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邢初

古天樂，這個夏天不太好過。

耗時十年、投入5億的電影《明日戰記》撲街，上映15天，票房僅4億。

第二次“撲街”緊隨票房滑鐵盧之後，電影片方爲救亡圖存，進行的一系列“賣慘式”營銷。

官方宣傳企圖通過利用情懷呼喚觀衆買票進入影院，且引發跟風效應，古天樂落淚、機甲夢、拯救香港電影、古天樂手拿白紙黑字大字報等關鍵詞和短視頻滿天飛。比較致命的是粉絲摻一腳進行“道德綁架”式營銷，甚至侵佔劉德華的個人賬號，要求他爲老朋友古天樂宣傳電影。

上一次靠“賣慘”挽救票房的，還是2016年的國產文藝片《百鳥朝鳳》，導演在鏡頭前給全國觀衆下跪，當年這招起了點效果，直接導致票房突破千萬大關。

但《明日戰記》不大一樣。不僅因爲科幻片很難引發大衆對“文藝片弱勢”的類似同情，更重要的是，“古天樂”的名譽和存在感，在這部片的傳播效應裏佔比太大。

粉絲的道德綁架、片方的不當營銷，都將輿論矛頭引向了“古天樂”這個名字本身——已不僅代表他個人，也代表整個行業內與他有關的一切。

從“救救古天樂”到“古天樂塌房”，觀衆的憤怒倒是情有可原的。一方面，電影質量的確能挑出明顯短板，不管斥資幾億，該不好看還是不好看。

另一方面，在片方的一系列“反市場”宣傳下，《明日戰記》在多個城市延長上映，且兩週後票房突然起勢，連續拿下上座率日冠，貓眼預測已從最初的4億上調至8億左右。

《明日戰記》上映33天6.48億票房

不過，電影是一個複雜的工業產品，其中多方讓渡、妥協或是掣肘，很難說清楚。因此，仍有相當部分觀衆相信，這一系列宣傳未必是古天樂本人所願。

嘈雜與喧譁中，被逮着唾罵的古天樂，多少扮演了某種公衆情緒的靶。

如今看待一個人講求“論跡不論心”，但對於古天樂這個人，有些事，很難做到“一碼歸一碼”。

困  獸

前陣子在新東方直播間裏看見古天樂的時候忽然像某種次元壁被打破了，產生一種夢幻聯動般的驚愕。直播進行了好一會兒，才確認這是如假包換的古天樂真身。

至少在一代人印象裏，古天樂是個很少直接參與線下宣傳的電影人，年齡不太大，但他的生活習慣和網絡敏感度卻宛如老人，幾乎從未來過這些“現代化的”“新型的”的網絡場合。

因此，當他出現在各種奇奇怪怪的直播間裏時，當他尷尬地回應“不是眼淚是汗水”時，當他用生硬的普通話堆着笑和影迷們磕磕絆絆交流，人們看到一個略顯僵硬、迷茫，蒼老而懇切的古天樂。

像一隻驚慌的小獸，被迫出現在各式各樣新潮的網絡平臺裏，應付花樣繁多的年輕人習慣和人情世故，在一個個陌生的場所裏被安排和被解讀。

在一次宣傳訪談裏，古天樂看到紙條上寫着問題“《明日戰記》內有幾多影帝和影後”，他發問，“影后”的“後”是這個“後”嗎？工作人員解釋稱“是繁體字”，而且還是專門爲他設的繁體字。古天樂也只是笑笑，沒再辯解什麼。

“後”的確是“後”字的一種繁體寫法，但二者並非同源字體。“後”僅指方位或時間上的次序，“後”則由“象人之形”演變而來，指君主從屬的發號者，即“皇后”的“後”。

從各方面來看，古天樂都是不善於自我展示和宣傳的那種人。社交賬號裏沒有商業廣告和雜誌寫真，沒有緋聞澄清和律師函，唯一的宣傳只會針對電影，剩下的都是老幹部一樣真誠且“無聊”的個人生活感悟，比如在日記裏探究“爲何卡通人物的‘靈光一閃’要用燈膽去表示”。

內心住着一個小孩，保持觀察，保持思考，但不長袖善舞，與浮躁的流量社會格格不入。

杜琪峯說古天樂是“香港最後一位明星”，但其實他是最不像明星的明星。

不開豪車、不買豪宅、和父母同住三層居民樓、用九十年代產的滑蓋手機……就像他那張主動藏進黝黑皮膚的面容，隱匿在燈光之外，保持低調和樸素。

可能只有拍片速率顯得像個“圈內人”。入行28年，近80部電影，簡直承包了香港電影的半壁江山。即便是目前，古天樂也還有30多部片等待上映。

古天樂

不過，由於拍片的頻率實在太高，爛片概率大，近年來，他的豆瓣6分以下的電影比比皆是，最低的甚至達到2.8分，逐漸變成媒體口中的“爛片之王”。

另外，從2009年開始，古天樂的形象開始出現在各式網頁彈窗、網站視頻開頭，遊戲廣告上，甚至連續三年霸佔香港藝人吸金榜第一名。

爛片、廣告、商演，只要能賺錢，他似乎都來者不拒。

令人費解，他好像一直在賺錢，但一直在缺錢，像個無底洞。杜琪峯好意勸他愛惜羽毛，不要不顧形象什麼戲都接。

然後古天樂便給出了那句比臺詞還經典的回答：“我需要錢，更多人需要我。”

直到2014年，在爾冬升導演的公佈下，古天樂持續多年的善行終於公諸於衆：

據慈善基金網數據，截至2022年，他在內地捐獻的希望小學已經超達143所，幾乎遍佈全國。除了小學，還包括18所衛生院，750眼水窖，1座小型水利工程及高達3.5億的扶貧計劃資金。

2021年，古天樂仍在通過“恩慈基金會”捐建小學

但古天樂很反感拿這些事出來宣傳。他曾參加一期《快樂大本營》，節目中途忽然跑上來一羣山區孩子，原來是何炅自作主張請來他們，希望讓古天樂的善行被全國人民看見。這讓低調的古天樂詫異、爲難甚至是反感，真正的善行一旦作爲人爲名譽搭建的一部分，某些部分就變了性質。

“我覺得作爲一個有能力的人，應該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拍電影、掙錢是他的能力，但能力之流向，不是宏大的“拯救香港電影”或爲個人成就的藝術理想，而是爲了更大世界的資源流動，爲了將文藝繁榮賺來的錢，投入到看不起電影、讀不起書的地方。

俠  士

《神鵰俠侶》裏郭靖曾對楊過說：“行俠仗義、救人困厄固然是本分，但這只是俠之小者，江湖上所以尊稱我一聲‘郭大俠’，實因敬我爲國爲民、奮不顧身……”

江湖裏最緊要兩個字，一個“俠”，一個“士”，除了莽撞的行俠仗義之外，真正的俠士，還得有一種舍小爲大的抱負和擔當，一份古典的情懷和風骨。

《神鵰俠侶》的導演李添勝自稱，當年選中新人古天樂來演楊過，也是因爲他透露出的氣質和神韻簡直就是楊過本人：性格相對偏激，但足夠“真性情”。

古天樂在電視劇《神鵰俠侶》中飾演楊過

那就是一種“俠”的精神氣概，是一種當今娛樂圈很難再見到的東西。

在偷漏稅遍地、桃色新聞不斷、線下奢靡線上爛作氾濫的生態裏，古天樂這樣的人，別的不說，至少秉持了相當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自悟，這是當代“俠士”精神的現實基礎。

受恩於他的人不少。比如香港演員吳志雄，曾因投資失敗欠債一千多萬，古天樂不僅幫他償清了債務，還援助了50萬給吳志雄作爲日常花銷。後來吳志雄還錢給他，古天樂還不要，前者對着媒體連連稱古天樂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2020年11月，TVB金牌綠葉曾偉權去世，膝下無兒無女的他將自己的全部遺產託付給古天樂，並交代他悉數捐獻給流浪貓狗慈善事業。如非對人品的絕對信任，這等事何敢輕易交付。

曾偉權在古天樂主演的《尋秦記》中飾演信陵君

疫情三年，本就萎靡的香港電影市場遭到了不可逆的打擊和損傷，作爲香港演藝人協會會長的古天樂爲了幫藝人們脫困，發起了“香港電影工作者疫境支援計劃”，聯合10家公司投資3900萬拍攝公益電影。募捐的金額不夠，他就自掏腰包，最後爲TVB每位藝人爭取到了9000港幣的救濟金。

那句“只有太陽能黑古天樂”的民間傳聞並不空穴來風。多年來，針對古天樂的“黑料”，幾乎也只有捐建小學的命名問題、學校荒廢等問題。

一個人的善意可以是原生自發的、自然流淌的，但持之以恆的善行必須倚藉在一定物質經濟基礎之上。並不是動動手指頭轉發微博、喊兩句口號，也不是曬出來參與“慈善大比拼”的那種公關手段。

古天樂曾在綜藝《快樂大本營》中透露自己的慈善工作從來都沒有說過

十八歲那年，古天樂交友不慎，一次兄弟聚集犯事後，他主動擔起所有搶劫鬥毆的罪名，被判入獄近兩年。出獄後，還發現“兄弟”撬走了自己的女友。

被背叛、仁義信念短暫轟塌，但古天樂沒有自暴自棄，更沒有變得無情無義，反而是愈加堅定餘生要走對的路、做對的事。

如今，香港影壇昔日輝煌不再，不少老演員北上發展，一些曾經的資深影人也紛紛慨嘆大環境已死，“明哲保身”的本能，卻與古天樂似乎關係不大。

他就像個不聞窗外事的老人，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拍電影，速度則一如既往風馳電掣，精神則因堅定如山而遲緩。

古天樂參演作品176部，其中主演作品74部

當然，並不是說，因爲古天樂是個好人，就必須支持他的電影。電影是一個複雜的工業產品，內容質量不佳，創作者可以反思併力求進步，宣傳讓人反感，你也完全可以不去看。說到底，“按頭”也不能真的通過一些商業或政策手段，強行更改觀衆的行爲。

宣傳期間一度流出“偷票房”的傳言，且不論真假，從結果論來看，即便存在通過偷換爲某部電影增加銷量的現象，最終收益也是歸電影院，與片方、導演更是沒有直接關係。

8月23日，電影《明日戰記》發文，回應網友們到各類賬號下留言引發的爭議，希望大家把關注迴歸到影片本身

話說回來，一個人如果真的能通過“號召”挽救一部電影，公平性是否有受到損噬，也值得另說。

既已知道，那些按頭安利甚至涉嫌道德綁架的宣傳手段並不能讓年輕觀衆買單，對這部電影沒有興趣的那些人，罵完之後依然不會買票走進電影院。

而剩下那些願意出於“人情”走進影院的觀衆，不管是香港影壇的老人也好，被古天樂所感染或實質收益的青年人也罷，即便不是奔着電影本身而是奔着古天樂去的——那些“仗義疏財”的人情，也是他古天樂的本事。

良  心

有句話叫“爲衆抱薪者，不可使其扼於風雪”，換算成通俗一點的說法，其實就一個詞：良心。

做人得有“良心”。何謂“良心”？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個人的良心是由他的知識和全部生活方式決定的”，生活簡樸、不事炒作，是演員古天樂的生活方式。

這二字與其說是明確的、良善的意志，毋寧說更接近一種“識好歹”的本能。

“識好歹”需要抵抗烏合之衆，需要維持一種樸素的共情本能，甚至有時候這會是一種對慾望、貪婪等人性的對抗。

社會歷來對善人苛刻，對庸人寬宏，魯迅說，“勇者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抽刀向更弱者”，有的人做過一次善行，就此成爲明星大善人，有的人一輩子行善，一次屈躬，就會被打入惡人的地牢。

當年的劉翔，參加48次世界大賽，36次冠軍，6次亞軍，但大量人只記得他因退賽的那2次。

傅園慧在游泳世錦賽裏錯失決賽機會，並在後採裏表示“我真的很努力了，甚至比拿世界冠軍時還要努力，可能我真的不太適合游泳吧，對不起。”

而網友們卻將其失敗原因歸因於參加太多綜藝，“不務正業”“撈錢”等主觀臆測加諸傅園慧身上。

公衆人物理應受到更多監督，但與之對應的，是更容易被放大、被“代表”的一言一行。

類似道理，放在與個體之間的關係裏，則是“鬥米養仇，升米養恩”。

比如說，演員孫儷曾連續四年資助山區貧困生向海清，而後來在資助下進入大學的向海清，開始肆無忌憚亂花錢、逃課談戀愛，漸漸荒廢了學業。無奈之下，孫儷停止了對他的資助。不料，向海清竟倒打一耙，髮長文控訴孫儷，想讓她名譽盡毀。

孫儷

“名譽”是一件武器，也是一個耙。名貴可以以特權壓勢，但公衆也可以以名譽毀人，這類事歷來並不罕見。

尤其是自媒體數字時代，有一種建立在思維惰性上的質疑潮流橫行霸道，概括起來無非二字：炒作。

但凡有流量的、有傳播度的東西，就一定是爲了“炒作”。一個人之但凡做出了受人關注的言行舉止，就一定是在利用公衆的共情或同理心。

獨自尋找親生父母的少年劉學州是“炒作”，獨自買下毛坯房的女孩是“炒作”，遠嫁西非的女孩是“炒作”，拍片丟了相機的紀錄片導演也是炒作……當然，大多數公衆，看到這些案例的時候，第一時間並未想到這兩個字。

陳道明談包裝炒作對優秀創作者的影響

但一旦看見留言評論區有人用這兩個字來質疑，就彷彿在腦海裏植入了一張芯片，硬是沒法徹底撇開它在你腦海裏誕下的痕跡了，而後不自主地對真實性生疑。

逐漸地，所有公開表達、展示都得小心翼翼規避流量，規避傳播帶來的影響力，真誠的表達和勇氣慢慢被先入爲主的惡意淹沒，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因爲它會迫使結論先於思考，最終扼制對理性、整體性的評判和追求，讓你我漸漸變成一個苛刻和刁鑽的人。

總之，如果不能保持沉默，那就保持一點適當的冷漠。一部電影看不看的，關係不大，但對一個好人的盲目討伐，是整個社會的忘恩負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