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钱江晚报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陈新怡

北京时间2019年7月6日14点29分，随着阿塞拜疆文化部长阿布尔法斯·加拉耶夫的木榔头轻轻一敲，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年后的同一时刻，每当回忆起这一激动人心的瞬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副主任蒋卫东依旧感慨万千：“良渚遗址80多年的艰难考古历程，25年积蓄申遗的孜孜以求，以及3年多日夜兼程申遗的冲刺，最后落实为13分钟之后榔头一敲的高光时刻。”

良渚的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良渚遗址的保护、研究、传承和利用工作就此结束。

2022年7月6日，杭州良渚遗址遗产监测管理中心，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邀请了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城市中国》杂志创刊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创新设计学院教授姜珺，举办了“大家谈”良渚沙龙，共同探讨后申遗时代保护、研究、传承、利用的时代课题。

（一）

今年，是苏伯民驻守敦煌研究院的30周年。他与浙江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刚入职时参与的与浙江大学合作的关于敦煌数字化的保护项目。2019年受到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的邀请，他和团队来到良渚，共同探索潮湿环境土遗址的保护这一世界性难题。

总结驻守敦煌的30周年，苏伯民说：“这30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越做问题越多。我们老前辈给我们安排几个实验，我们认为给出报告和分析数据，就算做了科研工作和文物保护，但现场工作并没有这么简单。”

分享起文物保护的经验，苏伯民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对文物保护全方位价值的认识，这个价值不仅有理性、文字性的认识，还要有感性方面的认识。什么是感性？苏伯民举了个例子：就像一个大夫看到一个病人一样，你首先要了解他的喜怒哀乐，了解他的身体状况，不仅仅要用医学检查判断，还要根据实际经验进行望闻问切观察。

第二步是对能够呈现价值物质的载体的认识。像良渚土遗址，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如果从土色、土质分辨剖析，每一层所包含的信息不同，“如果科技手段介入的话，里面的包含物还可以细分，你会发现里面的东西还有很多价值很多信息在里面有待发掘。”

在把保护对象认识清楚后，第三步则是找到正确的保护方法。这里的“保护”并不仅是对文物进行修复、干预，而是预防文物目前的稳定状况进一步发生恶化，苏伯民将其称之为“预防性保护”。

提及对良渚的建议，苏伯民认为根本还是不断的保护和研究。“良渚做的很好的一点是不断发掘多学科专家介入，在学术研究中不断揭示出良渚遗址更多的价值。眼前我们是把它保护好，研究好，但从长远看，这种长期的价值研究，让埋藏在地下的尘封几千年的历史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中国人面前。”

（二）

作为新良渚人，姜珺将良渚的建设当作成守护遗址的故乡建设，“此行安处是我乡嘛”。

他将“五维八门”的内容规划放置于良渚实践中，五维，又称五行，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八门则包括图、文、物、场、影、演、事、业，彼此之间相生，玄之又玄。

八门，作为设计和社会叙事的八个法门，被应用到整个良渚项目中。姜珺举了个例子，比如场域可以变成良渚的空间和景观设计，演媒可以变为良渚的展演或者媒介传播，事业则是良渚产业以及日常与节庆的设计，而这些涉及到了良渚的方方面面。

当策划和运营被前置到整个策划前端之后，姜珺和学生们在五维的基础上产生精细化设计，通过创造性的整全机制打通经济和生活的全链。”我们讨论良渚文明，尤其是良渚生活美学，实际上是在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框架下研究它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比如窑山遗址，姜珺提出如下假设：假如我们认为它在古代是一个巫师祭天的地方，这个祭天又对应了古老的文明传统，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在这一个安静的场域中，我们引用最基本的自然声音和它的节律来和空间发生呼应和互动？

立于窑山遗址，姜珺继续畅想：“往横纵方向延展，即可以延展出和它相关的餐饮、民宿、露营、音乐等方面，最后会形成一种农工商服的混合业态。这种混合的业态不仅仅局限于窑山景区，而是辐射到窑山景区周边的社区和园区，形成一种城乡交互赋能，带动乡村百业兴旺的区域建设。”

如此便为良渚生活美学提供了一套系统，内容层面的生态，产业、社会、政治、文化，以及叙事层面的图文、物场、演媒、事业，构成一种将规划运营、策划运营前置到规划前端的一种策划和运营的2.0，姜珺将其称之为“大社会设计的一种方式”。

在生活美学系统之上，就有了一组不断的生成性和生长性的目标，大量精细化的子题得以逐步实施，“这个目标可以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面慢慢的去逐渐的考量、讨论、研究和实施，这也是为什么一个大学和一个地方是可以如此进行对接的一种方式，从而形成一种因地制宜的内容谱系。”

在姜珺的规划中，良渚的全域就是指的多个区，景区、校区、社区、园区、村区，也可以分为多时段，春夏秋冬；每一个时段有不同的内容，是多角色，是全民，也是全林；是多环节，是一个产业到事业的不同链条的环节，形成了所谓的整全性的内容规划的全图。

（三）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院长徐天进则将“大食堂”和“大学堂”带到了论坛，“姜珺老师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菜谱，相当于把菜谱列出来了，我想我们的文化遗产利用特别类似于食品加工，博物馆则像一个大食堂。”

如果把遗产比喻为一种食材，那么这个食材可以加工成若干食品，在这之中，徐天进最看重的是“食品安全”。同样道理也适用于文化遗产，“它的科学性、准确性，相当于这个食品的安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它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就是保护的问题，如果没有保护你后面一切都不存在了。”

如何将这个食材进行加工，让全社会共享文化遗产呢？

首先是从地里回收粮食，考古发掘后将这些食材进行加工，包括考古报告、学术著作、给博物馆提供产品。在这基础之上，包括遗址公园、博物馆、普及读物以及良渚日，都是第二个环节的菜品。而第三个环节则是转向社会公众，徐天进提出食材的营养成分的重要性，而这个营养相当于对遗产价值的提取，“不再让遗产束之高阁，真正的和这个社会相互产生友好的关系。”

对于食材的加工，料理方式也不一样，为了满足公众不同的消费需求，良渚也在不断努力。比如2022年5月8日，良渚面向残障儿童做了一次展览，“这是我们针对特殊群体加工的一道菜，尽管不算十分成功，但我们仍在不断努力。”

提及目前流行的“让遗产活起来”，在徐天进看来这是手段，不是目的。“它的目的应该是让人活起来，通过遗产让我们今天活得更好。遗产真正的价值和作用在于为我们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这才应该是它真正的价值。这里面特别重要的是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让文化遗产可以真正的成为滋养我们的精神食粮。这是我们做文化遗产保护的人基本应该有的信心，应该往这样的方向去努力。”

追随着这个方向，徐天进希望“良渚日”从一日变成日常，一日复一日，“不是说这一年只有这么一天是良渚日，我希望永远是良渚日，这样的话我们文物保护专家们的工作才可以得到最大体现。当文化遗产日无处不在时，文化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