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洋水师，如今的国人对其可谓感慨良多。作为近代中国在屈辱不堪中努力探索、力争实现自强的产物，它曾一度雄踞亚洲、傲视东方，却在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令人扼腕。
而说到北洋水师的覆没，一般人们都认为这是水师奉了李鸿章的严令“避战保船”，以至于坐困威海卫军港被日军“瓮中捉鳖”。于是乎一直以来，水师覆没、甲午战败的历史责任便被一股脑地扣在李鸿章身上，成为他误国误民的有力罪证。在绝大多数有关甲午战争乃至中国近代史的书籍、文章和影视作品中，这一观点被反复提及，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那么，史实真的如此吗？北洋水师坐困港内，是在李鸿章高压之下的无奈之举吗？
上图_ 北洋水师的主力航艇
李鸿章“避战保船”之说是怎么来的
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白李鸿章严令北洋水师“避战保船”的指示是源出何处。
遍翻现有史料，不难发现，所有关于李鸿章令北洋水师“避战保船”的说法，其出处只有一个，那就是晚清文人姚锡光所著的《东方兵事纪略》，其中有载李鸿章曾致电北洋水师提督（舰队司令）丁汝昌：“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使得丁汝昌再也不敢谋划任何出海作战之举。
上图_ 《东方兵事纪略》（清） 姚锡光 撰
关于这一说法靠不靠谱，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姚锡光其人。姚锡光早年曾受李鸿章举荐，出任过驻日领事，后又入李鸿章幕府供职。但他对李鸿章“和戎”及“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颇为不满，主张对日、对西方采取强硬态度，为李鸿章所拒。后来，他转入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幕府供职，并在甲午战争后写作了《东方兵事纪略》一书。作为一个竭力反对洋务的保守派官员，李秉衡对李鸿章的态度可想而知。
实际上最后北洋水师的覆没，李秉衡见死不救要负很大责任。常年在这样一位长官手下办事，姚锡光对李鸿章和北洋水师的看法也就不难得知。加上姚本就反对李鸿章之策，因此甲午战争史著名研究者、中国近代海军史专家许华先生便认为，《东方兵事纪略》这部出自姚锡光之手的私家著作，其对研究甲午战争、尤其是研究战争中李鸿章指挥部署方面的可参考价值是比较低的。
上图_ 李秉衡（1830—1900），字鉴堂，清朝大臣
而且我们知道，史学研究向来有“孤证不立”之说。除去《东方兵事纪略》，无论是在《清史稿》，还是《李文忠公全集》，还是《清实录》等官方正史中，均不见李鸿章发给丁汝昌“避战保船”的严令。而在由后世历史、战史学者编纂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李鸿章全集电稿》中，对姚锡光之说均不予采纳收入，也足见《东方兵事纪略》的说法并不靠谱，其系杜撰的可能性极大。
综上所述，李鸿章“避战保船”的主张，或许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北洋水师坐困港内是受了他的严令呢？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的战争指导究竟怎样
既然“避战保船”不可信，那么李鸿章对北洋水师在退至威海卫港后的战争指导方针究竟是什么？
答案就是四个字：积极防御。
我们知道，海军舰队，尤其是主力舰队，是海上“野战军”，其只有出港实施机动作战，方能最大限度彰显力量、发挥作用。通过分析现有史料，我们不难发现，李鸿章虽非海军科班出身，但作为当时中国最具洋务眼光的士大夫，他对海军理念及海战原则可是一点儿也不外行（下文引用李鸿章所发电报，均摘自《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3卷，后不再赘述）。
早在黄海大战结束后，李鸿章即电丁汝昌，命其“各舰损伤处，赶紧入坞修理……即不能制敌，亦可在口外近边巡弋，使彼知我非束手待毙”“早日出海巡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驶”“我海军出巡威（海）、（大连）湾、旅（顺）一带，彼或稍有避忌”。可见，李中堂对于舰队必须驰骋于海上方能展示威力已有见解，且不止一次强调要水师“出海巡弋”，绝不可“束手待毙”，可惜都被丁汝昌置若罔闻。水师转移至威海卫后，李鸿章预感日军必将登陆山东半岛，以消灭水师为作战中心，故再发急电，指示丁汝昌“寇在门庭，汝岂能避处威海，坐视溃裂！”
上图_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丁先达，字禹亭，号次章
但是，即便李鸿章再三严令，丁汝昌及北洋水师却无出海作战之行动，以至于日军从容在荣成登陆，其庞大运输船队未遭丝毫截击，安然将整个第二军（山东攻略军）5万余人、3800匹战马及全部武器装备、军需物资运抵上岸。不久，日军开始进犯威海卫南帮炮台，心系水师的李鸿章不得不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让丁汝昌赶紧率舰出海：“事机危急，断无束手受攻之理……汝等稍有天良，当争一口气，舍一条命，于死中求生，荣莫大焉！”
可见，李鸿章对北洋水师的部署和行动谋划，最重要的出发点便是要舰队伺机出动寻觅战机，纵不能制敌获胜，但大舰在洋巡弋必可使敌有所收敛，不至全失制海权。倘若在港内畏缩不前，必然“坐视溃裂”。但可惜的是，接受了命令的丁汝昌毫无反应，直至船尽人没，也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动以响应李中堂的号召。
上图_ 北洋海军
为什么水师要坐困港内任人宰割
李鸿章身为淮系集团及北洋领袖，又是淮军主帅，更是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的顶头上司。可以说，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对丁汝昌及北洋水师的作战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甚至于清廷也不得不依靠李鸿章来提调北洋水师。那么既然作为最高指挥和直接上司的李鸿章都严令水师要积极防御，决不能坐困港内，可为何舰队司令丁汝昌却选择无视军令，以至于让整个水师坐以待毙呢？
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弄清丁汝昌在这前后的心路历程究竟如何，以至于他何以一意孤行，将整个舰队带上了坐困孤港、全军覆没的不归路（下文引用丁汝昌相关言论均摘自《丁汝昌集》下卷，后不再赘述）。
上图_ 马格禄，原北洋舰队总教习
对于舰队守港不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丁汝昌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战前，他便与水师英籍总教官马格禄筹划：“如彼大队（舰只）来，则我军舰艇均令起锚出港……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确定在敌军攻港时，以舰队主动出击，在海岸炮台的支援下击退敌舰。
可见，其主张与李鸿章积极防御之策大抵相同，就是绝不可坐困港内任人宰割。但不想丰岛海战，水师初遭挫折，朝中言官便群起而攻之，使得朝廷明发上谕将其革职。多亏老李多方求免在暂撤处分。也就是说，仗刚刚开打，丁汝昌就遭百般刁难，给予其巨大精神创伤不说，也使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上图_ 日清战争黄海大战击沉大清兵舰图
黄海大战后，清廷对北洋水师未能克敌而再遭损创甚为巨怒，任凭李中堂如何哀求，仍给予丁汝昌“摘取顶戴，戴罪图功，以观后效”的惩罚。如果不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接替者，丁汝昌的舰队司令之职恐怕不保。没过多久，因前线战事不利，清廷对陆海军各主要将领大加惩处，丁汝昌再遭打击，“著即革职，暂留本任”，彻底被撸掉了舰队司令的职务。也就是说，后来的威海卫之战中，丁汝昌其实一直是在以“前舰队司令”的名义在签发命令！
连番的苛责与重压，令丁汝昌的精神几近崩溃。他明白，一旦朝廷选定了自己的接替者，那么他等待他的恐怕只有开刀问斩。如此一来，身心备受煎熬的他根本无法自如地按照战前谋划来指挥战事，更别说领会乃至贯彻李鸿章的命令了。这种情况下，就算强打起精神率舰队出港，胜算又有几何？
上图_ 1895年，威海卫战役
为不累及家属，丁汝昌决定杀身成仁。自尽前，他给北洋舰队护港陆军指挥官戴宗骞写下一封绝笔信：“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又多莫测……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无暇过计也。”
这封信真实地流露出丁汝昌当时悲观失望的心态，在进退维谷、无以解罪的情况下，丁汝昌不顾严令，固执地选择了一条“战至船没人尽”的绝路，为自己做了解脱。然而，仍有相当战力的北洋水师（尤其是作为绝对主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巨舰仍健在的情况下）却在他的直接影响下，被当作死炮台在港内作了有限的抵抗后，最终灰飞烟灭。
作者：林森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
［1］姚锡光著 《东方兵事纪略》
［2］顾廷龙等主编 《李鸿章全集电稿》
［3］陈悦著 《中日甲午黄海大战》
［4］许华著 《再见甲午—蓝色视角下的中日战争》
［5］孙建军等整理 《丁汝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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