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激进收缩美元流动性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扰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9月21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75个基点至3%~3.25%区间,这是今年以来美联储第5次加息,同时也是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尽管9月加息7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但美联储公布的经济预测数据远超市场预期。美联储下调了美国的经济增速预期,2022年的经济增速从1.7%下调至0.2%,同时上调了PCE通胀预期,2022年的PCE通胀率从5.2%上调至5.4%;至2022年底,美国的失业率预计将达3.8%,2023年预计升至4.4%。此外,美联储公布的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大幅上调了2022年、2023年的利率预期,其中2022年的利率预计将达4.4%,这意味着未来美联储的两次会议加息将共计125个基点。

美联储议息会议后,美国股市和债市出现震荡,1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高至3.63%后回落,但仍在3.5%以上。美股在消化美联储的紧缩信号后深度收跌,美股三大指数单日跌幅均超过1.7%。美元指数持续走强,突破111.6,以今年1月初的最低点88.95计算,美元指数涨幅已超25%。

一直以来,美联储在通胀和增长之间寻求平衡,但美国工资-价格螺旋和利润-价格螺旋驱动的通胀并未因美联储的强势加息紧缩而应声回落,8月国际能源价格下降对美国通胀的缓解微乎其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8月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要将美国通胀控制在2%的长期目标水平附近,鲍威尔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激进加息的推进,经济软着陆的可能性在降低,不确定是否会造成经济衰退。结合9月议息会议的内容,利率预测、经济增速预测、失业率预测、鲍威尔的相关讲话均体现了美联储抗击通胀的决心,美联储对衰退的容忍度在增加,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转向的预期破灭。

年内美联储的加息节奏仍会持续,美联储仍将按原有计划继续缩表,9月缩减持有国债和MBS规模上限分别提高至600亿和350亿美元。美联储激进收缩美元流动性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扰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非美货币贬值压力上升,国际投机资本虎视眈眈。

韩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400的关口,创下2009年3月31日以来的最低纪录,日元对美元跌破145关口。受能源危机、高通胀、经济衰退等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欧元对美元汇率下跌已超12%。短期内美元走势的强劲得益于美联储的紧缩政策和美元的避险属性,但长期来看,汇率取决于两国经济的基本面,美国欲以实质性的衰退换取通胀的回落,因此美元长期强势的基础并不牢固。

但短期内非美货币汇率的急剧变化为国际资本提供了投机的土壤,韩元正遭国际资本的做空。韩国交易所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9日,今年韩国K0SPI的卖空交易中外国投资占比约72%,韩国央行已打响了“韩元保卫战”。国际资本也在做空日元,基于国内的经济形势,日本央行一直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进一步加剧了日元的贬值走势。

二是非美经济体内外政策难以协调,紧跟美联储步伐或将恶化国内经济。

根据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在金融政策方面,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兼得。全球的美元流动性收缩,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的困境,为减少资本外流、输入型通胀和本币大幅贬值,新兴经济体或也紧跟美国加息步伐,这提高了新兴经济体的融资成本,让在新冠疫情下本就增长乏力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

欧元区面临着经济低迷且高通胀的困境,欧央行的表态与美联储相似,欲以经济衰退来换取通胀的回落,9月初欧央行加息75个基点,市场预期欧洲央行在10月将加息50个基点或75个基点。考虑到美联储加息的外溢效应,欧元区或将以更大的代价来实现降通胀的目标。

三是全球债务危机风险加剧。

回顾历史,每轮美元加息周期都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金融危机,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中国台湾地产泡沫的破灭、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的次贷危机,这些无一不是美元加息和美元升值带来的冲击,只不过2004~2006年的美元加息直接引爆了美国本身的危机。

债务危机已在本轮美元加息中初露端倪,飞涨的国际油价和粮价、高额的外债让斯里兰卡不堪重负。今年7月初,斯里兰卡宣告“国家已经破产”,总统、总理接连辞职,国家进入紧急状态。2022年和2023年是新兴经济体偿债高峰期,高债务尤其是短期债务占比高的新兴市场风险较大。

四是全球贸易周期下行的环境下,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欧美加速收紧货币政策,海外基本面持续收缩,海外需求下行压制全球贸易增速。此外俄乌冲突继续升级在供给端冲击全球贸易。制造业强国德国在今年5月出现自两德统一以来的首次月度贸易逆差,日本今年8月的贸易逆差达2.82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尽管2022年前八个月越南的进口和出口贸易实现两位数的增长,但是在外需收缩下,当前越南的纺织、制鞋、家具等行业已出现因部分市场消费需求紧缩而订单缺乏的情况。

中国经济处于结构转型中,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路径仍在探索之中,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仍在显现,尽管目前出口对于中国国内GDP的贡献在降低,但出口景气对制造业的拉动作用仍很明显。海外需求收缩对出口有直接的负效应,若未来出口继续下滑,国内制造业和投资或将面临下行压力。

(谭小芬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罗嘉宁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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