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缺少產業服務平臺支撐，深圳生物醫藥發展短板應如何補齊？

《深圳市促進生物醫藥產業集羣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提出要加快藥品產業基礎設施建設，佈局和提升市級藥物產業服務平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魏笑 深圳報道 近日，深圳市發展改革委官方網站發佈《深圳市促進生物醫藥產業集羣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進高端醫療器械產業集羣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深圳市促進大健康產業集羣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三個政策措施，支持生物醫藥產業做大做強。

作爲此次三大文件之一的《深圳市促進生物醫藥產業集羣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要加快藥品產業基礎設施建設，佈局和提升市級藥物產業服務平臺。

建設相關公共服務平臺可助力當地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深圳國家高技術產業創新中心生物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海旭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因藥品研發週期長，涉及環節多，僅靠單一公司來做，效率會相對較低；但如果把前端靶點發現、候選藥物篩選，臨牀試驗，組織生產等專業環節外包給專業機構，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毫無疑問，建設相關產業服務平臺對發展深圳生物醫藥產業有益，但能否將其作用發揮到極致值得考慮。有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這是“先養雞還是先養蛋”的問題，產業平臺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當地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但深圳醫藥研發公司有限，如果沒有足夠的客戶，維持產業平臺營運將會非常困難。

值得注意的是，專家們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無論“先養雞還是先養蛋”，均是爲了促進深圳本地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而制約深圳生物醫藥發展的一個核心問題便是人才缺乏問題。

推動產業服務平臺建設

值得關注的是，上述文件提出佈局和提升市級藥物產業服務平臺。加快建設合同研發機構（CRO）、合同定製研發生產機構（CDMO）、藥物非臨牀安全性評價機構（GLP）、藥物發現平臺、動物實驗平臺、檢驗計量檢測平臺、生物醫藥審評審批公共服務平臺和小試中試平臺、生物醫藥關鍵人才實訓平臺、生物醫藥產業孵化加速平臺、項目管理服務平臺、生物醫藥產業人才信息平臺、製藥工程技術服務平臺、生物醫藥供應鏈平臺、MAH綜合服務平臺等市級重大產業公共服務平臺，按項目總投資的40%予以資助，最高不超過5000萬元。

2022年1月7日，深圳市發改委發佈《深圳市生物醫藥產業重大公共服務平臺和核心技術攻關專項扶持計劃申報指南》。其中，生物醫藥產業集羣共24個方向，包括1個合同研發機構（CRO）/合同外包生產機構（CMO）/合同定製研發生產機構（CDMO）重大公共服務平臺方向，18個其他類型重大公共服務平臺方向，以及5個藥物核心技術攻關方向。

建設相關產業服務平臺有何意義？王海旭指出，其實產業服務平臺指的就是公共服務平臺，包括CRO、CDMO等機構；因藥品研發週期長，涉及環節多，僅靠單一公司來做，效率會相對較低；但如果把前端靶點發現、候選藥物篩選，臨牀試驗，組織生產等專業環節外包給專業機構，可以大大提高效率。

根據新藥研發的業務流程，CRO服務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即藥物發現，臨牀前階段，臨牀階段。得到CRO（醫藥研發外包服務）助力的醫藥企業，每個環節的週期平均可以縮短34%。研發週期縮短意味着藥品有望率先上市，從而獲得市場先發優勢。

建設相關公共服務平臺可助力當地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王海旭表示，首先，建設相關基礎平臺能吸引很多醫藥企業。因爲距離越近，溝通越方便，如果深圳沒有相關平臺，本地企業需要經常出差去長三角地區，導致企業容易被招商。此外，CRO本身也是一個千億級規模的產業，是深圳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的一個選擇。

作爲深圳一家計算驅動創新的平臺型企業，深圳晶泰科技CEO馬健博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引入專業平臺，共享先進的研發技術，只有專業的、高質量的、合規的流程與質量纔可以通過嚴格的監管，因此把這部分內容通過打造專業的平臺服務可以更好地幫助深圳生物醫藥企業的快速發展，進而形成競爭力。

例如晶泰科技專注於打造智能化自動化的藥物研發新基建，深度整合智能算法、自動化實驗和專家經驗，以三位一體的研發平臺賦能醫藥源頭創新，幫助醫藥企業縮短研發週期，提高創新能力與成功率，降低藥物開發的成本。

馬健表示，這一系列的文件更加清晰地提出了支持創新藥和藥物研發技術在深圳發展的相關政策，包括基礎設施建設、特色園區建設、分級精準扶持等方面的內容，能幫助晶泰科技這樣具備前沿技術的研發平臺進一步發展領先技術、擴大技術優勢，立足深圳，更廣泛地賦能藥企的研發管線。而針對臨牀轉化能力、藥品審批相關的政策支持，也有助於深圳本地醫藥企業的成長和發展，進一步縮短創新藥上市的時間，爲深圳的生物醫藥產業集羣注入更大活力。

值得關注的是，與長三角地區比，深圳市生物醫藥高層級、專業化創新平臺數量較爲不足、服務鏈條有待進一步完整。

馬健指出，儘管目前深圳坪山建設有國家生物產業基地，深圳國家基因庫，生物醫藥產業初見起色，也有一批在行業中具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生物醫藥公司。而上海和北京具有更加密集、活躍的醫藥產業集羣，不僅有更長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歷史和完善的配套產業資源，也毗鄰高校和科研院所，具備明顯的地緣優勢。

廣州博濟醫藥董事長王廷春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正因爲目前深圳生物醫藥產業跟上海、蘇州、廣州等城市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深圳出臺這樣一些有較大力度的政策，且對產業的覆蓋很全面，以鼓勵基礎研究、創新藥研發，鼓勵CRO、CDMO各種平臺建設；一方面可助力深圳本土生物醫藥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可能吸引周邊一些中小企業向深圳聚集，也有可能吸引海歸來深圳創業。

“先養雞還是先養蛋”？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人對於是否應該建設產業服務平臺持不一樣的觀點。有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產業平臺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當地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但深圳是否能將其作用發揮到極致還值得商量。

上述人士認爲，最重要的還是要把“源頭”做好；因爲產業平臺最終要服務於醫藥研發公司，如果醫藥研發不發達，沒有足夠的客戶，維持產業平臺營運會非常困難。“其實深圳已經講了很多年要建平臺，但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沒有應用。”

實際上，在產業發展過程中，CRO、CDMO公司和醫藥公司是相輔相成的。因爲如果沒有CRO、CDMO公司的服務，生物醫藥公司會比較難；如果沒有生物醫藥公司，CRO、CDMO公司其實也會很艱難。

馬健也指出，目前深圳的醫藥產業服務平臺獨立造血能力還相對較差，一是平臺佈局本身有明顯的長短板，服務不夠全面，二是深圳屬地的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歷史相對較短，集羣小，公司較少，醫藥創新生態仍在建設中，尚未建立起優秀產業集羣相互促進、推動服務平臺發展的產業集羣優勢。

對此，王廷春也指出，其實服務平臺的最終目的是服務企業，如果建了平臺，但沒有企業可以服務，加上較高的人力成本，平臺可能就會閒置虧損。正因如此，上述政策提出可對某些建立公共服務平臺的相關企業給予一定補貼，減少企業資金投入，降低虧損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博濟醫藥子公司深圳博瑞與福田區政府合作建了一個公共服務平臺。“目前業務包括小分子化合物合成和篩選，動物藥效和藥代研究，細胞基因治療產品的檢驗檢測和評價等。在運營成本中，人員工資佔比較高，但好在有政府支持。目前深圳博瑞員工約有40人，一部分是從廣州派過去，另一部分在當地招，但相對困難，且比較貴。”王廷春稱。

深圳應如何破局？

王海旭表示，深圳建設相關服務平臺最主要問題是人才稀缺，且成本很高。“其實當時我們希望引進藥明康德等平臺公司來深圳，但他們的團隊幾乎都在上海不願意來，就算要來也只是來個別人，然後在本地招人，但其認爲深圳招人困難，不太適合發展。”

爲何深圳如此缺乏生物醫藥產業人才？王海旭指出，對比來看，長三角地區有衆多高校、研究所，例如上海藥物所、上海交大、復旦、中國藥科大學、南京醫科大學等，相關高校都有相關生命科學專業，人才儲備豐富，人才市場化利率很高；此外，長三角地區已形成一定的產業規模，例如復星、恆瑞、君實均在那邊，已形成一定的集聚效應。而深圳這邊創新藥公司卻很少，且只要人員流動基本都是回長三角。

深圳艾欣達偉醫藥科技有限公司CEO段建新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CDMO企業會首先選擇北京、上海、蘇州等地的主要原因是，那裏有衆多大學研究所，培養了大批人才，可以服務於公司。公司發展的核心因素包括人、錢，物，錢和物很容易滿足，但人很難，因此深圳發展生物醫藥產業的關鍵不是如何建平臺，而是如何吸引人才。

深圳本地相關藥物研究所和高校較少，只能從上海等地吸引人才，但爲何生物醫藥相關人才不願意來深圳？段建新指出，舉例來看，某個人纔到深圳就職於A公司，也買了房定居，但如果一旦從A公司離職，其選擇機會就很少。不像長三角地區，除了A公司，其還可以去B公司、C公司、D公司等等，因此生物醫藥領域人才不太願意來深圳。

深圳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是否還有機會？段建新指出，其認爲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生物醫藥公司洗牌時機。儘管很多生物醫藥公司經過10多年的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中國的生物醫藥產業的最大瓶頸是創新性不夠。目前企業都跟在歐美成熟的靶點後去做me too，me better，但與國外藥企相比，無論是人財物，我們沒有優勢。

在此方面，其實深圳跟長三角、北京等基本上處在同樣的起跑線。“因爲大家的生物醫藥原創公司都不多，各地都在爭有原創能力的公司。只有原創能力才能使產品與國內外其他公司形成差異，只有能夠治別人不能治的病，或者比別人的產品效果更好，才能夠打入歐美、日韓等這些有豐厚利潤回報的市場。”段建新稱。

段建新進一步指出，生物醫藥產業本身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集採帶動降價，因此企業盈利空間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其認爲有出海能力的企業就會脫穎而出，因爲國外創新藥利潤率很高。

“目前來講，深圳應該重點培植一批有原創能力的團隊，這樣才能做出和別人不一樣的產品。”段建新稱。

深圳應如何破局？馬健建議，第一，應進一步放寬人才引進的地域限制，抓住近年來海外人才迴流的機遇，引入高精尖人才，提高企業招聘與團隊落地的靈活性。

第二，就服務平臺發展而言，可以考慮着重引入一批掌握行業先進技術並具有代表性的生物醫藥企業，然後依據他們的發展週期，逐步打造全方位的產業服務平臺給予支持。

第三，應重點支持關鍵領域的標杆型企業，如癌症、自免疫新藥開發等，以拳頭企業帶動細分領域的整體發展。

第四，應利用深圳生物醫藥發展的專項政策，打造具有競爭力的融資、技術合作、科研與營商環境，吸引更多優秀的團隊在這裏落地，以“深圳速度”實現科研成果轉化與管線發展的里程碑。

馬健表示，隨着相關支持政策的出臺，以及國家藥械審批機構等優勢資源在深圳落地，深圳有機會走更加差異化的醫藥產業發展路線，通過結合深圳在互聯網、人工智能、機器人、智能製造等領域的先進技術優勢，引入香港國際化的藥物研究資源與人才，讓更加智能化、自動化的藥物研發技術平臺驅動源頭創新在這裏獲得快速的產業轉化，從而孵化和支持以新技術立足的新一代生物醫藥公司在深圳聚集並獲得長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