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閏然

不到9%的“《財富》美國500強”企業由女性執掌。

不少女性千辛萬苦,晉升到大公司的高層職位時,發現自己身處懸崖邊上。

“女CEO(首席執行官)可能是這世界上最難也最孤獨的工作之一。當你成爲CEO,而且是一個‘女CEO’時,你就會被區別看待,你就會被不同的標準束縛。”百事可樂的首位女掌門盧英德(Indra Nooyi)如是說。

CEO的領導力其實沒有性別之分,只有風格之分,但思維慣性造就了女CEO的“孤獨”。她們需要付出更多努力衝破束縛,才能獲得更多向上的機會。

穿過“玻璃天花板”

今年的《財富》美國500強榜單中,由女性執掌的公司數量達到了44家(去年41家),佔全部上榜企業的8.8%。

8.8%這個比例,比20年前高了6倍(7家企業)。2018年的榜單中,由女性擔任CEO的公司數量一度下滑至24家,但之後的四年則屢創新高,2021年還首次出現了兩位黑人女性CEO。

《財富》美國500強前100位的企業中,女性管理的有12家。藥店零售寡頭企業“西維斯健康公司”(CVS Health)的CEO凱倫·林奇(Karen Lynch),蟬聯女性在《財富》美國500強榜單上的最高排名。

《經濟學人》2021年的“玻璃天花板指數”評估結果顯示,在美國和其他富裕地區,商界女性正大步前進。荷蘭和德國在出臺強制性配額制度後,董事會中的女性代表激增。在英國,富時100指數公司董事會中的女性佔比,從十年前的12.5%提高至近40%。不過,在瑞典,這一比例自2019年以來有所下降。

另一方面,在美國,超過2/3的董事席位仍由男性佔據。在韓國,該比例超過九成。

美國很多有色人種從事的都是輔助性崗位,比如會計、營銷等,這些“工種”並不能通向CEO崗位。全球最大醫藥流通公司“沃爾格林聯合博姿集團”的黑人女掌門羅茲·布魯爾(Roz Brewer,星巴克前首席運營官)曾在訪談中講述,自己明明是以CEO的身份參加研討會,卻被與會的其他男CEO詢問是負責公司的營銷還是零售,在這種時刻她總是會非常霸氣地回應說:“我什麼都負責,因爲我是CEO。”

從行業來看,在《財富》美國500強中,女性管理的醫療公司有5家,零售公司有7家,金融服務公司有9家。財富中文網還指出,這份榜單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這些女高管執掌的公司普遍風平浪靜。

“玻璃懸崖”,臨危受命

美國很多行業都有了知名的女性CEO,但在銀行業寥寥。

女性進入銀行等金融服務公司的比例是高於男性的,但麥肯錫一份報告指出,在金融業職位越高,女性比例越低。尤其在高管性別失衡嚴重的華爾街,成爲女CEO不容易。

去年3月,54歲的花旗消費者銀行業務主管簡·弗拉澤(Jane Fraser)上任,成爲花旗銀行有史以來首位女掌門,也標誌着華爾街大型銀行首位女性CEO誕生。

簡·弗拉澤擁有在高盛、哈佛商學院的履歷。在麥肯錫從事金融服務和全球戰略工作時,她還一邊帶娃一邊當上了麥肯錫的兼職合夥人。

在嚴苛的晉升機制下,能在華爾街達到高位的女性,往往比同等級別的男性“更有資歷或經驗”。簡·弗拉澤在業內被稱爲花旗的“救火隊員”,任職期間曾多次幫助花旗走出危機,成績斐然。

女CEO總是在公司出現危機時臨危受命。這一現象有一個專有名詞,叫“玻璃懸崖”效應,它指當女性衝破“玻璃天花板”,晉升高級職位時,發現自己身處懸崖邊上。比如雅虎在舉步維艱的時刻,專門聘請了曾擔任谷歌副總裁的瑪麗莎·梅耶爾(Marissa Mayer)出任新CEO。

這時候,爲什麼會選擇女CEO?

相關研究者認爲,女性的親和力與關懷,是困難時期領導者所需具備的特徵。與此同時,這一行爲傳達出一種公司正在積極求變的信號。但從另一角度來說,被選中的女CEO接手的本來就是一個出力不討好的任務,可能會成爲“被甩鍋者”。

雅虎的爛攤子,當時並沒有因爲梅耶爾的到來而有所起色,最終以失敗告終。任職雅虎期間,她還懷有身孕。不少業內人士後來評價她“缺乏足夠的經驗來應對這一切”。

簡·弗拉澤也面臨同樣的挑戰。她接手花旗時,花旗也是內部矛盾重重。過去幾年裏,花旗屢屢不能實現盈利目標,是華爾街五家巨頭中業績最差的一家。

從最近的業績來看,花旗銀行表現不錯。2022年7月中旬,花旗集團公佈了超出預期的第二季財報。在目前已公佈財報的華爾街大型銀行中,僅有花旗的業績超出預期。簡·弗拉澤用實力證明了女性也可以在金融業成爲傑出的領袖。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8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女性董事比例較高的金融機構,一般擁有較高的資本緩衝,不良貸款的比例較低,抗壓能力也較強。此外,銀行的穩定性與銀行監管委員會中的女性比例之間,也存在類似的相關性。

弗拉澤曾公開談論自己作爲年輕女性、後來作爲母親,在這一競爭性較強行業的奮鬥經歷。她2016年在一個公開場合說,入行時所在的高盛,對女性的着裝要求非常嚴格,她們被期待像男性那樣舉止和穿戴。

簡·弗拉澤的經歷,無疑給了金融業的職業女性更多激勵。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格奧爾基耶娃感嘆:“近5年來,身居要職女子的人數增加了20%。我這一生還沒有看到過如此多的女子在經濟和金融領域身居要職。”

“她經濟”,帶來機會

女性職業生涯走得不遠,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發展到一定階段,她們因爲各種晉升限制、家庭束縛,自己放棄了夢想,或者本身夢想和願景就不大。

2002年,哈佛商學院對其1981年、1986年和1991年畢業的女大學生進行了一番調查。結果顯示,62%的學生已經結束了職業生涯,這個數字雖然在今天有所改善,但是放棄更高追求的女性,依然非常普遍。

近年來,女性消費市場催生“她經濟”也許會給職業女性帶來一些正能量。“她經濟”持續升溫帶來了相關產業蓬勃發展,女性領導者可以從中獲得更多市場機會。

最願意聘用女性CEO的其實就是消費品公司。“波士頓諮詢”的消費者洞察報告顯示,62%的中國家庭消費由女性主導。安永針對女性新興市場的研究報告指出,預計到2028年全球可自由支配支出的75%將由女性控制,更多女性將掌握消費決策權。

卡戴珊家族的小妹凱莉·詹娜創立了化妝品公司Kylie Cosmetics,使她在2020年就登上了福布斯全球最年輕的十大億萬富翁榜單。同時,她也是擁有社交媒體粉絲最多的上榜企業家。女性在消費品、教育等行業,用戶體驗更爲敏銳、深刻,她們本身也能爲企業品牌帶來更多流量。

此外,在互聯網以及科技公司,女性領導者的機會也變得更多。互聯網時代,企業開始傾向於扁平化、網絡化,比起等級制度更強調聯繫性。這樣的創新環境,令職業女性獲得了更多的上升空間。

此外,與男性相比,女性不僅僅追求經濟上的高回報,也更傾向於按照自己的價值觀來進行職業選擇。由女性領導的公司,比由男性領導的公司更有可能追求社會和經濟使命。

諮詢公司Korn Ferry的一項研究發現,大約67%的被調查者(41位來自世界1000強公司和16位來自大型私人控股公司的女CEO)表示,她們的人生和職業選擇是被一個堅定的初衷指引的。她們堅信自己所做的事情對社會、員工甚至整個世界都會產生積極的影響。約有25%的人表示,曾經創造出積極的公司文化是她們最自豪的成就。

《商業內幕》採訪凱倫·林奇時,得知在12歲時她的母親自殺了。後來,照顧她們兄弟姐妹的姨媽被診斷出患有肺癌和乳腺癌,最終死於疾病。凱倫·林奇表示:“當這些事情在人生非常早的時候發生時,我就有了那種幫助人們改變醫療保健方式的使命和熱情。”

進入美國500強的保險公司“美國教師保險和年金協會”,其黑人女性CEO塔桑達·布朗·達克特,也是在大學實習期間就找到了自己的興趣。她想讓越來越多的人受到金融素養方面的教育並實現經濟獨立,並把爲有色人種和女性提供金融知識視爲志願。

找到熱衷的事業,並保持專注,正視自己的長短處,不要自我矮化—正是美國500強裏的“大女主”給每位女性的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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