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他是最“激進”的復旦校長，也曾出任英國名牌大學校長

1998年初，楊福家開始了第二任復旦大學校長的任期。也就在這之後不久，他萌生了去意。一方面，一些事情讓他有一種很深的無力感；另一方面，他渴望迴歸到自己熱愛的學術研究中。1998年8月，他向上級組織提出了書面辭職請求，12月獲批。1999年初，他正式卸任。

很多復旦老人覺得，相比前任校領導的治校風格，楊福家顯得更“激進”一些，他的這種“激進”或者說“前沿”，來自於他開闊的國際視野。

2022年7月17日，86歲的楊福家在上海病逝。

曾與楊福家搭班子的復旦大學原黨委書記程天權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楊福家作爲一位承前啓後的校長，留下的最主要痕跡就是引導復旦開拓國際視野，建設“開放型大學”。他的一些理念放在當時的背景下或許主要價值在於激勵，放在現在的背景下則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如果楊福家是在今天擔任校長，他的藍圖可以畫得更精準，可以直接蓋房子了。”程天權說。

2014年，楊福家（左二）率復旦大學師生赴美拜訪李政道（右二）。在楊福家任復旦大學校長時，李政道在復旦等四所高校設立了大學生學術研究資助項目，受資助學生有的已成長爲著名學者。圖/受訪者提供

“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是楊福家心中的“第二故鄉”。

他曾說過，如果沒有去丹麥，後面很多機會都是不會有的，一生中的這兩年對他來說至關重要。

但機遇只青睞有準備的人。

大學四年，楊福家是公認的學習尖子，同時也是團支部書記、社會活動積極分子。當時大學改教俄文，但他出於興趣，常到圖書館看狄更斯的《雙城記》等英文原版小說。他在上海格致中學打下的英語基礎沒有退步，還熟悉了歐美歷史文化。

1958年，他畢業留校，參與了籌建原子能系（對外稱“物理二系”）的工作。1960年原子能系正式成立時，學校破例提拔一批政治、業務雙冒尖的青年教師，年僅24歲的助教楊福家被任命爲副系主任。

1962年，鄧小平大膽提出了“往西方派”的設想，得到中央同意。1963年，中國與丹麥簽署科學交流協議，派遣兩名中國物理學家去丹麥進修。

經過層層推選，楊福家成爲了候選人。1963年2月，他與其他40餘名赴西方國家進修的候選人一起，集中到北京外國語學院，參加爲期半年的英語培訓。

學員按入學面試成績編成兩個班，楊福家分在了程度較差的二班，與來自北京大學原子能系的陳佳洱成了“患難之交”。兩人決定，從現在起交談不再講中文，“洋涇浜英語”講到底。

五個月後考試，二班13人中有4人通過了考試，楊福家和陳佳洱都在其中。陳佳洱被派往英國牛津大學進修，楊福家則被派往丹麥的玻爾研究所。

玻爾研究所即哥本哈根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由諾貝爾獎得主尼爾斯·玻爾創辦，在物理學界幾乎享有朝聖般的地位。玻爾愛才如命，曾到處物色有希望的青年來所工作，被譽爲“科學國際化之父”。他於1962年去世，研究所當時由他的兒子奧格·玻爾主持。

1963年10月11日，楊福家和來自清華大學的張禮經過長途跋涉抵達了哥本哈根。

他們到的那天正好是週五，研究所例行舉行學術討論會的日子，他們還來不及去報到，就被直接從機場帶到了舉行討論會的階梯大教室。奧格·玻爾和本·莫特遜都在場，討論氣氛極爲熱烈，這兩人後來一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楊福家從事的是實驗物理，他與一位丹麥學者合作，在研究所的串列加速器實驗室工作，以檢驗奧格·玻爾和莫特遜對一種核運動狀態所做的預言。

他在這裏的身份是博士後研究員。該所來自世界各國的50多位學者大都是貨真價實的博士，只有他實際上是一個本科畢業生，又來自科技相對落後的中國，因此精神壓力很大。他工作很拼，通宵做實驗是家常便飯。

半年之後的一天深夜，在連續工作40 多個小時後，他終於等到預期的信號，實驗成功了。研究所對他的工作很滿意，邀請他將訪學時間延長一年。

在玻爾研究所，人人篤信曾在這裏工作的諾貝爾獎得主、大物理學家海森堡的名言：“科學紮根於討論。”所裏有一塊大黑板，黑板前總是圍着人。

1964年，海森堡來研究所領取“玻爾獎”，楊福家聆聽了他的演說。他說，和尼爾斯·玻爾的一次散步討論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散步。那一次，21歲的大二學生海森堡去聽剛獲諾貝爾獎的玻爾演講，提出了一些尖銳的問題。玻爾一聽就知道打中了要害，會後邀請海森堡一起散步，向這位年輕人請教，並邀請他來所裏工作。

在楊福家看來，餐廳是研究所裏的最佳學習場所。餐廳的菜式很簡單，他甚至懷疑丹麥人連雞蛋都不會做，下面的架子倒是很漂亮，大家都把白煮蛋放在上面，用勺子敲開殼喫，“弄來弄去就這麼一個蛋”。但是那裏卻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很少去圖書館，覺得圖書館裏都是老的知識，要學習最新知識不如向餐桌邊的人請教。

所里社交活動頻繁，楊福家一週少則兩三晚、多則四五晚要受邀參加。研究所的50多位外國學者中有30多個美國人，他一開始有顧慮，但中國駐丹麥大使館的文化參贊鼓勵他，要多瞭解丹麥的社會和文化，廣交朋友。

這些討論和活動，讓他的英語水平得到了長足的進步。70年代初，尼克松訪華後，西方各界人士紛紛來訪，這些西方科學家在復旦甚至上海的演講大都由楊福家擔任口譯，前後有近百次。

楊福家說，在玻爾研究所的這兩年讓他經受了最純正的科學精神的洗禮，是讓他“破繭成蝶”的一段經歷。他親身感受到什麼是“哥本哈根精神”，那實際上是一種“氣氛”，一種平等自由地討論和緊密合作的濃厚學術氣氛。

1972年，奧格·玻爾在爲楊福家所寫的一封推薦信中寫道：“他有獨立見解，爲人直率、幽默、易於相處。他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物理學家，我強烈推薦他。”

1979年，應奧格·玻爾之邀，楊福家第二次訪問了玻爾研究所。美籍華人學者、後來擔任得州大學達拉斯分校副校長的馮達旋當時也在這裏訪學，由此與楊福家相識。

他發現，楊福家一方面對所從事的研究有濃厚的興趣，另一方面對科學以外的課題，如教育、經濟以及中國的未來等也有廣泛興趣。他說，在“研究型大學”這一術語流行之前，楊福家已理解了“研究型大學”的職責。“總之，我清晰地看到，楊福家註定擁有一份超越科學的影響巨大的事業。”

主政復旦

改革開放後，楊福家一步一個腳印地迎來了馮達旋所預言的這份超越科學而影響巨大的事業。

1981年，他成爲復旦大學首批博士生導師，其後又擔任了研究生院院長。1987年起，他連續14年兼任了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現名應用物理研究所）所長，這是中科院第二大所，擁有1200名科研人員。1991年，他被選爲中科院學部委員（後稱院士），還被選爲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這年5月，他擔任復旦副校長，倡議創辦了高校第一個智庫——復旦大學發展研究院，國內外媒體紛紛報道“這一改革開放中的新事物”。

1992年是復旦大學的換屆之年。換屆前夕，教育部和上海市委來複旦大學開展民意測驗，楊福家是其中一位重要候選人。

楊福家話不多，但一開口就顯得很有抱負。他常說“作爲校領導要留下自己的痕跡”，一些人就衝這句話在民意測驗中爲他投下了一票。

1993年2月，他被國務院任命爲復旦大學校長。在就職演說中，他提出“追求卓越，爭創一流”的目標，認爲當前學校工作的重心應當放在提高“國家隊”水平上，使之有朝一日躋身於世界第一流大學的行列。

楊福家提出的“創一流”目標讓大家頗感喫驚，因爲學校實力距離世界一流大學還存在全面差距。時任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程天權（1995年後任黨委書記）認爲，“創一流”的目標很鼓舞人心，講出了大家想講沒講的話，但因爲條件並不具備，當時除了楊福家沒人敢喊這個口號。

爲了說服大家接受這個目標，楊福家說，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都要認清自己目前所處的歷史位置，才能準確選擇奮鬥目標。在他看來，無論是從國家以往對學校的支持還是今後對學校的期望來看，復旦大學辦成一流大學的目標是確定無疑的。

1993年夏天，經黨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把復旦大學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被正式提出，寫進了《復旦大學改革與發展綱要（1993-2005）》。以此爲目標，楊福家開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

時任復旦大學副校長施嶽羣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楊福家是一位有主見有擔當、善於爭取話語權、能充分行使職權的校長，他一旦認定的事，力排衆議也要堅決實行，這也是他的一些改革措施能落實的主要原因。

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條是倡導和鼓勵“名教授上基礎課”。鼓勵措施包括給上基礎課的博導每人每月300元特殊津貼。

教授爲本科生上基礎課在國外大學是常規操作，“文革”之前國內也是如此，但“文革”後這一慣例被破壞。90年代初，復旦教授基本都在搞科研，由副教授及以下職稱教師爲本科生開課，形成了剛畢業的研究生上基礎課、名教授尤其是博導只給研究生講課的普遍現象。

楊福家認爲，一流教授應該上講臺，否則的話，學生進校前聽說復旦大學有那麼多名師，又是院士又是博導，進來後卻連一個都見不到，會產生受到欺騙的感覺。

他自己1954年考入復旦大學物理系時，復旦校園很小，但老師們讓他體會到了“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1980年剛評上教授時，老校長蘇步青提醒他：“你得去上課，否則怎麼能名副其實呢？”他才登上講壇，收穫學生的好評如潮。

他剛任校長時，全校108名博導，上基礎課的只有2名，到第二學期已有16名博導走上基礎教學第一線，幾年後增至60多人，形成了以上基礎課爲榮的風氣。

他上任後第一學期期末考試，全校發現27名學生作弊。他覺得，作弊成風，能算什麼一流大學？除了整頓學風、提高學校的學術聲望，他還有一個考慮，那就是很多作弊者是優等生，爲了保住第一而作弊，這與現代科學的潮流相違背。

諾貝爾獎得主萊德曼曾說過：“集體性的工作是至關重要的；科學的享樂是帶有觀賞性的，必須學會如何從別人的成就中獲得樂趣。”楊福家舉例說，“頂夸克”的發現涉及兩組人、800多位科學家，諾貝爾獎會頒給誰現在還不知道。當年愛因斯坦一年能發三篇大文章，現在800人只能合寫一篇文章，科學越來越成爲集體創造，必須高度強調團隊精神。

經過討論，復旦頒佈校令：若學生上午作弊，下午就令其退學，發現一個就開除一個。

作弊即開除是“文革”前教育部就定過的一則高教條例，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受社會風氣影響，學校越來越不敢繼續執行，因爲有可能導致學生前途受阻，有學生家長甚至會到學校辦公室下跪。但楊福家卻有這個魄力去推行。

楊福家後來坦承，做完這個決定自己也有些後怕，因爲如果真有50個人作弊被開除，他這個校長就做不下去了。

校令頒佈後，第一次考試仍發現7人作弊，其後作弊人數迅速降低，降至每學期平均2人。對被退學的學生，復旦有一個“追蹤關懷計劃”，兩年內如果表現良好可以申請復學。

楊福家非常看重一點，那就是給年輕人機會。因爲他自己就是“給年輕人機會”的受益者，而且這些機會都“給得很及時”。此外他從自己親身接觸的那些諾貝爾獎得主身上看到，攀登科學高峯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輕人的事業。

他履新的1993年是青年教師受“下海熱”和“出國熱”影響流失最嚴重的時期，一些與國際接軌的院系青年骨幹教師幾乎走空。

在楊福家的支持下，從1993年開始，復旦在高級職稱評定中專門設立“打擂臺”環節，40歲以下、30歲以上的教師可不受晉升名額限制，公開競爭教授、副教授職位。

當時還是復旦大學青年教師的胡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那時職稱晉升通道十分擁堵，他的老師王邦佐50歲時才評上副教授，這種情況不在少數。楊福家設立“打擂臺”這一破格通道後，青年教師晉升不再受年資限制，僅以學術水平爲據，可直接提交評審材料由學術委員會投票評定，每個學科通常一次只能通過一到兩人，競爭非常激烈。胡偉31歲時參與“打擂臺”評上副教授，34歲評爲正教授，35歲就已擔任博導。

39歲首批評上正教授的陳思和稱自己爲“受惠者”，他在獲評教授的同年評上博士生導師，第二年開始指導博士生。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和中文系其他一些青年教師由此得以在復旦穩定下來，目前中文系最重要的一批骨幹教授都是在楊福家任期內成爲中堅力量的，對復旦來說是承上啓下的一代。

其後幾年，百餘名青年教師通過“打擂臺”獲得高級職稱。1992年學校專任教師中45歲以下正副教授僅54人，到1996年已有207人，1997年達262人。

楊福家還是在復旦實行“通才教育”的積極倡導者。他看到，以前中國研究生教育不發達，因此將本科教育視爲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導致本科的專業設置越來越專，這樣培養出來的人畢業後可以成爲某方面的專門人才，卻難有大的創造力。現在到改革本科教育的時候了。

時任教務處處長、後任復旦大學副校長的孫萊祥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1994年寒假，復旦大學集中三天時間，召集百餘名教授專家開展了一次規模空前的教育思想大討論。楊福家首先做了一上午的動員報告，然後請各院系教師代表發言，最後分小組討論。近40名教授在校刊上撰文，各抒己見。

孫萊祥說，“通才”教育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萬金油”，但最後大家達成共識，大學本科應實行“通才教育”，以使學生形成深厚的基礎知識和較強的思考能力。這是後來復旦實施學分制改革的基礎。

孫萊祥認爲，在歷任校長中，楊福家在重視本科教學方面有獨到之處，是在這方面提出新觀念最多、實施具體措施最多的校長，他的一貫思想是要與國際接軌，取長補短。

在孫萊祥看來，楊福家行事風格直接，批評起人來不大顧及情面，有時會讓人喫不消，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曾在全校大會上公開批評孫萊祥，讓孫萊祥覺得很難接受，但後來他對孫萊祥的工作很滿意，又幾次在全校大會上公開表揚，還力薦孫萊祥出任副校長。

孫萊祥覺得，楊福家是一位有抱負的校長，他想在任期內將復旦大學提高一個層次，這一想法是適應形勢的，他也確實在任期內讓復旦大學的排名有了明顯提升，在國內外擴大了影響。有人曾將他提出的“創一流”戲稱爲“唱一流”，但隨着工作的推進都逐漸接受了這個目標。

“打擂臺”成長起來的胡偉曾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創始院長。他說，楊福家是一位強勢的有開拓性的學者型校長，他保留了學者的初心和風骨，是真正在按照教育規律和學術規律辦學。作爲以文科爲重的綜合性大學，復旦實施的通才教育非常符合文科“觸類旁通”的特點，如復旦民間校訓“自由而無用的靈魂”所體現的：看似未必實用，實則能派上大用場。

“失敗或成功都好”

卸任復旦大學校長後，年過六旬的楊福家一刻不閒，常戴着一副遮光大框眼鏡，身着一身幹練的西裝，奔波在世界各地。

2000年12月的一則消息，讓已淡出公衆視野的他又成爲了新聞人物：英國諾丁漢大學宣佈，將聘請他擔任學校的下一屆Chancellor。

諾丁漢大學是英國綜合排名第七的老牌名校。一直到擔任Chancellor之職12年後卸任，楊福家都感到難以準確翻譯出這個詞，因爲中國的高校中沒有相似的職位。

他曾打電話問香港大學的朋友，對方告知這個詞在香港翻譯爲“校監”；他又問了老朋友、翻譯家陸谷孫，陸谷孫很肯定地說，這個詞只有一個譯法，就是“校長”，各國的校長作用是不同的。

楊福家最初接到諾丁漢大學校務委員會擬推選他擔任Chancellor的來函時，並沒怎麼當真。不久他又接到第二封來函，告知推選結果他名列第一。他這才問了對方兩個問題，第一是有沒有募款之責，因爲他聽哈佛大學校長說過，其首要職責是在世界範圍內找錢。對方回答，沒有。他又問，要不要主持日常工作？對方答，不要。他這才表示接受。經校董事會選舉，他正式成爲了新一屆Chancellor。

他發現，英國大學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以權制權，依靠董事會、校務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來協作。Chancellor是顧問性質的，同時也是學校董事會主席，是這個權力制衡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至於爲什麼請一箇中國人擔任原來由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擔任的Chancellor？他認爲，這首先是諾丁漢大學的國際化戰略所需，選他是看中了中國教育大發展將帶來的機會。此外也是因爲，他多年來活躍在國際學術交流舞臺上，與美國學者合作出版了英文學術專著《現代原子與原子核物理》，作爲國際大學校長協會執行理事經常參加國際會議，結識了很多朋友，包括諾丁漢大學的執行校長（Vice Chancellor）柯林·坎貝爾爵士。

陳弘1994年從復旦畢業留校，在校辦工作，隨後擔任楊福家祕書。二十多年的共事讓他深受楊福家“做人第一，修業第二”理念的影響。在他看來，楊福家爲人坦蕩，無論有什麼看法都是當面表達，只要能改進問題、能推動工作進度即可。

2001年後，楊福家擔任英國諾丁漢大學Chancellor，每年去英國兩次，每次逗留十幾天，出席諾丁漢大學兩個學期的畢業典禮，親手給每個學生頒發畢業證書。他還需要主持董事會議，代表學校出席一些重要典禮。每當畢業典禮時，校園裏隨處可見升起的五星紅旗。

陳弘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楊福家是一位改革型學者，擁有開闊的視野和理念，習慣於帶着對西方的瞭解來考察一個事物是否適用於本土，喜歡引用費孝通的一句話“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他很欣賞博雅學院模式，特別重視學生的個性化發展。

2003年3月，教育部發布了《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楊福家率先試水，在自己的家鄉寧波創辦了寧波諾丁漢大學。校董會有15名校董，包括7名英方校董和8名中方校董，楊福家既代表中方，也代表英方，併兼任校長。

第二年，寧波諾丁漢大學獲得批准，開始招生。這是一個試驗田，楊福家得以將自己關於博雅教育的一些理念傾注其中。

在他看來，博雅教育有五個要素。一是博，即文理交融；二是雅，即做人第一、修業第二；三是以學生爲中心；四是鼓勵質疑；五是豐富的學生社團和社會實踐。

他很欣賞美國排名第一的博雅學院威廉姆斯學院校長弗朗西斯·奧克利在就職典禮上的一段話：“課外活動如同正規課程一樣好；遊戲如同工作一樣好；同伴與孤獨一樣好；陌生或熟悉，不安與舒適，抗議或慶賀，規定或自擇，失敗或成功，都好。”

（本文參考了霍四通所著《楊福家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