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抗战影视剧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情景——

八路军来到一个村庄，将老百姓集合起来，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过后，老百姓便群情激愤，纷纷表示要报名参军，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

情节很动人、很提气，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吗？

1941年元旦，中央宣传部将一份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中。其中，有这样一组令人心情沉重的数字：

“......抗战以来，八路军野政（野战政治部）、总政、晋察冀军区，总共印发各类宣传品250余万份......新四军（重建1年后）所发宣传品，亦不过60万份以上，而敌伪在山东发动的“兴亚宣传运动”中印发的各类宣传品，即在50万份以上......”

这段话是什么概念呢？

打个比方来说，你办了一家企业，上上下下忙活了3年多，开辟了3个主要市场。同时又新建了一个子公司，虽然刚成立1年，但仗着之前打下的基础，发展得还算顺利。两下里加起来，一共挣了310万。

再看你的主要竞争对手，它的一个省级分公司搞了一次季度促销活动，就一下子挣了50万。

......

也就是说，你和你的竞争对手，压根不在一个等级上。

与炮火横飞的真实战场相比，宣传阵地上的战斗，虽然没有弥漫的硝烟，但其残酷性和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如果老百姓受到了日伪的蒙蔽，成为了所谓的“顺民”，那么抗战的胜利，就几乎不可想象。

日军疯狂运转的宣传机器，究竟做了哪些恶？毛主席又将怎样部署反击？

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段往事。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一个名为“新闻系”（不久后升级为“新闻课”）的机构，便在日本陆军省内悄悄成立了。

这个机构虽然规模极小，但权力范围却极大。它不仅能够操控日本国内的新闻宣传，还担负着向“敌对国家”秘密输出意识形态的任务。

而它最主要的目标，自然是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已久的中国。

根据史料记载，1927年初，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4年前，日本关东军便向陆军省提交了《对华宣传开始之件的报告》，要求陆军省新闻课派出专业宣传人员，潜入哈尔滨、沈阳、长春等东北大城市，开始为未来的侵华战争布局。

那么，在这4年多的时间里，这些家伙究竟干了些什么呢？

起初，为了避免中国人产生过多的抵触情绪，这些日军宣传人员主要采取了收买记者、报社等手段，要求他们“避免露骨宣传，以介绍事实为主，中间布置特种宣传事项”。

这样看来，日军的如意算盘，是要先打造出一个“理中客”的人设，以此获取中国人民的信任，然后再一点点散布亲日言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对中国人民的洗脑。

日军的这一招，说白了就是“夹带私货”，与如今的某些“公知”、“大V”的手段，倒是不谋而合。

然而，实施了一段时间后，日军发现，这一招好像在中国并不太管用。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他们才终于回过味来：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压根就看不懂报纸！

关于民国时期中国人民的平均文化水平，由于缺少详尽的统计数据，历来众说纷纭。但历史学者基本都认为，当时中国人民的文盲率，依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大概在70%到90%之间浮动。

也就是说，单纯玩弄文字把戏，日军也就能蒙蔽极少数没有脊梁骨的城镇知识分子，对广大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影响力。

“俏眉眼做给瞎子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得不说，搞宣传的日军，脑子比普通的“陆军马鹿”要灵活得多，当他们发现文字宣传不好使的时候，很快便想出了新招：图画和照片。

日军的这一招堪称毒辣。相比文字而言，图画的受众面自然要大得多。何况，当时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见过照相机，更不可能有“摆拍”、“作假”的概念。

日军南京宣传部军官高泽圭一，就曾经向陆军省这样汇报他的“经验”：在中国散发的传单，“不管多么紧急的场合，插入绘画和照片十分重要，如果能彩色印刷则更好不过......因为对方七成是文盲，并且相信照片绝不会说谎”。

就这样，无数混淆视听的照片被制造了出来。我们如今能够见到的那些日军给孩子发糖、给病人治病、背老人过街的照片，都是这一策略下结出的“恶魔果实”。

尝到甜头的日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更是变本加厉，展开几乎毫无死角的宣传战。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如果不幸生活在沦陷区，他们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一起床，收音机的公共广播里，就会传来日军“节节胜利”的消息；

走出门去工作，在路边随处都能听见以“大东亚共荣”为内容的演讲，每一份能买到的报纸上，都连篇累牍为日军唱“赞歌”；

学校里的孩子们，都要使用日军编写的课本，在那些课文中，沦陷区成了“王道乐土”，而中国的其他地方则是“水深火热”，还要等待日军去“拯救”；

......

当下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做“信息茧房”。虽然当时的日军不知道这个词，但他们这种饱和式攻击的宣传，实际上就是在中国老百姓身边建起了一圈信息的围墙，在这围墙中生活久了，自然难以逃脱被洗脑的命运。

常常把自己看作一名教员的毛主席，自然深知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而要有针对性地对日军展开反击，周密的调查研究，更是必不可少。

因此，在接到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后不久，毛主席便严肃地指出了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不足：“......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连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

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在毛主席的部署下，1941年，延安和各大根据地纷纷成立起了一系列专门从事调查研究的机构，而日军所散发的这些宣传物品，就成为了研究日军宣传策略的第一手材料。

在部署调查研究工作的同时，毛主席还专门指出，不仅要“精细研究敌人和敌人的宣传”，还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宣传，“从各方面来揭破它、击溃它”，从而争取宣传的主动权。

这便是毛泽东非常擅长的“借力打力”策略了。

那么，八路军、新四军究竟是怎样“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呢？揭露谎言，最有力的武器自然是真相：

为了使老百姓认清日军的虚假宣传，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各个根据地中，掀起了一波收集日伪出版物的热潮，不论是报纸还是传单，都会被收集起来，送到相应的研究部门去。

拿到这些材料后，我军的宣传人员会针对日伪报纸中编造的内容，将真实的情况发表在我军自己的报纸上。

等到这些报纸发放下去后，根据地的基层干部，就可以拿着这两份报纸，对比着给老百姓进行讲解，使得日伪的谎言不攻自破。

不仅如此，我军的新闻工作者，还将日伪的宣传材料直接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1943年9月，日伪在太原创办的《新唐风》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山地遭遇战》的文章，大吹特吹日伪军在太行山扫荡中“英勇作战”的模样。

然而，没过多久，《晋察冀日报》上便出现了一篇文章，直接引用了《山地遭遇战》中描写日伪军在山区行军时小心翼翼躲避地雷的句子，并加上了一句评语：“请看，敌伪是如何震慑于我各根据地的地雷战！”

这样的手法，在各根据地的报纸上屡见不鲜，争取到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他们这样说道：“日本人自己都这样说，那就绝不会假！”

不过，这样的反击，大部分只限于根据地中。而在广大的沦陷区内，八路军要争取民众的支持，自然要做得更加隐秘一些。

在宣传战中，学校向来是一块最重要的阵地，谁赢得了孩子们的心，谁就赢得了未来。

正因如此，日伪军每占领一地，必定要第一时间控制学校，大肆推广他们的奴化教育政策，而八路军则以牙还牙，发动广大爱国教师，与日伪进行抗争。

其中，最有效的抗争手段，就是发展“两面学校”，实施“反驳教育”。

所谓“两面学校”，就是表面上受日伪控制，但以爱国教师为主的学校，而“反驳教育”，则是针对日伪的“毒教材”，用事实教育孩子的方法。

晋察冀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负责人之一、曾参与编写根据地国文课本的刘松涛，曾经回忆过敌占区中“反驳教育课”的情景——

日伪在华北发行的课本中，有一篇名为《新建设》的课文。当讲到这一课时，“两面学校”的老师便带着学生去看被日军烧毁的房屋，问道：“这些房子是谁烧的？”

学生纷纷回答：“日本鬼子！”

老师又进一步问道：“这样的‘新建设’好不好？”

“不好！”

“那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新建设’？”

“坚决反对！”

......

这样的抗争，虽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却在每个敌占区内持续发生着。经过日积月累，日伪的“奴化教育”便渐渐失去了市场，日伪也不得不承认：“各校学风，每多趋于浮嚣......学生不守纪律，先生遇事敷衍，不肯负责......”

用宣传战来争取民众的支持，只不过是毛主席反击布局的第一步，要真正实现“借力打力”，还是要将宣传的矛头对准日军，分化瓦解他们的队伍，从而获得战争的最终胜利。

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日军宣传品，也成为了八路军的现成教材。

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八路军也曾对日军开展过宣传战，但日军收到这些传单后，却表现得不屑一顾，甚至嘲讽八路军的宣传“幼稚可笑”。

为什么八路军的宣传会产生这样的反效果呢？八路军总政治部通过对比研究，很快便得出了结论。与日军的宣传材料相比，八路军的传单不仅格式单一，内容也是以口号式的宣传为主，自然很难影响日军士兵。

搞清了这个问题后，八路军的宣传方式便开始了全面进化：他们从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中请来了许多“日籍八路军”参与到宣传材料的编写中，不仅从书写格式、文字风格上尽量贴近日军习惯，还充分利用了日文报纸、杂志的内容，让宣传材料变得越来越“扎心”。

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编写的《我党我军反敌伪的宣传鼓动工作》中，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个案例。

在一场战斗中，120师缴获了一张《大阪每日新闻》，马上送到了师政治部进行分析。

师政治部的研究人员，在这份报纸中发现了一条并不起眼的新闻：日军一名叫做佐藤主计的航空兵大尉，不久前在保定战死。他的妻子得到消息十分悲痛，便投海自尽了。

120师政治部马上意识到了这条新闻的重要性，迅速组织人员编写印制了传单，投放到了附近的日军据点。

根据八路军地下情报人员的描述，日军在收到这份传单时，大部分士兵都认真读了传单的内容，许多人都出现了不安的情绪，甚至有人私下这样抱怨：“战争真愚蠢啊.....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当这种情绪在普通士兵中蔓延开来时，日军的失败就是可以预见的了。何况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宣传品，还起到了给我军通风报信的作用。

1942年冬天，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在日伪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新闻：11月21日，2000多名日军从南京开赴镇江，还有汽车、坦克随行，威势显赫云云。

虽然这条新闻只是为了吹捧日军，但机敏的赖传珠马上联想到，近期情报员曾经送来了日军要对苏北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消息，但这股日军的行进方向却是朝着东方，明显另有企图。

通过分析日军兵力配置情况，赖传珠作出了判断，认为日军对苏北加强扫荡的可能性不大，反倒是阳澄湖畔的苏、常、太游击根据地，有可能成为日军的首要目标。

赖传珠将这一发现汇报给了新四军军长陈毅，并向相关地区的部队作出了指示，要求苏、常、太游击根据地做好反清乡准备，同时要求苏北等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抓住时机，打击日伪据点，扩大根据地规模。

由于情报分析及时，苏、常、太游击根据地不仅避免了重大损失，其他根据地的部队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此次清乡行动。

在毛主席“借力打力”的策略下，到抗日战争后期，我军与日伪在宣传战线上的态势已经发生了全面扭转，就连日伪自己都承认，八路军的宣传工作，较全面抗战前期时，已经变得“极其巧妙且纠缠不休......利用生动材料，使我军军心动摇”。

由此可见，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全面胜利，与八路军卓有成效的宣传战息息相关。

如今，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了将近80年，可宣传战场上的战争，是否已经停止了呢？相信朋友们都会做出自己的判断。

笔者相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牢记以往的经验教训，擦亮我们的眼睛，那么，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迷惑和蒙蔽伟大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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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不疑

编辑、排版：小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