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人物

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

從來不缺少愛的故事。

作者:許曉迪

上世紀60年代,中國內蒙古。

一個外號“小毛巾”的小女孩,打翻了媽媽給她做的奶豆腐,因爲“難喫”。

在草原上,她是一個奇怪的孩子,沒有蒙古族名字,喫不慣牧民的食物。看到冰糖兩眼放光,喫到雞蛋會開心地笑,有廁所才願意方便。

她記憶的深處都指向她來的地方——上海孤兒院。她被稱作“小毛巾”,是因爲經常拽着一條小毛巾不撒手。那是母親留下的,上面繡着她的名字:杜思珩。

9月9日,爾冬升執導的電影《海的盡頭是草原》上映。“小毛巾”杜思珩,即是主人公之一。而在她的故事背後,凝結着一段真實的歷史:三千孤兒入內蒙。

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

1960年,水、旱、蟲、雹一齊向神州大地襲來,中國陷入自然災害的深淵,全國糧食急驟短缺,從農村到城市,人們一步步勒緊褲帶。

飢餓首先威脅着孩子。上海孤兒院人滿爲患,幾乎每一天都有棄嬰、棄童被送來,糧食和營養品難以爲繼。

當時主管婦女兒童工作的康克清心急如焚。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她碰到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烏蘭夫,向他求助:“能不能搞些奶粉給那些可憐的孩子?”

此時的內蒙古,也置身災荒饑饉中。但烏蘭夫還是伸出援手,湊出幾千罐奶粉,運往南方。

然而,面對“遠方的哭聲”,這一點奶粉只是杯水車薪。

自治區黨委召開緊急會議,最終決定:“將孤兒接到內蒙古來,分派給牧民去撫養。”計劃第一時間報告給黨中央,得到周恩來總理的大力支持。

烏蘭夫的指示簡潔果斷:接一個,活一個,壯一個。

4月中旬,包頭市的接運人員最先出發,帶回了100多個孩子。擁擠的車廂裏,充斥着汗味、奶味、尿騷味以及給孩子們治療的醫藥味。接運小組,從領導到醫生,從廚師到保育員,輪流值班,誰也不敢懈怠敷衍。

從春天到夏秋,在從上海開出的列車上,不時能看到裝滿小乘客的車廂。這些孩子最大的9歲,最小的剛剛降生,全都瘦得皮包骨頭,大腦袋、細脖子,肚皮脹得像個小鼓。

他們先到城市醫院裏進行嚴格的體檢、治療。當身體無大礙時,孩子們會來到育兒院。這些育兒院有一個統一的名字——“興蒙”。

那幾年,內蒙古自治區先後接納了來自上海、浙江、安徽、江蘇等城市的3000多名孤兒。這些來自江南的孤雛,將在內蒙古高原的花草、馬背與蒙古包中,開始新生活。

19歲成爲28個孩子的母親

育兒院,是孩子們草原生活的第一站。

他們隨時面臨死神的挑戰。消化不良、腹瀉、脫水、麻疹、水痘,尤其是蛔蟲病。

呼和浩特市育兒院的保育員馬玉珍曾回憶:喫了蛔蟲藥,孩子們到處拉蛔蟲。有時,便出一半的蛔蟲還在肛門外掙扎、纏繞着,孩子們嚇得一邊哭一邊叫。保育員去幫他們,手哆嗦着,拽出那些白色的蟲子。

育兒院有一個5個月大的女孩,得了蛔蟲病,任何牛奶餅乾都喂不進去,醫生也束手無策。

馬玉珍很着急。那年,她29歲,有一個正在喫奶的兒子。她試着把乳頭放進孩子嘴裏,孩子沒有拒絕,不一會兒就喫飽了。她又找來偏方,用使君子熬水,孩子拉下大團的蛔蟲。

不久,孩子臉上有了紅暈,長了肉。

馬玉珍自己的兒子卻一天天瘦下來。那年月,市場上買不到好奶粉。她把自己的奶水餵給孤兒,自己的孩子只能灌玉米糊糊。

也有很多保育員,還是未婚的姑娘。

1961年,19歲的都貴瑪被分配到四王子旗育兒院,成爲28名孤兒的“額吉”(蒙古語,母親)。這些孩子,最小的剛剛滿月,最大的6歲。

從餵奶餵飯到衛生護理,都貴瑪常常不眠不休;孩子生病了,她冒着凜冽寒風和被草原餓狼圍堵的危險,深夜騎馬奔波幾十裏去找醫生。

在她的悉心照料下,28個孩子沒有一個因病致殘,更無一人夭折,在那個缺醫少藥、經常捱餓的年月,堪稱奇蹟。

在育兒院,馬玉珍、都貴瑪的故事,到處都有。

很多無名的母親,用自己的奶水餵養了病弱的孩子。很多職工將自己的鮮血注入孩子細弱的脈管,有一個人先後獻血15次,卻沒有留下姓名。

在這裏,這些孤兒被叫作“國家的孩子”。

這羣南方的孩子們逐漸適應了北方的氣候水土、語言飲食——是時候了,讓他們“放飛”到各自的爸爸媽媽家。

6個孤兒,一塊墓碑

草原的節日來到了。

那些沒有孩子又十分喜歡孩子的牧民們,騎着馬、趕着勒勒車,一批一批來到育兒院——他們要領一個自己心愛的孩子做兒女。

也有一些孩子被“剩下”。

鑲黃旗新寶力格公社育兒院有6個孩子,他們經歷遺棄、漂泊、遷徙,本能地對抗着外部世界,用上海話互相鼓勵,不願意到蒙古包裏去。

保育員張鳳仙,主動提出收養這6個不願分離的孩子:“只要有我一口吃的,就不會讓他們捱餓。”

張鳳仙的丈夫仁欽·道爾吉,曾是一位騎兵連長,轉業後在旗畜牧場當場長。他買了一支獵槍,踩着碎雪去荒原上打兔子、追黃羊,撿回過去不屑一顧的頭蹄下水貨,給孩子們增補營養。

有一年臨近春節,糧食局給每個孤兒特批5斤大米,領米的地點在百里之外的化德縣。張鳳仙頂風冒雪,跋涉遠征,一路上靠幾塊餅乾和白雪充飢,揹回了30斤大米。

動亂的年代,新華書店的書被堆成山,放火焚燒。孩子們從火堆裏刨出兩大捆書,從此張鳳仙坐在門口納鞋底,讓孩子們在家裏讀書。

旗府中學一位老師,被勒令去灘裏鏟羊糞磚。張鳳仙把他請到家中,給他燒茶做飯,教孩子們功課,晚上再給他一車羊糞磚回去交差。

就這樣,在偏僻遙遠的草原上,一頂破舊的蒙古包成爲一座播種文明的學校。孩子們學會了演算數學、朗讀英文,書寫漢字和蒙古字。

後來,這6個孩子個個有出息:巴特爾考進了南京氣象學院,黃志剛在旗物資局當採購員,黨玉寶參了軍,毛世勇也入了伍,其木格當了郵電局話務員,高娃考進了南開大學。

1991年1月,一生勞累的張鳳仙逝世。那些歲月裏,幾個孩子始終叫她“張阿姨”,因爲張鳳仙告訴他們:“你是國家的孩子,你的媽媽在上海,你叫我‘阿姨’。”

蒙古牧民沒有立碑的習俗,但這6個漢族兒女,卻以漢族傳統的方式,在草原上爲父母立下一方獨特的墓碑。在墳前,他們終於叫了張阿姨一聲“媽媽”。

不能忘記的共和國記憶

草原額吉與“國家的孩子”的故事,還有很多。

錫林郭勒盟有三姐妹,老大叫國秀梅,老二叫國秀琴,老三叫國秀霞。當初,她們沒有姓名,民政局的叔叔阿姨們說:他們都是“國家的孩子”,就姓“國”吧!

一位由朝鮮逃難而來,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朝鮮族大娘芮順姬收養了她們。三個孩子都有小兒麻痹,腿腳不便,芮大娘扶着她們走路,揹着她們上學,看着她們一個個出嫁、成家。

蘇尼特右旗的牧民哈斯巴特爾和妻子色仁杭拉夫婦,爲抱來的女孩子起名阿拉坦圖雅。5歲時,小姑娘的雙腿癱瘓了,媽媽把女兒放在勒勒車上,走遍了草原,見醫生就求藥,見菩薩就磕頭,終於找到一位民間醫生。

鍼灸後,醫生用羊皮被子把孩子包起來發汗,叮囑3天不能動彈。媽媽三天三夜沒閤眼,餵飯喂水。結果,奇蹟出現了,阿拉坦圖雅的腿好了,中學時,在全旗女子短跑、長跑賽中都得了第一名,人們稱她“飛毛腿”。

在以後的歲月裏,這些“國家的孩子”,有的當了工程師、教師,有的走上領導崗位,也有的成了地道的牧民,在遼闊的草原上放牧自己的羊羣。高原的風和陽光使他們變得剽悍、健碩,許多人講得一口蒙古語,不經介紹,無法想象他們曾經來自秀麗的江南。

2019年9月29日,都貴瑪早早醒來,穿上紫色蒙古袍,配上橘紅色頭巾,7時30分準時乘車前往人民大會堂。

這一天,她被授予“人民楷模”國家榮譽稱號。頒獎詞寫道:“民族團結進步模範的代表,用半個世紀的真情付出,詮釋了人間大愛。”

都貴瑪撫養過的孩子們,已深深紮根在這片哺育他們的土地上。不論工作再忙、住得再遠,他們都會不時到都貴瑪家坐坐,陪額吉喝碗熱乎乎的奶茶。

原本相隔千里、民族迥異,如今卻骨肉相連、生死相依。在那段困難年月,草原以其博大的胸懷,成爲無數人的“額吉”。

這是我們不能忘記的共和國記憶。它告訴我們,在中國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從來不缺少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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