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了月球上。”

1973年11月18日，白樂桑和其他29人作爲法國第一批公派留學生飛赴中國。在當時的一張老照片旁，後來成爲法國國民教育部首任漢語總督學的白樂桑如此備註着。他解釋，歐洲很早就用“月亮”來指中國，在他們心目中，中國象徵着一個從地理到語言文化都很遙遠的國度。

他們的目的地是北京語言學院（今北京語言大學）。這一年，“文革”開始後一度停辦的北語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學院路新校址覆校。膚色各異的外國學生穿行於此，使五道口有了“地球村”之稱，後來更發展爲“宇宙中心”。

從1962年建校，北京語言大學迄今已走過一甲子，並作爲全國唯一一所國際中文教育專門院校見證了中國對外漢語教學的風雨60年。

“上路下水”

北京語言學院的前身之一是北京外國語學院非洲留學生辦公室（後改名爲外國留學生辦公室）。

20世紀60年代，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一些新興國家紛紛與中國建交，其中最多的是非洲國家。100多名非洲學生由此來到中國留學，北外陸續開了索馬里班、桑給巴爾班、加納班等。

這些非洲學生來校不久，就因文化差異引起的一些誤會頻頻與校方發生摩擦，一些人鬧着回國，中方則千方百計做說服挽留工作。

爲便於集中管理，外國留學生辦公室1962年初從北外劃出，與北京大學外國留學生中國語文專修班合併，單獨成立了“外國留學生高等預備學校”，原高教司副司長王亦山擔任黨委書記兼校長。

王亦山到任後一改學校過去的做法，提出“來去自由”，大多數非洲學生反而選擇了自願留下，事態平息下來。

學校建立之初，前途並不明朗。沒有人能說清學校是中專還是大專，社會上幾乎無人知曉，一些教師也無法安心工作。

王亦山說：“有些人譏笑我們是‘大學的牌子，中學的內容，小學的教法’，這不對。辦專門教外國人學漢語的大學沒有現成經驗參考，我們要摸索試驗出一條路來，這叫‘上路’；我們的學問從教學實踐中來，碰到問題要努力解決，這叫‘下水’。將來你們中間會出有學問的專家，我們學校會辦成高水平國際性大學。”

學校分爲來華部和出國部。外國留學生在來華部接受中文預科教育，再轉到各大學學習專業；出國部則主要對中國學生進行出國前的多語種短期語言培訓。

那時學校有來自20多個國家的150多名留學生，主要來自亞非拉新興民族獨立國家，還有一些是國際友好人士的子女。他們的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學校招了六名理工科大學畢業的教師，專門給他們補習數學、物理和化學。

　　1983年，蘇聯研修生在北京語言學院上課。後排左二爲託卡耶夫（現哈薩克斯坦總統），前排右一爲莫爾古洛夫（現俄羅斯駐華大使），講課老師爲劉士勤。圖/受訪者提供

1964年9月，學校一次性補充了40多位名校畢業的青年教師。因爲是涉外工作，他們政治可靠，成績百裏挑一。北師大中文系畢業的劉士勤即是其中之一。

一開始劉士勤被分到編教組，負責謄寫課文，諸如“這是書，那是報”。他心有不甘，不知能否長期堅持下去。經教師崗前培訓，他作爲助教走上講臺，給學生上基礎漢語課。

在劉士勤印象中，阿富汗學生西裝革履，十分活躍。幾名日本留學生穩重認真，比如後來擔任日中友協祕書長的酒井誠。柬埔寨首都警察局長的兒子安分守己。巴基斯坦從中國進口了一批武器，派來一批有漢語基礎的軍官進修。阿爾及利亞學生人高馬大，不太活躍。中法1964年建交後法國學生逐漸增多，他們經常下館子，實際上是爲了解中國情況。

1965年1月，經周恩來批准，學校更名爲北京語言學院。

這年1月，來華訪問的埃德加·斯諾來到北語採訪。他問：“你們對外國留學生的培養方針是不是也與中國學生一樣，要求爲共產主義事業奮鬥？”校方說：“不一樣。我們只要求他們學好漢語，然後去學習專業，雙方友好相處。至於學生以後是否贊成共產主義，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1965年，受越南戰爭影響，越南向中國派出2000多名留學生，除100多人入讀北語外，其餘分佈在全國20多所高校。北語爲這些學校開辦師資培訓班，還到各校幫助教學，北語的對外漢語教學模式因而推廣開來。

那時，來華部有“三大先生”，還有“八大員”。

“三大先生”指王還、傅惟慈和李培元。王還193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曾在英國劍橋大學擔任漢語教員，困難時期是北語唯一的“糖豆乾部”（國家每月特別供應若干食糖和黃豆）。她夏天經常穿一件細格淺色旗袍，春秋天常穿西式套裝，在北語被稱爲“沒有受污染的人”。傅惟慈通曉多種語言，是頗有名氣的翻譯家。李培元是來華部管教學的副主任，他主持編寫的《基礎漢語課本》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集大成之作。

李培元從50年代初就開始從事對外漢語教學。那時清華大學東歐交換生中國語文專修班（後來轉到北大）有位來自捷克的學生，中文名叫“何以讓”，思想非常活躍，凡事總要問個爲什麼。比如他造句說：“多先生是北京人。”李培元糾正他，要說“很多先生是北京人”。他問爲什麼，李培元回答不出來，只能說：“這是習慣。”這句話說的次數多了，李培元自己都覺得尷尬。

後來他讀到朱德熙的《現代漢語形容詞研究》才知道，單音形容詞做定語，前面必須加修飾語，這解釋了爲什麼只能說“很多先生”。有位語言學家說過，只有用看待外語的眼光去審視，才能真正瞭解本民族語，李培元覺得此話很深刻。

“八大員”指趙淑華等八位中青年骨幹教師。他們本已被內定將由助教提爲講師，但名單還沒來得及公佈，“文革”就開始了。八人職稱沒提成，反而被當成“資產階級反動教育路線的紅人”受到批判。

“文革”中，北語被扣上“特務學校”帽子而停辦。1971年10月，北語大部分人員併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

“真的到了月球”

1971年，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在此前後，中國掀起了一輪建交高潮，40多個國家要求向中國派遣留學生。

1972年10月，經周恩來批示，北京語言學院覆校。1973年春，學校從北外西院遷到學院路現址，學校規模擴大了幾倍。

覆校後招收的第一批外國留學生共360人，大多是政府間協議交換生或由政府獎學金資助。此外還有來自歐洲的左派大學生，他們多是慕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名而來的。

1973年11月19日夜裏11點，白樂桑等30名法國學生抵達北京。接機的北語老師一直跟他們講意大利語，他解釋說，學校法語師資不夠，就派他來了，“反正法語和意大利語差不多是不是”？白樂桑表示根本聽不懂，雙方在餘下的路程中一直沉默着。

白樂桑習慣喝涼水，中國學生大聲制止，給他倒了不加茶葉的白開水，令他大爲不解。第一次去食堂，他發現西紅柿上居然撒了白糖。他開始相信自己真的到了“月球”。

在當時的留學生中，法國人不但在西方國家裏人數最多，而且最喜歡提意見。那時每天早晨六點半廣播裏就開始播放歌曲《東方紅》，隨後是新聞節目。爲了不被吵醒，白樂桑和幾個法國同學偷偷把喇叭的電線剪斷。

他們討厭表演集體節目，就唱法國兒歌《雅克兄弟》（《兩隻老虎》即根據這首歌重新填詞），中國學生不相信這是法國歌曲，認爲這是根據“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的革命歌曲改編的。

法國學生不愛上體育課，選修太極拳的30個學生中只有3個是法國學生，白樂桑就是其中之一。他覺得太極拳很神祕，老師幾個月不說一句話，一直微笑，有時候用眼神和手勢讓學生體會。

在留學生眼裏，晨練是中國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自行車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數量多得驚人。街上的人都穿着樣式相同的藍布或綠布衣服，從背後看甚至分不清男女。在校外買東西不僅要錢，還要糧票和布票等。

學校每學期會組織學生去工廠、農村勞動，白樂桑和同學多次提出同去，被學校拒絕。他們就深夜貼出“我們，外國留學生，也要去農村鍛鍊”的大字報。兩個多月後，學校同意了他們的要求。他們得以在北京一家汽車製造廠實習了五天，還去了兩次順義和四季青公社“開門辦學”。

這30個法國留學生中，後來有8個成爲知名漢學家。白樂桑說，他們這些法國學生既不是法國人那個圈子的，也不是真正北京圈的，而是在兩者之間，是一種中間狀態——很願意瞭解中國，自我漢化。

1975年，隨着留學生生源國的不斷增多，來華部開始劃分爲一系、二系。

二系教師房玉清回憶，他教的班上有十來個英國學生，他們都在英國名牌大學學過兩三年漢語，有的有碩士學位，還有四個在中國臺灣學過漢語的日本外務省研修生。這些學生的知識面很廣，雖然聽說能力不足，但中文閱讀能力很強，經常提出讓房玉清難以回答的問題。

當時還在“文革”中，大多數文學作品被禁，編教材很難，房玉清就用電臺正在播的小說《閃閃的紅星》作教材。小說中有個句子是“回頭一看，並沒有人”，他講解，這裏的“一”表示時間短暫，但日本學生卻問，魯迅的《藤野先生》裏寫道“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多”前的“一”又該如何理解？他覺得這很難解釋清楚。有的留學生因而認爲，漢語沒有語法。這觸到了房玉清的民族自尊心，倒逼他去研究中國人習焉不察的語法現象，後來編寫出了《實用漢語語法》。

劉士勤1975年從教學崗位調到來華部電教站主持“電化教學”，主要利用錄音機、幻燈機等設備教留學生漢語。70年代中後期，學校在留學生宿舍安裝揚聲器，每晚播報20分鐘漢語節目。

劉士勤隨學校赴外地考察後，萌生了搞電影教學實驗的想法。他給學生放映影片《年青的一代》，讓學生在10天內接受“觀、聽、寫、說”訓練，學生能力提高顯著，多數人能以每分鐘145字的速度複述出90%以上的電影故事內容。

1978年，劉士勤調入二系第三教研室（報刊教研室），後任教研室主任。他建立了報告新聞制度，要求學生在課上有限時間內進行速讀，因爲閱讀速度是考察漢語閱讀技能的重要標準。學生一度很不習慣，但適應後閱讀速度都有了很大提高。

“小聯合國”

恢復高考後，北語迎來了首屆中國本科生。

這年進入北語法語專業、後來留校任教的劉和平回憶，那時在北語的梧桐大道上，每天與他們擦肩而過的多是身穿中國政府統一發放的綠色軍大衣的非洲學生，或者身着統一着裝、佩戴着金日成頭像徽章的朝鮮學生。

中國改革開放後，西方國家留學生日益增多，北語聚集了160多個國家的留學生。漢語教學也延伸到世界各地，北語的知名度迅速提高。

當時，除三里屯使館區外，北語所在的五道口一帶是外國人最多的地方，很多人路過北語都會好奇地向大門內張望。學校西邊一條通道將教學區和家屬區分開，路旁一排做買賣的小攤兒，有賣煙賣水果的，暗地裏還有換匯的。夏天，有歐美女生穿着比基尼泳裝去北語露天游泳池，被管理員攔下：“泳衣或泳褲只能穿一件。你兩件，不行。”女生大呼：“竟有這樣的規定！那你看我脫哪件？”

1979年，陸應飛開始在北語外事處做外國留學生教育管理工作。

北語外事處負責“留管”工作的科室按語種分爲三個科：一科負責日語和阿拉伯語國家的留學生，二科負責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朝鮮語和德語國家的留學生，三科負責英語、俄語國家和東南亞小語種國家的留學生。陸應飛當時任二科科長，科裏有七八位留管教師，面對着1000多名外國留學生，大部分來自非洲和南美洲。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當時留學生的身份是“外賓”，北語作爲涉外單位承擔着民間外交的任務，是國家大外交的一部分。北語就像個“小聯合國”，政治敏感性特別強，國際上每發生大事在學校裏都會有所反映。留管老師每天都要摸情況，查隱患，因爲出了問題就會造成“國際影響”。   

當時在“外事無小事”原則指導下，北語對外國留學生實行“保姆式”封閉管理。留學生都住在留學生公寓裏，生活單調枯燥，酗酒打架、罷餐罷課時有發生。外事處值班人員經常深更半夜來敲陸應飛的家門，讓他去處理突發事件。不論白天黑夜，留學生出了事留管教師都得隨叫隨到。

陸應飛發現，歐美留學生法治觀念較強，常常搬條例和規章來應對校方和老師，但同樣，他們學習和生活上出了問題，只要按有關管理條例和規章處理，他們便能夠接受。

在中韓1992年建交前，日本留學生的數量一度是最多的。二系教師李楊80年代初曾給一批日本留學生上報刊聽讀課。她回憶，這批學生多來自日本政府部門或大公司，在日本國內或中國臺灣學過漢語。他們上課從不遲到、缺課，佈置的作業總是按時完成，對學習漢語、瞭解中國如飢似渴，李楊需要大量閱讀報刊才能準確回答他們的問題。

李楊每天清晨將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錄下來，自己先聽多遍，然後拿到課堂上放。這是原汁原味的漢語，又是摘要，每一句話之間幾乎沒有聯繫，不可能根據上下文猜出意思，一般要連放三遍甚至更多，大家才能複述出來。但是大概三個星期之後，錄音放過一遍，班上的女生高橋由紀子就能準確地複述出內容了。

高橋由紀子是班上唯一一位女生，之前在大阪外國語大學學過中文。她見了人一定先彎腰鞠躬，舉止嫺靜，語聲輕柔，像生怕驚擾了誰。她的漢字書法也很有造詣，運筆姿勢美，字有骨力和韻律。李楊覺得，她渾身上下散發着東方古典淑女的風韻。

1994年，李楊開了一門“熱門話題”課，班上有一位來自古巴的青年叫何塞。何塞的母語是西班牙語，之前沒有學過漢語。那時的教材缺乏西語翻譯本，他預習功課比別人更難，與班裏一些學過漢語的同學相比水平差一大截，因此在課堂上比較沉默。但經過一段時間，他漸漸嶄露頭角，不但漢語突飛猛進，而且對中國古代哲學的瞭解日益深厚。

初讀漢語時，何塞接觸到的一些詞彙讓他感到美妙而神祕，如“大智若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他對中國人的智慧感到非常好奇，由此對中國古代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畢業論文選題是《孔子的仁政與重民觀及其影響》。後來，他成爲了厄瓜多爾基多聖弗朗西斯科大學中國哲學史教授，並創辦了厄瓜多爾第一所孔子學院。

總統校友

迄今，從北語已經走出了兩位總統。

1976年，埃塞俄比亞學生穆拉圖從幾千名學生中脫穎而出，成爲該國五名公派生之一，到北語學習漢語。

穆拉圖上中學後國家政局不穩，因此深受革命思想影響，視毛澤東爲偶像。與同期學生相比，21歲的他顯得十分成熟。他沒有漢語基礎，但學習刻苦，很快就能說一口流利的漢語，還能講一口“京腔”，談起中國歷史文化頭頭是道。他閒暇時常和中國同學一起逛街、喝啤酒、聊天，對北京的大小衚衕十分熟悉。

1991年在北京大學國政系取得博士學位後，他以參贊級別進入埃塞俄比亞外交部，由此走上從政道路。2013年10月7日，58歲的他當選爲埃塞俄比亞新總統。

穆拉圖把中國作爲他就任總統後出訪的首個國家，於2014年7月訪問了中國，還在7月9日訪問了北語。北語檔案館中保存着穆拉圖38年前的學籍卡、成績單、學習鑑定表以及與同學的合影，他看後以毛筆題字：“北語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80年代中蘇關係開始解凍，兩國達成互派大學生和交換生的協議。1983年，蘇聯10名研修生抵達北語。其中，來自蘇聯外交部的哈薩克斯坦人託卡耶夫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魁梧，雙目有神，成績優異，與現爲俄羅斯駐華大使的莫爾古洛夫都是這批留學生中的佼佼者。

劉士勤是託卡耶夫的漢語新聞聽力老師。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託卡耶夫在課堂討論上十分活躍健談，愛讀報愛看新聞，喜歡打乒乓球，還在晚會上翩翩起舞。

寒假赴南京、上海、杭州訪問時，託卡耶夫看到杭州茶鄉改革開放後的繁榮景象，讚歎“這裏的農民生活確實很好”。

蘇聯學生一般不談論政治，但託卡耶夫上課時常用造句的方式委婉地表達對國際問題的看法，例如：“由於美國不能保證必要的安全條件，所以蘇聯外長葛羅米柯沒有出席聯合國大會。”

他喜歡騎自行車逛北京城，經常與中國老百姓接觸、聊天。他觀察到，中國被稱爲“小皇帝”的一代獨生子女正在成長起來，認爲這是一個“不久的將來就會顯現的巨大的社會和政治難題”。

他發現，中國有許多方言，不同地區之間彼此都難以聽懂，中國人是“由書面文字連接在一起的”，“因此在所有會議上包括黨的代表大會，人們不是在聽發言者的發言，而是用早就散發的發言稿覈對發言”。

在他看來，中國人的習慣是儘量不說“不”，特別是在正式交往過程中，“如果中國外交官說什麼問題需要研究，那你就不要寄希望有肯定的答覆，因爲這是拒絕”。

從北語畢業後不久，託卡耶夫在蘇聯駐華使館工作過6年多，成了地道的“中國通”和漢學家。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託卡耶夫作爲翻譯參加會見，戈爾巴喬夫一度誤將他當作中方翻譯，說他是“俄文講得最好的中國人”。

1992年，錢其琛訪問獨立後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託卡耶夫擔任翻譯。哈總統納扎爾巴耶夫說：“可惜，中國外長訪問時間短暫，無法深入瞭解哈薩克斯坦的情況。”託卡耶夫用“走馬觀花”的成語來翻譯此句，令錢其琛等會心而笑。

哈薩克斯坦獨立後，託卡耶夫先後出任外交部部長、總理、上院議長等職。2019年6月12日，他宣誓就任哈薩克斯坦總統。

同年9月10日，已退休20年的劉士勤和北語校領導受邀出席了託卡耶夫在中國社科院的演講會。演講結束後，託卡耶夫與久別重逢的劉士勤緊緊握手，用地道的漢語祝他身體健康，並邀請他訪問哈薩克斯坦。

2022年9月16日是北京語言大學60週年校慶日，託卡耶夫專門發來了賀信。 

託卡耶夫曾回憶，自己在北語進修的80年代，中國提倡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正是鄧小平的這個理論使中國獲得了成功，併爲全世界所稱道”。

他還說，漢語是一個海洋，越往深處遊越能明白它是多麼的無邊深廣，“因此有時在面對那些勇敢地聲稱‘精通’這種語言的大學畢業生時，我只是報之一笑”。

（本文參考了《北語記憶》和白樂桑著《我的“七〇”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