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國際關係與戰略研究所所長帕斯卡爾·博尼法斯不久前在該所網站發表《歐洲戰略自主處於“腦死亡”狀態》一文。文章認爲，2019年法國總統馬克龍提出北約已處於“腦死亡”狀態，如今則是歐洲戰略自主“腦死亡”了。這一觀點在歐洲引發關注。

“腦死亡”的不是北約，而是歐洲戰略自主本身。這一獨特見解，一是顯示法國學者尤其是獨立學者，已開始對歐洲戰略自主這一議題加以反思；二是反映出法國民衆乃至歐盟部分民衆，也已開始對這一關乎整個歐盟未來的主張加以反思。顯然歐洲戰略自主，這一原本由高高在上的歐盟成員和歐盟的決策者層面思考及辯論的議題正因其對普通民衆的影響加深而成爲社會輿論關注的焦點。那麼，歐洲戰略自主究竟是否真的已經“腦死亡”了呢？

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歷史。戴高樂將軍堪稱法國戰略自主實踐的鼻祖之一，也是歐洲戰略自主的一面旗幟，其對二戰後至今的歐洲戰略自主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實，戴高樂的戰略自主思想和實踐有其深厚的軍事基礎、國際地位和地緣政治優勢，外加法國強有力的基於加工業的工業實力。在戰後冷戰的背景下，美國急需法國的援手，旨在抗衡以蘇聯爲首的陣營。

而如今，儘管法國依舊是核大國和“五常”之一，但柏林牆的倒塌在顯示蘇聯陣營嚴重削弱的同時，也使得美國在其全球霸權佈局中對法國的依賴度大幅下降。加上法國在後來左翼執政的時代極力推行事實上的“去工業化”政策，使得法國的加工業產值在世界佔比驟減。如此這般，今天的法國和歐洲若要效仿戴高樂將軍的做法，顯然已如刻舟求劍。

那麼，歐洲如何才能邁出戰略自主的步伐呢？筆者認爲重中之重，還是急需加速推行有效的“再工業化”政策。誠然，所謂的“戰略自主”有軍事戰略自主、政治戰略自主、經濟戰略自主和文化戰略自主等之分，但由於受限多種因素，在軍事戰略自主和政治戰略自主方面，法國和歐洲實際已無太多可提升空間。而文化戰略自主其實無論是法國還是歐盟其他成員國都已做得相當不錯，那麼剩下的只有經濟領域。

其實，法國或是歐盟的經濟戰略自主目標並非空洞無物，是深深紮根於工業戰略自主之上的。這也是爲何馬克龍在大選連任之前拋出“法國2030”計劃，連任後即將其付諸實施。馬克龍於去年10月12日公佈該計劃，儘管金額僅有300億歐元，卻將資金分配至認定的十大優先領域：能源和經濟脫碳、交通、健康、農業和食品、電子和機器人技術等所需零部件供應、戰略原材料供應、初創企業、針對戰略部門的創新培訓、文化、太空和海底。與其說“法國2030”是一個投資計劃，還不如說這是一個典型的法版“再工業化計劃”。

在法國的帶動下，歐盟也未落伍，今年5月18日歐盟推出一項金額約爲3000億歐元的投資計劃。該計劃名義上旨在未來幾年內減少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依賴，並加快向清潔能源轉型。然而究其本質，該計劃也是一個十足的歐盟新版 “再工業化計劃”。法歐這兩個計劃的區別，無非在於法國的投資計劃爲期5年，而歐盟的投資計劃爲期8年，在投資金額上歐盟是法國的10倍。二者的本質相同，都希望尋回昔日法國和歐盟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在實現工業戰略自主之後進而實現經濟戰略自主。

可見，歐洲正在積極避免戰略自主出現“腦死亡”。無論是法版還是歐版“再工業化計劃”，都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再工業化”了，而是依託新經濟下的新產業，旨在推動基於工業戰略自主，進而實現法國和歐盟的總體戰略自主目標。

至於中歐關係，博尼法斯認爲歐洲不應過分擔憂中國的威脅，要和美國區分開來。筆者認爲，歐洲對華政策不應該被美國對華政策或趨勢所替代或控制。

正如前文所述，法國和歐盟已經邁上尋回戰略自主之路，而要啓動新產業，例如數字和智慧經濟、綠色生態和氣候變化，美國固然是一個選項，但美歐之間的關係並不那麼簡單。一則在數字和智慧產業上，美歐之間儘管具有一定的互補性，但這種互補性更多表現爲美國是以四大巨頭（GAMA）爲代表的數字產業服務的供應商，而歐盟則是數字產業服務的市場或購買者。此種賣方與買方之間的關係，對保護和提升總體尚處於成長期的歐盟數字企業並不利。二則在綠色生態和氣候變化領域，拜登上臺後儘管口頭上批判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但動作上基本還是“蕭規曹隨”。因而在這方面，歐美之間實際存有深層次的分歧。

相反，中法和中歐之間則具有很大的互補性和互益性。除了傳統領域，《中歐地理標誌協定》的簽署和生效，大大提高了中法和中歐之間的品牌農村產業和農副產品的交易量。該協定尤其對如法國這樣的歐盟農業大國有利。而新經濟下的新領域如數字和智慧產業、綠色生態與氣候變化，中歐之間合作的深度和廣度都要遠超美歐之間。畢竟作爲世界上第一大新興經濟體，中國具有廣大的數字和綠色產業服務市場。

總之，歐洲政治精英已經意識到戰略自主“腦死亡”的說法帶來的警示意義，同時歐洲學者和民間對該議題的關注也越來越凸顯。從客觀上看，歐洲正努力打造實現其戰略自主目標的基礎，併爲此積蓄力量。而在這一過程中，中歐關係不應被美國對華政策所綁架，這樣才能給歐洲帶來更大的戰略自主空間。（作者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全球創新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