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NHK等日本媒體報道，當地時間9月22日晚間，日本財務省宣佈干預匯市，通過買入日元、賣出美元，阻止日元進一步貶值。這是自1998年以來日本政府首次干預匯市。

日本當局宣佈出手干預匯市後，日元貶值勢頭一度扭轉，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45上方高點回落至141水平。然而，分析指出，干預措施可以放緩日元貶值步伐，但無法扭轉日元貶值趨勢，並且干預的成本較高。在日本和其他主要央行貨幣政策的分歧日益擴大的情況下，日本不得不承受本幣貶值的代價，並有可能加速成本推升型通脹，此時出手干預匯率或爲換取時間。

時隔24年再出手干預匯市 日元短期回升

當地時間9月21日，美聯儲決定大幅加息75個基點，而日本央行在9月22日結束的貨幣政策會議上決定繼續實施大規模貨幣寬鬆政策。美聯儲利率決議出爐後，美元指數衝上111高點，續創20年以來新高。日元對美元匯率創24年以來新低，日元一度貶值至145日元兌1美元上方水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出手干預匯率。

事實上，今年以來，在美聯儲加速收緊貨幣政策而日本央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的分野之下，日元從今年3月就開始快速貶值，日元兌美元匯率從115左右貶至145左右，累計貶值幅度超20%。

在日本宣佈干預後，日元走勢出現逆轉，美元兌日元匯率從145的高點迅速下降至141附近，日元相較美元的最大升值幅度超3%。截至北京時間9月23日11時15分左右，美元兌日元匯率報141.92左右。

這是日本政府時隔24年再出手干預匯市。由於日本經濟嚴重依賴出口，日本歷來專注於阻止日元大幅上漲，而對日元下跌則採取放任態度，因此買入日元的干預措施非常罕見。日本上一次干預匯市支持日元是在1998年，當時亞洲金融危機引發日元拋售和資本迅速流出亞洲，日本和美國協同實施了“日元買入型”干預。

然而，實質性干預匯市一般被視爲最後的手段，因爲干預代價高昂，而且很容易失敗，在龐大的全球外匯市場上很難影響貨幣的價值。只有在口頭干預未能阻止日元下跌的情況下，日本政府纔會批准這一舉措。

匯市干預是如何運作的？在爲支撐日元而干預的情況下，日本財務省從日本的外匯儲備中提取美元，在市場上出售，換取日元。本次日本外匯干預的金額尚未公開。中金公司分析師李劉陽等分析指出，1997-1998年的“日元買入型”外匯干預共進行了3輪，外匯干預額度總計約4萬億日元。目前外匯市場交易量相較1997-1998年擴大了3-4倍，本輪日本的外匯干預額度或在5萬億日元左右，若不連續實施大規模的外匯干預，日本目前1.3萬億美元（約180萬億日元）的外匯儲備相對充足。

匯市干預能否起到效果？李劉陽等提出，此舉可以放緩日元貶值步伐，但無法扭轉日元貶值趨勢。日本本次實施外匯干預，日元雖在短期出現了明顯走強，但僅憑日本外匯干預的力量難以在中期使得日元轉弱爲強。日本1997-1998年的“日元買入型”外匯干預效果顯示，都只能短期內使日元走強，中期之後日元匯率又將重回貶值趨勢中，日本單邊外匯干預的效果僅能維持5-7個交易日。日本當局在實施外匯干預時，也並非存在固守某個固定點位，而是通過實施外匯干預去放緩日元貶值步伐。最終日元的升值或還需要美聯儲降息預期、全球性風險事件等事件驅動。

興業研究分析師張夢指出，持續採用買賣外匯的方式干預日元匯率的成本較高，且面臨國際協調方面的壓力。美方表示“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可進行干預，並需事先進行協商”。在美元流動性持續收緊環境中，真正緩解日元貶值壓力，還是要通過放鬆收益率曲線控制政策（YCC）以推動日元匯率重新定價，該工具的政策成本較直接進行外匯買賣較低且效果更好。

日本通脹升溫仍維持超寬鬆貨幣政策 匯率干預或爲換取時間

作爲一個經歷了長期通貨緊縮的國家，今年的日本已經面臨通脹升溫的壓力。9月20日日本總務省發佈數據顯示，日本8月份綜合CPI同比上升3.0%；核心CPI（除生鮮食品外）同比上升2.8%，爲連續12個月同比上升，並且是連續5個月漲幅在2%以上，爲2014年10月以來最高。數據顯示，能源價格仍是推升日本8月CPI主要因素，電費、燃氣費同比漲幅均超20%。

日本央行在7月22日最新發布的《經濟活動和物價展望》報告中下調了對於今年經濟增速的預測，同時上調了對通脹的預測，預計2022財年的實際GDP增速爲2.4%，核心CPI爲2.3%。關於前景風險，報告指出，日本經濟仍然存在極高的不確定性，包括國內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及其影響、烏克蘭周邊局勢的發展、大宗商品價格和海外經濟活動和價格的發展。

然而，日本央行在貨幣政策上仍未轉向。9月22日結束貨幣政策會議後宣佈，繼續將短期利率維持在負0.1%的水平，並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使長期利率維持在零左右。日本央行還表示，未來如有必要，將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

在經濟增速與通脹之間的取捨，日本央行與其他央行採取了不同的選擇。此前多年來，日本央行試圖通過超寬鬆貨幣政策來提振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今年在全球通脹高企的壓力下，美國、英國、歐洲等多個主要央行均轉向緊縮的貨幣政策，日本央行仍堅持原來的超寬鬆政策，與其他央行的分野日益擴大。

李劉陽等指出，目前日本的GDP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通脹也大部分來源於能源與食品等成本因素的推升。在此背景之下，“以我爲主”的寬鬆貨幣政策有助於日本經濟的復甦，也有助於實現日本央行所期待的“需求拉動型”通脹。寬鬆貨幣政策的“犧牲”在於本國貨幣的貶值，進而有可能加速成本推升型通脹。因此爲了避免日元的大幅貶值，日本當局或只能選擇實施單邊外匯干預。干預雖難以逆轉匯率趨勢，但可以一定程度放緩日元貶值步伐來換取時間。隨着全球金融條件的逐步收緊，經濟衰退的可能性逐步加大，市場今後有可能逐步對美聯儲產生降息預期，作爲避險貨幣的日元或將迎來“春天”。

日本央行多次強調通脹上升源於油價的上漲，即輸入型通脹。張夢指出，日元止貶實質上並不能阻止日本進口價格的飆升。歷史上決定進口價格的主要因素在於油價，倘若油價不跌，即使日元未來止貶仍難以“阻止”日本進口商品價格的上漲。反而日元貶值在時滯結束後將對出口數量起到正面促進效應，從而改善日本貿易順差額。這可能是日央行不急於通過修改貨幣政策以降低輸入型通脹壓力的原因。

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 顧志娟 編輯 王進雨 校對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