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那個夏天，總共有八位未來的開國元帥，直接或間接參加了南昌起義，各類文獻在描述起義軍官團名單時，經常會把“朱德、賀龍、劉伯承”三位老帥的名字排在前頭，而葉、林、聶、陳、徐等五位則要排在其後。其中唯一的原因：是前三位的職務軍銜最高！

先說一下另外五位元帥當時的情況：第二方面軍第四軍中將參謀長葉劍英、第二方面軍總部上尉參謀徐向前、第四軍第25師73團三營七連中尉連長101、第二方面軍總部教導團特務連准尉文書陳毅。

聶帥當時已脫離國民革命軍系統，在我黨中央的軍事部工作，被任命爲南昌起義的前敵委員會軍委書記，所以除了葉帥當時是將官身份外，另外四位還都只是尉官或者沒有軍銜。

而前面三位都已經是“陸軍中將加上將”軍銜，也就是準上將的概念，袖口是可以綴上三顆星的（當時還沒有領章和肩章）。

這三位分別是：第五方面軍第三軍軍官教導團團長兼南昌公安局長朱德、第二方面軍暫編第二十軍軍軍長賀龍、前敵委員會參謀團參謀長劉伯承。

此間我們沒有列入第二方面軍第十一軍副軍長兼24師師長葉挺將軍，畢竟英年早逝，未能參加1955年的大授銜，讀者們或許不太理解的是：

賀老總確實是貨真價實的軍長，軍銜自然不低，可是朱老總和劉帥當時的職務並不高，爲什麼軍銜也是“中將加上將”呢？

一、“加上將銜”起源於北洋時期

有一件事讀者要弄清楚，在1912年辛亥革命取得勝利建立民國之後，到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之前，民國的中央政府只有一個，那就是位於北京的“北洋政府”，國內所有軍隊也都執行着北洋的軍制和軍銜。

換句話說，軍閥歸軍閥，割據歸割據，但還沒有哪方勢力敢公開否認中央政府。包括孫中山先生自1917年以後，聯合西南實力派在廣州另立的“護國軍政府”，打出的旗號也是“護法”而已，即護衛《民國臨時約法》。

在此期間，儘管南北之間戰爭不斷，軍閥之間混戰不斷，但是軍隊的“模樣”卻是基本相同的，無論粵軍川軍滇軍湘軍，那都得算是民國的軍隊，帽徽也都是一樣的。

而北洋政府的軍銜體系傳承自清末，是清廷學習西方軍制的產物，體系內軍官分爲三等九級、軍士分三級、士兵分三級，其中的將官三級分別是上將、中將、少將。

在實際操作中，北洋軍制還實行了“加銜”制度，即當軍官晉升到某一較高的職務時，因其資歷和停年（某一軍階需服役的最低年限）尚未達到條件，或是爲了控制某一軍銜的總體數量，而授予的臨時性軍階。

這一制度的實施，既控制了高級軍銜尤其是將軍銜的人數比例，同時也保證了停年制度的有效執行，又解決了軍銜和職務不匹配所造成的指揮不便。

注意北洋軍制中，是所有的將校軍銜都可以臨時加銜的，比如陸軍少校可以加中校銜，陸軍少將亦可加中將銜，那麼自然，也會出現“陸軍中將加上將銜”，比如滇軍名將蔡鍔，就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中將加上將銜的意思，就是因爲受上將名額所限，一些軍隊職務得到晉升、或者需要進行獎賞的中將軍官，暫時先授予“加上將銜”，以後在合適的時機再正式晉升上將。

北洋政府的加上將銜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該員本非軍人，但因署理應該是上將級別的軍事職務，遂加以上將銜便於工作，民初各省非軍人都督加上將銜即屬於此類，當他們離任軍職後，“加陸軍上將銜”自動撤消。

另一種是該員本爲陸軍中將銜，在此原官基礎上加以上將銜，我們習慣上認爲的大多數的加上將銜，都屬於此類。主要是因爲上將羣體數量總得控制一下，熊貓多了不值錢，先“加陸軍上將”銜意思意思。

不過加上將銜的獲得者，只是佩帶相應的軍銜符號，其他待遇仍按中將執行，其軍級仍應視爲中將銜，但是這一加銜制度在軍閥混戰的年代，明顯被濫用了。

北洋政府明令加上將銜者竟達198次，共有191人獲得加上將銜（其中7人被兩次加銜），如此龐大的數字，證明北洋軍隊的“加上將銜”過於氾濫了，造成上將、加上將銜的羣體非常龐大。

這一時期，朱德、賀龍和劉伯承還只是滇軍、川軍的中級軍官。其中晉升較快的賀龍，1923年纔是混成旅的少將旅長，直到1926年才晉升第9師中將師長，還沒有輪到“加上將銜”的機會。

二、國民革命軍的初期軍銜

所以應當瞭然，孫中山領導“護法戰爭”期間所指揮的軍隊，也是“民國軍隊”的一部分，爲了區分，歷史文獻中分稱爲“南軍”和“北軍”，除了政治立場不同，其軍制軍銜並沒有什麼不同。

比如那位黃埔校長曾任粵軍第二支隊的“上校司令”，後來再任粵軍少將參謀處長、中將參謀長等等，其軍裝和軍銜跟“北軍”基本相同。因爲在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之前，還沒有什麼“國民革命軍”的番號。

即便是1925年至1935年的十年間，國民革命軍基本也沿續了北洋時期的軍銜體系，而沒有設立自己單獨的軍銜體系，將官仍設上將、中將、少將三級，也照搬了“加上將銜”的特殊辦法。

到1931年4月13日，國民政府雖然頒佈《陸軍軍官佐及士兵等級表》，但還是沿用了北洋政府的軍階體制，軍官、軍士、兵的軍銜設置完全相同，僅僅是個別軍銜稱謂略有改動。

尤其是北伐軍節節勝利的時期，大批原北洋軍系統的部隊倒戈加入，在招降納叛的過程中，國民政府和北伐軍司令部大肆封官晉銜，只要願意易幟，原來的少將就可以給中將、中將就可以給“加上將銜”。

到北伐軍實力迅速膨脹的階段，高級軍官的軍銜大致標準是：老牌軍長掛上將軍銜（指的是最初的八個軍，以及隨後加入的幾個軍）、新晉軍長（擴編和收編的軍）多掛“中將加上將銜”、師長則基本爲中將銜。

朱德從歐洲留學回國後，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0月15日實任，隨即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因爲是軍級黨代表，自然跟軍長級別對等，第二十軍也是新編軍。

劉伯承則於1926年12月31日，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爲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十五軍軍長，同時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這也是中共黨員在國民革命軍中被任命的第一個軍長職務，不過該軍番號很快被撤銷。

賀龍所轄的獨立第15師能征善戰，擴編已成定局，1927年6月15日被武漢國民政府任命爲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二十軍軍長，同時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寧漢對立期間奉命“東征討蔣”。

也就是說，在南昌起義之前，朱德、劉伯承、賀龍都達到了當時的“正軍級”標準，並且都屬於新編軍的軍長，因此都獲得了“陸軍中將加上將銜”。

而葉帥當時是新編第2師師長、第四軍參謀長，只夠掛中將銜。葉挺將軍是副軍長兼師長，也沒有達到“正軍級”的標準，也只夠掛中將銜。

特別說明一下啊，這裏所說的正軍級、正師級，跟建國以後解放軍的“軍隊級別”肯定不一樣的，只是爲了讓大家容易理解，打個比方而已。

因此這一時期的軍銜跟職務是密切關聯的，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理解爲“職務軍銜”，比如肖勁光從蘇聯回國後即被任命爲師黨代表，立刻就給了中將軍銜，年僅22歲，因爲也達到了正師級標準。

三、銓敘軍銜的出現

職務軍銜的特點，是一旦軍官的職務被撤，則原來的職務軍銜也就不存在了。南昌起義爆發後，敵人當然視起義部隊爲“叛軍”，所以1927年8月2日，賀龍的暫編第二十軍軍番號即被明令撤銷。

軍長職務不存在了，賀龍的陸軍中將加上將銜自然也就被取消了，起義部隊的其他領導人賀龍和劉伯承，同樣也要被國民政府撤銷職務並褫奪軍銜。

當然了，這些老帥們既然已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哪還在乎什麼編制在不在、軍銜有沒有，不過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官名冊裏面，自然沒有了三位老帥的名字和中將加上將的軍銜檔案。

到1935年，有鑑於國民革命軍的上將羣體數量過大，以及各山頭隨意亂授軍銜的情況，基本上已經打服各派軍閥的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謀求軍令和軍制的統一，遂又搞出來“銓敘軍銜”。

同時成立的軍事委員會“銓敘廳”，其實就是對亂七八糟的原來軍銜來了一次大清理，頒佈了新的標準軍銜體系和敘任辦法，無論將官之前獲授過哪一級軍銜，通通不承認了，推倒了重新來過。

在銓敘軍銜體系中，將官軍銜被重新分爲特級上將、一級上將、二級上將、中將、少將共五個銜級，比較接近於當時德國軍銜的等級設置。並且規定了上將員額的數量限制，從而讓三個級別的“上將銜”含金量能夠高一些。

這麼一搞，就只能把原來的一些上將“敘任”爲陸軍中將了，其中有不少還是嫡系將領，這幫人由於受到寵信，職務卻升得很快，比如被敘任爲陸軍中將的陳誠，此時已任軍政部常務次長兼武漢行營副主任。

讓這幫人跟軍長一樣掛二顆星，顯然是職級不太相符，不免怨聲載道。無奈之下，國民政府於1936年追加補充規定，增設“陸軍中將加上將銜”，以滿足這部分人的需要。

因此要特別注意，北洋政府時期“加銜”適用於各個軍銜等級，而國民政府在1936年推出的加銜，僅適用於陸軍中將加上將這一特例，其他銜級則沒有加銜的規定，並且屬於銓敘軍銜的一個正式軍階。

1935年到1936年，仍然是紅軍與“白軍”激烈交戰的時期，我軍的那些老帥們，正在領兵和國民政府軍打仗，分屬兩個不同的陣營，又怎麼可能參加什麼“銓敘”？這一點必須要深刻理解。

抗日軍興，國民革命軍進行了大規模擴軍，增設了許多新的高級編制，諸如戰區、兵團、軍團、集團軍等等，自然也出現了許多新的高級職務，不少將領水漲船高升官了。

然而又來不及對所有新任官進行綜合的“銓敘”，於是爲了適應戰時需要，特別推出了“職務軍銜”，性質跟北洋時期差不多，即不管軍官的“銓敘軍銜”是什麼，只根據需要出任的職務，臨時委任相應的職務軍銜。

再後來軍事委員會乾脆規定，抗戰期間暫時停止“銓敘軍銜”的評定和晉升，以免亂套，而只以職務軍銜爲戰時的職級體系。

四、老帥們的抗戰軍銜

全面抗戰爆發後，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後第18集團軍），理論上已經屬於國民政府的正規軍，當然也要給各級軍官頒授軍銜。

之前的文章特別說明過，無論紅軍將領們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授過何種軍銜，都已經不能作數了。並且在1937年的這次軍銜授予中，也不可能按資歷、戰功、停年授予“銓敘軍銜”，只能是“職務軍銜”。

因此作爲“路軍總指揮”，八路軍總指揮朱德被委任爲“上將總指揮”的職務軍銜，要知道，路軍總指揮的級別很高，“路軍”編制本來可以下設“軍”、軍再轄師的，只是八路軍情況較爲特殊。至於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東路軍總指揮的職務，是稍後任命的。

而八路軍第120師師長賀龍、120師師長劉伯承，只能委爲“中將師長”，這與他們早年曾經獲授的中將加上將銜關係不大，主要體現在他們的時任職務上，正規軍的師長當時大多爲中將銜。

如果按照早年的資歷，賀龍和劉伯承都應該至少獲授“中將加上將銜”對不對？（從職務來看，授二級上將肯定偏高了），但問題是，“陸軍中將加上將”這一軍銜跟之前不同，它已經是銓敘軍銜體系中的一級。

結論很清晰了吧？朱德、賀龍和劉伯承三位老帥，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均獲授了“中將加上將銜”，但是在抗戰時期，只能分別獲得上將和中將的職務軍銜。

其他參加南昌起義的幾位元帥，也根據相應的職務委任了職務軍銜：第八路軍中將參謀長葉劍英、第115師中將師長101、第115師少將副師長聶榮臻、第129師少將副師長徐向前等等。

而新四軍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獲委的是少將軍銜，因爲新四軍初建時未設師級建制，“支隊”大致相當於旅級，所以支隊司令基本等同於“少將旅長”。

換言之，除葉帥的職務與1927年相近，仍然掛中將職務軍銜外，其他四位元帥的職務軍銜都跟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了，他們都已經是軍隊的高級幹部，而不再是基層軍官。

再比如葉挺將軍，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後，不僅脫離了國民革命軍系統，還因故遠走歐洲，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前纔回國，當然不可能參與什麼“銓敘”。因此在新四軍組建後，被直接任命爲中將軍長。

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說明，抗戰期間老帥們的軍銜，與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沒有任何的傳承性，完全是依據現任職務來委任的，特別用“委任”而非“敘任”，就是爲了區別銓敘軍銜和職務軍銜兩套體系。

至於八路軍的其他將領，大體也遵循中將師長、少將旅長、上校團長等標準，分別委爲相應的職務軍銜，比如少將旅長陳賡、少將旅長陳伯鈞等等，與1927年之前可能的軍銜不發生任何關係。

結語：

抗戰期間，無論被國民政府委任了何種軍銜，我們這些老帥們根本是不屑一顧的，因爲委任方畢竟是另外一個陣營，除了負責統戰工作的開國將帥們，在重慶等地會佩掛職務軍銜外（比如周公、葉帥、克農將軍等），前線將領根本不掛軍銜。

關於職務軍銜的歷史記錄，我們可以發現，朱德配戴上將職務軍銜、彭德懷佩掛中將職務軍銜、葉挺佩戴中將職務軍銜的照片，至今還珍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裏面。

1939年5月，八路軍曾經考慮建立自己的軍銜體系，總部爲此頒佈了“八路軍編制表”，明確規定了各級職務的基準軍銜，分爲六等十六級。但由於各種條件的限制，這次軍銜未能完成評定便終止了。

直至1955年，朱德、劉伯承、賀龍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在十大元帥中分別排名第一、第四和第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