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美國最高法院決定不再以“違憲”爲由保障墮胎權,推翻羅訴韋德案(Roe vs. Wade)的決定就已經泄露。從那天起,我和朋友就開始關注有沒有街頭抗議的活動。我在社交媒體上零星地看到一些活動預告,定在“決定當天”下午六點半,在費城市中心的市政廳集會。6月24日週五上午,最高法院的決定正式做出,當天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參加費城市政廳廣場的集會。去市中心的公交車上幾乎都是去參加集會的人,很多人手裏拿着用快遞紙箱匆匆趕製的抗議口號,一些人穿着Planned Parenthood(美國最大的提供墮胎及各種孕產和婦科醫療服務機構)的T恤。

令人欣喜的是,作爲一個當天立即召集起來的集會,很多人都來到了街頭。據當地媒體報道,當天參加集會遊行的人數至少有千人以上。市政廳附近臨時搭起的高臺上有一些演講者,他們使用的音響設備也是侷限於高臺附近。維持秩序的警察直升機不停地在人羣上方盤旋,導致我們幾乎聽不到演講者說了些什麼。七點左右,組織者帶領人羣開始遊行。我們繞市政廳一圈,然後沿着費城主幹道步行到了費城法院門口,又繞去了費城的重要歷史地標,獨立廳和自由鍾。參加集會遊行的人有各個年齡層、種族、性別,離我們不遠還有一位抗議者坐着輪椅完成了全程。有一位老人舉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I MARCHED FOR ROE V WADE” (“我爲羅訴韋德案遊行過”)。羅訴韋德案是1973年,將近五十年過後,這位老人再來參加失去墮胎權憲法保護的集會遊行,心情一定尤爲複雜。

在費城,這次集會和遊行的組織方是兩個左翼組織,工作家庭黨(Working Families Party)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費城分部(Philly 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演講、遊行路線等都是由他們組織策劃,現場唯一的精美印刷的標語也是由他們發放的。這兩個左翼組織在費城近年來的多次遊行中都承擔了不少組織工作,能見度也非常高,從婦女大遊行、“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到2020年大選計票(在費城計票中心門外,一些特朗普支持者示威要求停止計票,大量費城市民到場反對他們的訴求,雙方示威持續數天)、再到聲援巴勒斯坦,都可以看到這兩個左翼組織。他們組織演講、印刷標語、提供飲用水和醫療急救、組織人員敲鼓和領喊口號,對於各個示威遊行的有序進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也正是因爲左翼組織的核心作用,引起了一些示威者的私下不滿。墮胎權的支持者們跨越了政治光譜,自由派和左翼都站在墮胎權的大旗之下,有些人傾向於立法保障墮胎權,有些人則傾向於更加徹底的全民醫療等等。我們聽到一些中年示威者對於臺上演講者的社會主義訴求表示不滿,並認爲這些訴求與當下的危機相比,並不是最緊急的問題,甚至認爲左翼政黨有“夾帶私貨”之嫌。

除了左翼組織派發的一些標語,絕大部分標語都是示威者用快遞紙箱或白板紙自制的。一些標語要求“解散最高法院”,一些標語要求“移除撒謊的大法官”(有四位法官在確認提名的聽證會上明確表示會尊重羅訴韋德案先例,而現在投票反對墮胎權,因此被認爲是在聽證會上撒謊);有的標語是“立法保障墮胎權”(最高法院只能裁決州的立法是否違憲,不是立法機構),有的標語則是“我的身體不需要你的法律”(Get your laws off my body)。很多標語指出了墮胎的必要性,例如“墮胎是醫療”(Abortion is healthcare),指出有很多不適宜繼續妊娠的身體狀況或在自然流產的情況中,人工流產是必要的治療手段。有一些標語訴諸法律和美國政治中的荒謬之處:有人寫“如果我的子宮能發射子彈,它就會得到保護”,諷刺美國對於控槍遲遲沒有行動;有人寫“你們關心嬰兒——但不關心已經出生的黑人、窮人、酷兒、或跨性別”(You care about babies - until they’re born and they are black, poor, queer, trans),諷刺保守派政策以尊重生命的名義保護腹中胎兒,卻不關心甚至擠壓少數族裔和弱勢人羣的生存空間;還有人寫的是“屍體比我的權利還多”,意指遺體器官捐獻必須嚴格遵從死者生前意願,而強迫妊娠則可視爲對於活人的“強迫使用器官”。

僅就這次集會和遊行來看,這一次墮胎權的街頭運動對於其他社會運動、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墮胎權運動、和二十世紀中後期的女權運動都有很多借鑑。有人舉着“女性的命也是命”(Women’s Lives Matter)的牌子,顯然是對於“黑命攸關”運動的借鑑和挪用。遊行時所喊的口號中也有“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No justice, no peace)這一來自於非裔美國人運動的口號,也有“誰的街道?我們的街道”(Whose streets? Our streets) 和“站起來,反抗回去” (Stand up, Fight back)這些來自其他運動傳統、和墮胎權看起來並無直接關聯的口號。有大概百分之十的人穿了綠色的服飾,領喊口號的人喊了墮胎手術應是“免費、安全、合法、本地”(Free Safe Legal Local)的訴求,這些則來自於拉美和愛爾蘭的墮胎權運動。來自1960年代的“我的身體,我的選擇”(My body, my choice)雖然這兩年來被右翼挪用來反對口罩令和疫苗令,但仍然成爲了這次遊行中被使用最多的口號。值得注意的是,更具有美國“羣衆基礎”的“我的身體,我的選擇”在領喊口號的時候,得到了幾乎所有人的迴應,而“免費、安全、合法、本地”則讓我們身邊的很多遊行者疑惑“她們在喊什麼?聽不清”,說明大家對於這一口號並不熟悉,也沒有通過其他渠道得知這一口號。遊行的訴求和口號並不清晰明朗,這些借鑑也大多停留在符號層面,而沒有借鑑這些社會運動的草根組織方式和理論,也缺乏更加能夠反映此時此地的思考、訴求和策略。

我們或許可以說目前的墮胎權街頭運動反映的是墮胎權運動整體的某種困局。與其他地區的墮胎權運動、“黑命攸關”運動、移民權利、或者反性侵性騷擾的#Metoo運動相比,墮胎權更多被視爲一個法律層面的問題,既沒有被媒體報道從而令不公正具像化的個體事件,也沒有大規模的個人故事講述(如#Metoo的力量就得益於社交媒體上爆發式的個人故事分享)。因此,墮胎權和身體自主權對大部分人來說仍舊是一個抽象的權利,禁止墮胎法令的暴力和不公正並未凸顯出來。反之,反墮胎的一方則能夠用“無辜胎兒”的意象來描繪暴力的場景。在我和朋友參加的這次遊行中,就有這樣一個小插曲:一位推着自行車的青年人被人羣包圍着,大喊“我沒有被墮胎,我被領養了!”以此來攻擊墮胎權的合理性。(在美國,反墮胎運動常常將領養作爲墮胎的替代選項:“如果不想要小孩,應該生下來送給想要小孩的人”。)在這樣簡單粗暴的個人敘事面前,強調“如果當初”的身體自主權顯得十分抽象,即便這樣的個人敘事從根本上將胎兒視爲一個完整的人並凌駕於另一個人的生命之上。

與此相對比,2012年印度裔牙醫薩維塔·哈拉帕那瓦(Savita Halappanavar)之死則撼動了愛爾蘭、英國與印度。哈拉帕那瓦在懷孕十七週時產檢發現胎盤發炎,胎兒不可能繼續生長,然而因爲胎兒仍能檢測到心跳,醫院按照法律拒絕爲她進行人工流產手術,最終導致她死於感染引發的敗血症和多器官衰竭。她的不幸來源於反墮胎法律將胎兒凌駕於懷孕者之上的殘忍與不公,引發了愛爾蘭社會的大規模抗議,並最終以全民公投的形式結束了禁止墮胎的憲法修正案第八條。

2018年5月26日,人們紀念31歲的印度牙醫薩維塔·哈拉帕納瓦爾。2012年在愛爾蘭墮胎法公投期間,薩維塔·哈拉帕納瓦爾因妊娠17周胎盤發炎及併發症去世。

隨着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和人員的變更,羅訴韋德案早已岌岌可危,但相對應的理論、策略卻似乎刻舟求劍,一直停滯在法律和選舉政治層面。一些漫畫諷刺民主黨這時只會再來“一封緊急籌款郵件”,而不是推動政策和立法的改變。羅訴韋德案的岌岌可危在民主黨籌款和拉票中,幾乎變成了一個“狼來了”議題,讓民衆對此既失去了緊迫感,又失去了行動的熱情。

也許更加致命的問題是,哪怕這次是狼真的來了,也未能成爲一個團結的契機。有十三個州在6月24日最高法院判決之後幾乎立即禁止墮胎,密西西比州唯一的一個墮胎診所也搬走了。但我們不應將此視爲一個一刀切的情況,彷彿6月24日之前美國人人都有墮胎權,之後所有人都立即失去了墮胎權。實際上,在墮胎合法與不合法之間,一直存在着墮胎是否可及的問題。大部分墮胎診所常年被反墮胎的人包圍甚至暴力攻擊。很多地方診所稀少,很多人去最近的診所要開車幾個小時,對於工作時間不靈活的人來說更是艱難。有些州本就稀少的診所也難以爲繼,早在判決之前就已紛紛關門。再加上四處遍佈的所謂的“懷孕危機中心”(pregnancy crisis center),很多甚至沒有任何醫護人員,沒有社工,只有對於墮胎“罪惡”的恐嚇和羞辱。這些困難使得很多保守州、不在大城市、不是中產階級的人們,難以獲得資源和支持。2020年的一部美國影片《從不、偶爾、有時、總是》(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導演Eliza Hittman)就講述了賓州中部保守地區一位意外懷孕的少女被“婦女健康中心”拒絕後,不得不想方設法去墮胎條件稍低的紐約尋求墮胎手術的艱難歷程。

早在2020年保守派大法官艾米·康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上任之時,我的一位朋友就表達了這樣的憤懣。這位在南方某州擔任墮胎“導樂”(doula,一般指在孕產過程中提供全方位的醫療、心理、生活照顧的人,墮胎導樂爲尋求墮胎的人提供資源、支持和心理照料)的朋友沮喪地說:“你們還在擔心羅訴韋德案的推翻,我們早已生活在羅訴韋德案推翻之後的世界中了”。也就是說,墮胎權對於很多人來說,早已名存實亡。墮胎相關的工作人員早已是用極大的勇氣和堅韌冒着風險在提供服務,因此這一早已預見到的法律層面的改變對於現實的影響並不大。與其對政治的“兩極化”或保守州的禁令感到絕望,希望現在這個時機能夠促使媒體和公衆聽到保守州的民衆和墮胎工作人員多年來的掙扎與鬥爭,與他們站在一起,從而想象一個不止停留在法律層面,而是真正接近生命經驗的墮胎權和身體自主運動。

(本文得益於我和夕岸、王菁、Kevin Burke的討論,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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