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北洋水師，如今的國人對其可謂感慨良多。作爲近代中國在屈辱不堪中努力探索、力爭實現自強的產物，它曾一度雄踞亞洲、傲視東方，卻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令人扼腕。
而說到北洋水師的覆沒，一般人們都認爲這是水師奉了李鴻章的嚴令“避戰保船”，以至於坐困威海衛軍港被日軍“甕中捉鱉”。於是乎一直以來，水師覆沒、甲午戰敗的歷史責任便被一股腦地扣在李鴻章身上，成爲他誤國誤民的有力罪證。在絕大多數有關甲午戰爭乃至中國近代史的書籍、文章和影視作品中，這一觀點被反覆提及，幾乎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那麼，史實真的如此嗎？北洋水師坐困港內，是在李鴻章高壓之下的無奈之舉嗎？
上圖_ 北洋水師的主力航艇
李鴻章“避戰保船”之說是怎麼來的
要想弄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首先明白李鴻章嚴令北洋水師“避戰保船”的指示是源出何處。
遍翻現有史料，不難發現，所有關於李鴻章令北洋水師“避戰保船”的說法，其出處只有一個，那就是晚清文人姚錫光所著的《東方兵事紀略》，其中有載李鴻章曾致電北洋水師提督（艦隊司令）丁汝昌：“汝善在威海守汝數只船勿失，餘非汝事也！”使得丁汝昌再也不敢謀劃任何出海作戰之舉。
上圖_ 《東方兵事紀略》（清） 姚錫光 撰
關於這一說法靠不靠譜，我們需要分析一下姚錫光其人。姚錫光早年曾受李鴻章舉薦，出任過駐日領事，後又入李鴻章幕府供職。但他對李鴻章“和戎”及“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頗爲不滿，主張對日、對西方採取強硬態度，爲李鴻章所拒。後來，他轉入時任山東巡撫李秉衡幕府供職，並在甲午戰爭後寫作了《東方兵事紀略》一書。作爲一個竭力反對洋務的保守派官員，李秉衡對李鴻章的態度可想而知。
實際上最後北洋水師的覆沒，李秉衡見死不救要負很大責任。常年在這樣一位長官手下辦事，姚錫光對李鴻章和北洋水師的看法也就不難得知。加上姚本就反對李鴻章之策，因此甲午戰爭史著名研究者、中國近代海軍史專家許華先生便認爲，《東方兵事紀略》這部出自姚錫光之手的私家著作，其對研究甲午戰爭、尤其是研究戰爭中李鴻章指揮部署方面的可參考價值是比較低的。
上圖_ 李秉衡（1830—1900），字鑑堂，清朝大臣
而且我們知道，史學研究向來有“孤證不立”之說。除去《東方兵事紀略》，無論是在《清史稿》，還是《李文忠公全集》，還是《清實錄》等官方正史中，均不見李鴻章發給丁汝昌“避戰保船”的嚴令。而在由後世歷史、戰史學者編纂的《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李鴻章全集電稿》中，對姚錫光之說均不予採納收入，也足見《東方兵事紀略》的說法並不靠譜，其系杜撰的可能性極大。
綜上所述，李鴻章“避戰保船”的主張，或許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既然如此，又怎麼能說北洋水師坐困港內是受了他的嚴令呢？
上圖_ 李鴻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李鴻章對北洋水師的戰爭指導究竟怎樣
既然“避戰保船”不可信，那麼李鴻章對北洋水師在退至威海衛港後的戰爭指導方針究竟是什麼？
答案就是四個字：積極防禦。
我們知道，海軍艦隊，尤其是主力艦隊，是海上“野戰軍”，其只有出港實施機動作戰，方能最大限度彰顯力量、發揮作用。通過分析現有史料，我們不難發現，李鴻章雖非海軍科班出身，但作爲當時中國最具洋務眼光的士大夫，他對海軍理念及海戰原則可是一點兒也不外行（下文引用李鴻章所發電報，均摘自《李鴻章全集電稿》第2、3卷，後不再贅述）。
早在黃海大戰結束後，李鴻章即電丁汝昌，命其“各艦損傷處，趕緊入塢修理……即不能制敵，亦可在口外近邊巡弋，使彼知我非束手待斃”“早日出海巡弋，使彼知我船尚能行駛”“我海軍出巡威（海）、（大連）灣、旅（順）一帶，彼或稍有避忌”。可見，李中堂對於艦隊必須馳騁於海上方能展示威力已有見解，且不止一次強調要水師“出海巡弋”，絕不可“束手待斃”，可惜都被丁汝昌置若罔聞。水師轉移至威海衛後，李鴻章預感日軍必將登陸山東半島，以消滅水師爲作戰中心，故再發急電，指示丁汝昌“寇在門庭，汝豈能避處威海，坐視潰裂！”
上圖_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丁先達，字禹亭，號次章
但是，即便李鴻章再三嚴令，丁汝昌及北洋水師卻無出海作戰之行動，以至於日軍從容在榮成登陸，其龐大運輸船隊未遭絲毫截擊，安然將整個第二軍（山東攻略軍）5萬餘人、3800匹戰馬及全部武器裝備、軍需物資運抵上岸。不久，日軍開始進犯威海衛南幫炮臺，心繫水師的李鴻章不得不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讓丁汝昌趕緊率艦出海：“事機危急，斷無束手受攻之理……汝等稍有天良，當爭一口氣，舍一條命，於死中求生，榮莫大焉！”
可見，李鴻章對北洋水師的部署和行動謀劃，最重要的出發點便是要艦隊伺機出動尋覓戰機，縱不能制敵獲勝，但大艦在洋巡弋必可使敵有所收斂，不至全失制海權。倘若在港內畏縮不前，必然“坐視潰裂”。但可惜的是，接受了命令的丁汝昌毫無反應，直至船盡人沒，也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行動以響應李中堂的號召。
上圖_ 北洋海軍
爲什麼水師要坐困港內任人宰割
李鴻章身爲淮系集團及北洋領袖，又是淮軍主帥，更是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的頂頭上司。可以說，除了他，沒有人能夠對丁汝昌及北洋水師的作戰行動產生決定性影響，甚至於清廷也不得不依靠李鴻章來提調北洋水師。那麼既然作爲最高指揮和直接上司的李鴻章都嚴令水師要積極防禦，決不能坐困港內，可爲何艦隊司令丁汝昌卻選擇無視軍令，以至於讓整個水師坐以待斃呢？
要想解答這個問題，就不能不弄清丁汝昌在這前後的心路歷程究竟如何，以至於他何以一意孤行，將整個艦隊帶上了坐困孤港、全軍覆沒的不歸路（下文引用丁汝昌相關言論均摘自《丁汝昌集》下卷，後不再贅述）。
上圖_ 馬格祿，原北洋艦隊總教習
對於艦隊守港不出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丁汝昌有着清醒的認識。早在戰前，他便與水師英籍總教官馬格祿籌劃：“如彼大隊（艦隻）來，則我軍艦艇均令起錨出港……與炮臺合力抵禦，相機雕剿。”確定在敵軍攻港時，以艦隊主動出擊，在海岸炮臺的支援下擊退敵艦。
可見，其主張與李鴻章積極防禦之策大抵相同，就是絕不可坐困港內任人宰割。但不想豐島海戰，水師初遭挫折，朝中言官便羣起而攻之，使得朝廷明發上諭將其革職。多虧老李多方求免在暫撤處分。也就是說，仗剛剛開打，丁汝昌就遭百般刁難，給予其巨大精神創傷不說，也使其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上圖_ 日清戰爭黃海大戰擊沉大清兵艦圖
黃海大戰後，清廷對北洋水師未能克敵而再遭損創甚爲巨怒，任憑李中堂如何哀求，仍給予丁汝昌“摘取頂戴，戴罪圖功，以觀後效”的懲罰。如果不是一時半會兒找不到合適的接替者，丁汝昌的艦隊司令之職恐怕不保。沒過多久，因前線戰事不利，清廷對陸海軍各主要將領大加懲處，丁汝昌再遭打擊，“著即革職，暫留本任”，徹底被擼掉了艦隊司令的職務。也就是說，後來的威海衛之戰中，丁汝昌其實一直是在以“前艦隊司令”的名義在簽發命令！
連番的苛責與重壓，令丁汝昌的精神幾近崩潰。他明白，一旦朝廷選定了自己的接替者，那麼他等待他的恐怕只有開刀問斬。如此一來，身心備受煎熬的他根本無法自如地按照戰前謀劃來指揮戰事，更別說領會乃至貫徹李鴻章的命令了。這種情況下，就算強打起精神率艦隊出港，勝算又有幾何？
上圖_ 1895年，威海衛戰役
爲不累及家屬，丁汝昌決定殺身成仁。自盡前，他給北洋艦隊護港陸軍指揮官戴宗騫寫下一封絕筆信：“汝昌以負罪至重之身，提戰餘單疲之艦，責備叢集……自顧衰朽，豈惜此軀？……惟目前軍情有頃刻之變，言官逞論列曲直如一，身際艱危，又多莫測……利鈍成敗之機，彼時亦無暇過計也。”
這封信真實地流露出丁汝昌當時悲觀失望的心態，在進退維谷、無以解罪的情況下，丁汝昌不顧嚴令，固執地選擇了一條“戰至船沒人盡”的絕路，爲自己做了解脫。然而，仍有相當戰力的北洋水師（尤其是作爲絕對主力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鉅艦仍健在的情況下）卻在他的直接影響下，被當作死炮臺在港內作了有限的抵抗後，最終灰飛煙滅。
作者：林森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姚錫光著 《東方兵事紀略》
［2］顧廷龍等主編 《李鴻章全集電稿》
［3］陳悅著 《中日甲午黃海大戰》
［4］許華著 《再見甲午—藍色視角下的中日戰爭》
［5］孫建軍等整理 《丁汝昌集》
文字由歷史大學堂團隊創作，配圖源於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