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4月初，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抵达浙江宁波，进入当地一支部队的营地，拍摄了数张照片。

汤姆逊记载道：“在宁波这支部队里，普通士兵的工资（在宁波他们能如时地得到支付）是每月六元，约合每天一先令。此外还发给冬夏两套服装，夏装是白地蓝色镶边，冬装是深蓝色、绿色镶边，还有一条深绿色的头巾。”

这支部队在宁波近代史上小有名气，正式名称为宁郡卫安勇（后来改称宁防勇），因每个兵勇均用绿巾包头，又称“绿头勇”。他们不在清朝经制军序列，受宁绍台道台节制，但是军官却是外国人：英籍军官库克上校（Col. James E. Cooke）任统带，澳籍军官华生少校（Major J.C. Watson）任帮带。

卫安勇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1861年12月9日，太平天国侍王李侍贤的部将黄呈忠与范汝增率军3万人攻占宁波。当时，清廷与英法打完第二次鸦片战争，取得媾和，已开始共同对付太平军。

1862年5月，清军与英法军队合力击退黄呈忠与范汝增所部，夺取宁波。随后，浙江巡抚左宗棠、宁绍台道台史致谔秉承朝廷“中外会防”“借师助剿”的旨意，与英法驻宁波领事协商，仿照上海常胜军体制，分别成立了中英常安军、定胜军（统称绿头勇），由库克上校任统带、华生少校任帮带；中法常捷军（花头勇），由法籍军官勒伯勒东任统带、海关税务司日意格任帮带。出于维护在宁波侵略利益的目的，英法两国迫不及待地直接干预清朝的内战。

这几支军队都是从宁波当地招募兵勇，官绅出钱，用西法训练，装备洋枪洋炮。在外籍军官的指挥下，配合清军攻打太平军，属于雇佣军性质。实事求是地说，其战斗力不容小觑。编练成军后，绿头勇、花头勇征战浙江、江苏多地，直至太平天国彻底垮台。

1864年10月，常捷军解散。而常安军、定胜军汰弱留强，整编为宁郡卫安勇，平时仍称绿头勇，继续由库克统带、华生帮带，性质也从雇佣军转为地方常设部队。

从此，百姓们可以经常看到头裹绿巾的卫安勇在城墙根开展军事训练。据1873年《申报》报道：“宁城报德观卫安局绿头勇日逐在和义门内城下大坟滩操演，甚为好看。或扒墙壁，或钻坟坑，或卧，或奔，总要快疾为最，号令极严，阵亦齐整。”

由于官府资料缺失，我们无法获悉卫安勇的详细情况，只能通过报刊的报道和珍贵的老照片来了解一鳞半爪的信息。

从雇佣军转为常设的地方部队，卫安勇的人数飘忽不定，多时不超过1000人，少时仅100余人。人数的变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任务和饷银。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道台薛福成招募300名绿头新兵，安排在北门瑞喜庵驻防。等警报解除，因为“饷无所出”，他又把这些人统统裁掉了。上级听闻此事，表示不满：“卫安勇旧部仅百余名，不敷调遣，所招之勇，岂可遽行裁撤？”

相比于与太平军作战时期，卫安勇的职责变得更加多样化，主要任务包括：守卫城池与海岸线，维护主权；维护宁波及周边地区的治安，弹压作乱分子；扑灭火灾；担任地方官员的警卫，等等。由此可见，它以守城治安为基本职责，具有军警合一的特色。

卫安勇最为日常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治安。根据1880年《申报》报道，这一年卫安勇被记录下来的治安行动，就有如下几宗：

南乡有串客演戏，道台宗湘文“即派绿头勇与湖南勇数十名捕获数人”；

黄岩游棍老李等人组织帮派在街头欺负良善，宗湘文“饬张委员率领绿头勇多名往拿”；

有人在真武宫前聚众赌博并因赌资斗殴，“陈邑尊亲带绿头勇往获到案”；

冬季匪徒容易滋事，宗湘文“于各城门又添派绿头勇四名以资查缉”。

根据资料，自从敉平太平军之后，卫安勇就没有再参加过实质性的战斗。即便在1885年2-3月中法镇海战役期间，也未到前线参战，只派了50人驻扎甬江北岸，对法国传教士实行“拘守”，以防谍报走漏。

我们有理由相信，由于久疏战阵、兵勇频繁更替以及训练松懈，卫安勇已经不复早期的战斗力。虽说属于经制军的绿营早就不堪大用，但是相比之下，“其步伍之整齐、施放（枪炮）之纯熟，较之卫安绿头勇实有过之”。两个“学渣”比较起来，卫安勇更差一些。

1893年，道台吴引孙在小教场检阅卫安勇，不料一位炮手误击了自己的战友，搞得战友全身起火，左手焦黑、右手失去三根指头，被急忙送到北门大英医院治疗。阅兵仪式只得悻悻而止。

可想而知，卫安勇平时训练该是多么敷衍。同治年间，尚有人称赞他们的操演“号令极严，阵亦齐整”。等到光绪年间，其训练状况就一塌糊涂了。1891年农历五月廿二日，绿头勇在小教场训练，一名炮兵违规操作，先装填弹药再刷炮筒，炮弹爆炸，他被炸成重伤，血流如注；同时，一名步兵往枪支里装子弹过量，导致枪管爆裂，击伤他的一只眼睛。一时间，训练场上鬼哭狼嚎、遍地狼藉，将官立即传令停止训练。

即便在维持社会秩序时，绿头勇也是出尽洋相。1878年农历三月初一，宁波一座庙里演戏，当天观众甚多，人山人海，绿头勇10多人在现场维持秩序。有人跳上戏台打算借路出去，遭到绿头勇鞭打，结果观众“同声呐喊，众抱不平”，那些绿头勇见状不妙，赶紧将缠头绿布和号衣脱掉，混入人群逃脱，才免遭一场围殴。

不得不说，卫安勇的军纪很差。光绪时期，不仅不能保境安民，反而成了当地百姓的祸害。强占人妻，开设赌场，包庇案犯，勒索钱财，好勇斗狠……做下种种坏事，不一而足。《申报》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其兵勇为非作歹的报道，我们拾取几则作为说明。

1878年，绿头兵勇李某诱骗南门外段塘一已婚妇女到江东同居。这位妇女的丈夫某甲侦知，前往理论，不料李某不仅不讲理，还把他打了一顿。某甲大受屈辱，到县衙控告。最终李某被逐出卫安营。

1879年，玉泉轩茶馆有甲乙两人斗殴，甲吃了亏，于是请一个绿头勇帮忙。这个兵勇收了钱，用枪托砸了乙的面部，使其受伤，此事也闹到县衙。

1888年，绿头勇某甲新年以来每天与同营之人赌博，通宵达旦，屡战屡败，欠下很多钱，因为无力归还，悬梁自尽。

1908年，有人在双凤轩茶肆打麻将。一队卫安勇“入内索取费项，肆主不允，互相口角，继以彼此殴斗，某勇被某用刀戳伤，而该肆什物均被勇等捣毁靡遗”。鄞县黄县令奉道台之命查办此案，他查知，“卫安勇平时索诈滋事劣迹多端”。

卫安勇曾经“锐不可当”，后来变得暮气沉沉，这几乎是必然的结果。晚清时期，各地官府一天比一天腐败，一天比一天不得人心，这样的官府怎么可能练出纪律严明、战力强悍的军队呢？1906年，道台高英侵吞税厘数万两，被宁波商人告发，你能期待他管理好这支规模不大的军队么？

再者，那些入伍的兵勇鲜有淳朴老实之辈。1908年，《申报》一针见血地指出，“卫安勇皆以本处无业流氓招充入队”，而且“管带戴锦堂约束不严”，当他们获得武器和执法权，能对老百姓做些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宁郡卫安勇（宁防勇）与清朝命运相始终。至于它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没有详细记载。不过，根据1911年8月10日《申报》针对藩司划拨宁防勇饷银问题的报道，我们推测，它存续到了清朝灭亡的最后一刻，在辛亥革命期间溃散，很可能听到了革命的枪炮声即作鸟兽散。

这样一支存在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地方武装，正史上见不到完整的记载，若不是刻意寻找，那些零星的信息也烟消云散了。如此结局，其实并不奇怪，没有把百姓装在心里的队伍，终将被时代大潮无情地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