速還略好於趨勢。這與前述對第一產業就業的影響基本對應上了。

接着來看第二產業的表現。2020年，第二產業增加值不變價同比增長2.5%，較2015~2019年年均增長5.7%低3.2個百分點；2021年增長8.2%，兩年複合平均增長5.3%，較2015~2019年趨勢值低0.4個百分點（見圖4）。從第二產業細分的子行業看，工業兩年複合平均增長5.9%，較2015~2019年趨勢值高出0.3個百分點，其中製造業兩年複合平均增長6.1%，較趨勢值也高出0.2個百分點；建築業兩年複合平均增長2.4%，較趨勢值低了3.4個百分點，反映了疫情和房地產調控政策的影響，是第二產業兩年複合平均增速低於趨勢值的主要拖累（見圖5）。

製造業的強勁復甦反映了我國疫情防控優先，率先復工復產帶來的出口強勁增長。然而，由於製造業生產的是可貿易品，國際競爭日益激烈，故該行業越來越變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導致近年來第二產業就業創造能力下降。對第二產業就業人數與增加值不變價取自然對數後做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1978~2011年二者爲高度正相關0.937，2012~2021年轉爲高度負相關0.883（見表1）。因此，當前外需恢復好於內需，製造業恢復好於服務業，對於第二產業就業新增的刺激作用快速衰減也就情有可原了。

最後再來看第三產業。2020年，第三產業增加值不變價同比增長1.9%，較2015~2019年年均增長8.1%低了6.2個百分點；2021年增長8.2%，兩年複合平均增長5.0%，較2015~2019年趨勢值依然低了3.1個百分點（見圖4）。顯然，第三產業是遭受世紀疫情衝擊最嚴重的部門。從兩年複合平均增速看，第三產業的八個子行業增加值不變價相對2015~2019年趨勢值均爲負偏離，其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及“其他”的負缺口超過了第三產業負偏離的平均水平，“住宿和餐飲業”更是兩年複合平均下降2.4%（見圖6）。這反映了疫情及疫情防控對接觸性、聚焦性服務和消費的負面影響。

就業形勢事關經濟復甦基礎的穩固性

今年3、4月份，受國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國內疫情衝擊明顯的超預期影響，我國經濟新的下行壓力進一步加大。5月份以來，國內疫情防控形勢總體向好，一攬子穩增長政策措施逐步落地生效，生產需求開始修復，主要經濟金融指標邊際改善。然而，就業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5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6.1%，環比回落0.2個百分點，同比上升0.9個百分點。同期，31個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6.9%，環比上升0.2個百分點，連續三個月在6%以上；16~24歲人口城鎮調查失業率18.4%，創有數據以來新高（見圖7）。前5個月，累計城鎮新增就業529萬人，同比少增45萬人，較2015~2019年同期均值少增64萬人。

通過穩住市場主體，保住居民就業和收入，進而拉動居民消費，是我國疫情應對的重要政策思路。即便去年初穩增長壓力較小之時，我國還在強調要強化就業優先政策，穩定和擴大就業。然而，如前所述，不論是從年度還是月度數據看，我國就業形勢較爲嚴峻，這是導致疫後我國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的重要原因。

從支出法看，2020和2021年，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平均爲29.3%，較2015~2019年平均貢獻率低33.4個百分點；投資的貢獻率平均爲47.6%，上升11.6個百分點；外需的貢獻率平均爲23.1%，上升21.7個百分點。這顯示疫情暴發兩年來，我國經濟增長重新由消費驅動轉向投資和外需驅動，且消費與投資合計的內需對經濟增長拉動作用總體減弱（見圖8）。今年一季度，消費和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合計爲96.3%，較2015~2019年同期的趨勢值仍然低3.2個百分點。

受海外貨幣緊縮、俄烏衝突擴散、新冠疫情蔓延等影響，未來我國外需發展面臨較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適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有助於擴大有效投資，但房地產投資趨勢性下滑，製造業投資與外貿景氣高度相關，預計投資拉動經濟的作用恐難再現輝煌。2008年危機應對，我國出臺了兩年四萬億元的一攬子投資計劃。2009~2010年，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爲74.2%，較2004~2008年平均貢獻率高出27.1個百分點；消費平均貢獻率52.3%，上升5.5個百分點；外需平均負貢獻26.5%，回落32.6個百分點（見圖8）。

更重要的是，不論擴大出口還是投資，均總體利好第二產業。但如前所述，當前第二產業對就業拉動作用減弱。就業形勢不好、收入預期轉弱，將進一步抑制消費修復。如此，海外市場需求波動將增加我國經濟脆弱性。試想，若再現世界經濟衰退，我國外貿出口負增長，農民工大量返鄉，當何以自處？當年，我們可是用投資、消費“兩條腿”走路，才率先走出危機的。

綜上，當務之急，要在堅持動態清零前提下，優化防疫措施，保持人流物流暢通，輔之以加強財政貨幣政策協調聯動，加大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交通運輸、餐飲住宿、文化旅遊等行業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的幫扶力度，推動第三產業生產經營活動正常化。這有助於穩定和擴大就業，有助於提振消費，夯實經濟平穩增長的基礎。

（作者系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