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 李明明  北京报道

近日，低碳领域的话题颇多，国内国际相关热点不断。

7月，全国碳市场运行已经满一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提案，将于明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如果解决碳核算结果精确度不足？欧盟碳关税又会对我国造成哪些影响？我国应该如何应对？我国众多城市如何实现有效梯次达峰？

带着上述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以下简称21世纪）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特聘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关大博。关大博表示，在碳核算上，我国做了很多努力，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原始数据还是比较精确的，主要是往下走以后，从城市级再到点源级的数据要求的精度更高，以及要求的工作更多，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钢铁碳核算要解决总量控制及数据精确度问题

《21世纪》：目前，我国碳核算结果精确度尚存不足。碳核算工作多数借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核算方法，但各地的实际条件不同造成其针对性和精确性较差。请问可以通过哪些手段来提高碳核算精确度？

关大博：首先IPCC是联合国附属的跨政府组织，负责研究由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气候变迁，其本身并不进行研究工作，也不会对气候或其相关现象进行监察。IPCC所出台的核算方式，在全球是被普遍认可的，可以认为方法论本身没有问题，问题主要在于数据统计过程中。

碳核算基本需要四个大类的数据，其中一大类就是经济活动中燃烧的能源量值，其中能源包括煤、石油或者天然气，以及风能、太阳能等。

另一大类是能源的排放因子。排放因子方面，以我国主要的能源煤炭为例，它的含碳量和热值，以及燃烧时锅炉的氧化率等这些变量的统计数据并不完全，不一定每一个钢厂、电厂都能够把这些数据估算的非常细致准确，而且燃烧的煤来自各地，煤质也不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各个厂的锅炉使用时间不同，效率也不会完全一样。这些原因造成了不同地区、不同工厂之间的排放因子相差较大，因此目前已有的数据精确性还不高。

目前，我国在数据测算和统计上做了很多努力，无论是“大气专项”还是对煤矿的摸底调查，从国家层面来说，原始数据还是比较精确的，主要是往下走以后，从城市级再到点源级的数据要求的精度更高，以及要求的工作量更大，所以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何来解决？首先在统计的过程中要尽力精确。其次是要利用一些实测的数据来交叉验证。比如在治理大气污染时，会安装简易气体预处理装置监测、处理二氧化硫等，碳核算也可以如此借鉴。 然后可以通过卫星遥感的方式来验证碳排放的变化趋势，现在科学界正在做相关的研究工作。所有相关办法都会慢慢得到使用，尽管每一个方法都存在自身的不确定性，但是整合在一起可以提升精确程度。

关于何时能够达到足够精确的程度，我认为精确永远是相对的，并且在实际核算和碳交易里所使用的精确度也是不一样的。如果用于碳交易，需要实测和多方验证来达到。 

《21世纪》：目前我国碳交易市场只纳入了电力行业，纳入的行业和企业数量有限，整体市场活跃度还有待提高。未来，纳入全国碳市场也是钢铁行业转型路径之一，钢铁行业纳入碳市场，工序环节多、碳核算边界划定复杂，与发电行业相比，数据质量管理挑战更多。关于上述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关大博：目前我国的碳市场都是集中在电力行业里，并且只使用范围1作为碳核算的范围。如果以后纳入钢铁或者有色金属等，未来还可能把核算范围扩展到范围1+范围2。我个人认为短期内5年左右不一定能够实现纳入范围3。钢铁行业可能会下一个加入到碳市场当中，但其中难点是要解决总量的控制以及数据的精确度，电力行业是最容易核算和验证数据的，而钢铁是下一个相对好验证的。再后期纳入的就是有色金属或者水泥。 

但最重要的是，不能把碳市场变成下一个金融产品和时髦的融资赚钱的工具，去制造碳的泡沫，要做到成熟一个行业纳入一个，数据精确一个行业纳入一个，要实实在在的去解决整个人类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数据质量的问题上，钢铁和电力比较相似，首先要建立碳排放清单，再加上实时的监测，同时对监测进行一些交叉的验证。钢铁产品和电还不一样，无论是风还是光，所发出来的都是电，而钢铁有粗钢、特种钢，也有各种各样的钢制品，钢铁可以分成16种冶炼工艺，有转炉、高炉等，而不同种类的工艺流程技术单元，都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就得有多种碳排放核算方法。所以钢铁的核算会比电力要复杂。 

所以一定要把钢铁的每一个工艺流程，以及工艺流程里的技术细节和单元都摸清楚，然后在每一个环节都把二氧化碳和非二氧化碳的分析全部核算清楚，这样才会比较精确。

《21世纪》：除了国家确定的“十四五”要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八大高排放行业，还有哪些行业接下来需要纳入碳市场？

关大博：“十四五”期间，将八大高排放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是一个有雄心的行动目标。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用碳市场作为市场调节的一个主要机制，有望在未来十至十五年内，将包括道路交通、电子信息等行业在内的其它所有行业都纳入碳市场里。除碳市场的另一个市场调节方式即欧盟当前推的碳税。碳市场和碳税，其本质都是做一件事，只是两种不同的手段，随着发展，可能还要建设所谓范围3的碳市场交易。除此以外，还需要尽快构建完善我国的气候投融资体系，引导资本向低碳技术流动，以市场的力量推动低碳技术发展。 

碳关税对我国贸易壁垒作用有限

《21世纪》：随着欧盟推出碳边境调节机制（又称碳关税），未来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是否有增多趋势，这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有何影响？

关大博：欧盟当前推出碳关税对全球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有效的抑制碳减排增长，另一方面却可能会抑制全球贸易的流动。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如果欧盟在碳关税的标准制定与征收方面对全球各国做到一视同仁，则对我国和欧盟的贸易度伤害有限，因为我国产品相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单位产品碳强度相对更低。 

除此以外，我国生产的钢、铝等金属制品，与欧盟的波兰等国家的产品，其碳排放强度也大致相当。因此针对欧盟碳关税对我国的影响，我个人持乐观态度。但同时，我认为碳关税，一定会对我国产品的出口增加贸易壁垒，尽管其作用有限。

《21世纪》：这会破坏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合作吗？

关大博：从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上看，欧盟碳关税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全球气候合作，欧盟本身可能也是想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起到一个引领作用。目前还不清楚未来走势。

我国在应对上，可能也会采取和欧盟同等的对待举措。假设欧盟对我国或者对全世界其他国家收取碳关税，我国也应该对欧盟收取相应的碳关税。而这需要快速精准的数据机制，所以就涉及到话语权的问题。目前欧盟是用自己的数据库作为数据基础，而我国还没有相应的官方数据库，因此在数据话语权上会相对弱势。这一点是我们未来需要不断加强的部分。

城市要实现优质碳达峰

《21世纪》：你之前对中国180余个城市进行了碳排放及经济发展的全方位核算。不同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有很大差异，在“双碳”目标下，该如何因地制宜给城市制定减碳目标并评估减碳成效？

关大博：此前的研究是2018年的成果，现在又有新的进展，是关于全国将近200个城市碳达峰的模式和状况评估、碳排放清单，结合经济数据分析了我国城市所处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分析了不同阶段城市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比如，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角度出发，可以把中国的城市分为五个不同的工业化阶段，分别是像鄂尔多斯这样的能源生产型、低附加值的重工业型、轻工业型、苏州之类的高科技产业型，以及处于后工业时代的服务业型，例如北京、上海。以中国为例，可以看到世界250年左右的工业化进程，因为这些城市包含了工业化初期到后期的各种类型。 

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我国讲究梯次碳达峰，那一定要结合自己的比较优势，然后利用好自身的资源禀赋，找到一条自己独有的减碳之路。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城市类型千差万别，碳达峰路径也不一样。就算是最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如江苏省中苏北和苏南的发展状况也截然不同。

所以，要讲究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虽然整体把控，但局部肯定有先有后。此外，时间上还有长期和短期的问题，城市的路线也各有不同，需要做到因地制宜。有的是攀高达峰，然后快速下降，有的是走一个缓速下降，还有的是基本上不增长，处于长期高位波动，然后慢慢下降。

之前研究显示，大约有80多个城市碳达峰了，但只有30多个城市属于所谓的主动达峰，或者是优质达峰，即一定要在满足人民生活或GDP或者人类福祉的角度，实现二氧化碳和经济发展脱钩，没有经济增长，二氧化碳排放增减其实重要性不大。比如像苏州或者宁波这类城市，过去几年GDP都持续的在增长，同时二氧化碳也有所下降，这是所谓优质达峰。而某些城市这几年二氧化碳下降的很厉害，甚至在2013年就实现碳达峰了，而且最近碳排放降的接近碳中和了，但GDP也快“中和”了，所以这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碳达峰。

《21世纪》：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比较晚的城市，应该对它们有什么样的支持？

关大博：首先是技术支持，同一个行业、不同地域企业间的差距就表现在技术上。根据自身能源禀赋，首先要把技术差距消除，比如都是用煤企业，广东对于煤电的使用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西北和东北就不同。 

第二个就是人才培养能力建设，实现“双碳”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所以说在发达地区，也要在人才培养上支援欠发达地区。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双碳”需要几十年来实现，所以相关人才也要注意梯次性的搭建。同时对于欠发达地区，不要急于求成突击式减排，要从缓排、少排入手。

（本报记者吴立洋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