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十數據

8月10日,據美國勞工部發布數據,美國7月CPI指數同比上升8.5%,環比保持不變。而6月美國CPI指數同比增長9.1%,這或許意味着美國的歷史性通脹略有降溫,但是依舊保持高位。

而剔除能源和食品價格的核心CPI指數,7月同比上升5.9%,環比上升0.3%,環比上升幅度較6月小幅回落0.2%。

儘管7月通脹數據稍稍好轉,但是美聯儲並未停止加息的步伐。昨日,芝加哥聯儲總裁CharlesEvans表示,美聯儲可能需要將政策利率進一步上調。此前美聯儲的加息目標是在今年年底達到2.25%—2.5%,而CharlesEvans認爲利率需要達到3.25%—3.5%,並且在明年年底達到3.75%—4%。

此前,美聯儲已經連續兩次將利率上調75個基點,自3月以來,已累計加息225個基點。市場預計美聯儲依舊會繼續加息步伐,但是預計會放緩。

不過,對於此次歷史性高通脹來說,美聯儲加息只不過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抑制通脹還需找準病竈、對症下藥。

從表面上看,此次通脹是供應鏈緊張、高成本推動和需求反彈等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具體而言,首先,新冠疫情和俄烏衝突的衝擊使製造業零件短缺、產量下降、訂單減少、延遲交貨,影響商品的供給和需求;其次,世界物流體系尚未從2020年的新冠疫情衝擊中緩和過來,這使全球物流效率低下,運輸服務價格高企;第三,西方國家的能源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青黃不接”,使能源供給供需缺口擴大;最後,各國政府在疫情緩和後大量“放水”,刺激經濟,使社會需求迅速反彈,自2021年3月後,全球進口貿易指數超過出口貿易指數,意味着需求端強勢復甦。

但是,目前世界上所有國家均面臨這三大問題,而唯獨西方國家的通脹卻持續“高燒不退”,其背後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實際上,需求反彈並不必然導致通脹,如果政府實施良好的供給管理政策,反彈的需求對價格的影響會被對沖。

但是,自上世紀30年底大蕭條以後至今,西方國家經濟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依舊是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認爲,總需求的不足導致總產出的不足,因此,如果要提高產出水平,就應該刺激消費和投資。

儘管上世紀70年代的“滯脹”使凱恩斯主義受到挑戰,但是依舊佔據主流地位。每當經濟面臨衰退風險,政府就選擇強力刺激需求。但是,新冠疫情爆發後,經濟的供給端受到嚴重衝擊,而西方國家並不是調控供給和生產,合理調配資源,讓價格上漲快的領域獲得更多的生產投入,而是繼續大力刺激社會需求,使本就失衡的供需關係更加畸形,這無異於抱薪救火。

另外,一有問題就“大放水”的固定模式,使西方國家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的消費佔據了GDP很大的比重。這使政府爲了防止“消費塌陷”從而影響選舉,而不得不持續刺激需求。

但是長期的刺激,擴大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債務規模,政府的債務壓力與日俱增。因此,若是央行激進加息,則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還債的壓力必然陡增,從而衝擊資產價格,影響就業和經濟復甦。

另外,西方各國央行非但沒有堅定其“儘可能獨立於當局之外”的地位,反而積極配合當局的刺激政策,大量購買國債,讓大量的流動性通過政府進入居民消費領域,從而成爲通脹的隱患。

而近來甚囂塵上的“逆全球化”的貿易和國際關係政策取向,對本就“傷痕累累”的供應鏈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據彼得森研究所的測算,如果美國整體關稅下調2%,那麼通脹有望隨之下降1.3%。

因此,對於此次40年未有的高通脹,央行能發揮的作用非常有限,無法擔負起“治理主角”的職能。事實上,“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西方各國政府依舊不重視供給端的平衡,一味刺激需求端,並且繼續阻礙世界市場秩序的恢復,那麼通脹將難以緩解。而央行的激進加息,只會將經濟拖入衰退的深淵中。

文| 魏來 題 | 黃梓昕 審 | 李澤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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