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稅務當局日前宣佈，將該國啤酒稅再提高4%，創下30年來最大漲幅，使得每升啤酒的稅負達到2.5澳元，僅次於挪威、日本與芬蘭，在工業國家中位列第四。這實際上緣於澳大利亞的消費稅調整政策，即每隔半年根據通脹水平進行調整，飆升的稅率也反映了快速上升的通脹率。當走進酒吧或者在超市選購啤酒時，面對高昂的酒價，消費者的心理可想而知。並且，價格上漲導致銷售量下降，也絕非啤酒廠商所期待的市場結局。

而面對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英國政府則採取了不同的酒類稅收政策。預計將在2023年2月開始實施的英國酒類新消費稅，對於啤酒市場應該是一個利好消息。由於稅基將從對酒類整體產品數量徵稅，改爲針對其中的酒精含量徵稅，稅率將呈現基於酒精度數遞增的狀態。因此，低度起泡酒將成爲最大的受益者，啤酒類產品的稅率將保持不變。但相對於包括高度葡萄酒在內的酒類產品來說，啤酒產品可能會成爲更受消費者青睞的替代品。

可以說，由於全球經濟前景不甚明朗，需求彈性較大的酒類產品可能會成爲稅收政策的主要目標，而其中的啤酒稅也會隨之上下起伏，幾家歡喜幾家愁。

啤酒有與其他酒類產品類似的稅收特徵，但因爲啤酒的酒精度數偏低，本身又可以作爲風味酒精飲料的基酒，消費市場龐大，也就成爲各國政府重點關注的稅收對象。

啤酒消費稅的徵收目的，可以歸納爲促進低酒精度飲料消費與增加稅收等，也隱含着拉弗曲線的悖論，但啤酒稅的實際徵收效果並不僅僅限於這些。

對於早期啤酒種類單一、利潤空間有限的市場來說，啤酒稅的調整有明顯的產業政策效果。20世紀初的日本政府對當時的啤酒加徵每石（180升）7日元的稅收，這個舉措直接促成了當時日本國內啤酒行業的大整合，奠定了現在日本啤酒四大巨頭的市場格局。在20世紀初到20世紀上半期的工業化過程中，包括我國和日本在內的政府都曾經借關稅自主之機調整了啤酒的進口稅，這對於早期的本土啤酒企業來說，無疑都是絕佳的發展機會。

近年來，全球啤酒市場由之前的外延購併潮轉爲調整內部產品結構與地區佈局，稅收政策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而在去年得到衆多OECD（經合組織）國家支持的全球稅收雙支柱聲明，又從最低所得稅稅率方面對跨國公司運營提出新的挑戰，這也可能給啤酒業帶來重新洗牌的機遇。

隨着啤酒技術的日益成熟，針對原料與酒精度數的稅收政策往往成爲啤酒技術革新的動力，原因在於啤酒原料與釀造技術的可塑性。實際上，在啤酒花成爲主要原料之前的添加劑格魯特（Gruit）就是中世紀意義上的啤酒稅，而聞名遐邇的德國啤酒純淨法也與啤酒稅收有關。在今天的日本，除了按照啤酒的酒精度徵稅以外，還會依據麥芽的含量徵稅。日本廠商爲了避稅，就開發了低麥芽含量的第二類發泡酒以及不含麥芽的“第三類啤酒”。由於新冠疫情所導致的家庭消費場景的增加以及飲酒者對於健康的關注，發泡酒與第三類啤酒的銷量顯著增加。日本政府就在2020年10月調高了第三類啤酒的稅額，也將調整發泡酒的稅率，反而降低了第一類啤酒的稅額，以此來平衡各類啤酒的消費數量，增加稅收。澳大利亞與英國也都同樣採取了根據酒精度來收稅的遞增稅率，這在降低消費度數選擇的同時，也會促使釀造商在酒精度與收入之間尋找平衡點。

對於今天的啤酒業來說，精釀啤酒與工業啤酒之爭不僅僅體現爲生產規模之爭，也反映出消費者對於產品以及生產過程的影響力。各國政府也紛紛對這一趨勢做出回應，例如美加政府都對小規模釀造商提供稅收優惠，以鼓勵創業與市場競爭。早在2010年，加拿大渥太華市政府就推出了啤酒業雙重稅率，現在實際執行的稅率水平爲：大啤酒廠商的稅率爲每升72.45~89.74分，小微釀造商的稅率不足一半，爲每升35.96~39.75分。美國在2017年推出《精釀飲料稅收改革法案》，減免小而獨立的精釀廠商的消費稅率。到2020年，這一優惠稅率固定下來，成爲永久性政策。

從啤酒稅的徵收效果來看，稅負的轉移效果還是非常顯著的。根據之前對於歐盟啤酒市場的研究，增值稅的轉嫁率約爲70%，而啤酒消費稅則幾乎完全體現爲啤酒價格。對於按照酒精含量徵稅的政策，其收入效果並不確定，這一結論來自對澳大利亞啤酒稅的研究。1988年，澳大利亞政府採取了按酒精含量徵收的單一名義稅率，到2000年改爲按照酒精含量與容器類型徵稅。對這一政策變化的跟蹤研究表明：單一名義稅率的提高可以較爲明顯地增加財政稅收，但分類稅率的提高會減少消費，進而減少相應的財政收入。

另外，用提高啤酒稅率來減少酗酒現象的政策設計也沒有得到研究的支持，因爲酗酒者往往對價格變化並不敏感。對於精釀啤酒與工業啤酒實施差別稅率還是得到了較好的政策效果。實際上，針對小微廠商的稅收優惠反而因爲增加了啤酒的消費羣體，爲工業啤酒廠商帶來了更顯著的收益。可以說，小微廠商得到了稅收優惠，工業啤酒廠商享受了政策外溢效果。美加的廠商差別稅率都得到了同樣的政策效果。

新冠疫情之下，南非等國家的禁酒令已經對本土啤酒產業帶來致命性打擊，但更多國家的政府還是對啤酒業採取更爲正面的促進措施，稅收政策就是一個主要的選擇。德國允許啤酒相關產業延遲納稅。韓國政府則將啤酒稅的調整依據縮小爲通脹率的50%，爲啤酒廠商提供了實際的稅收支持。

正如之前百威英博管理層所言，疫情後的全球啤酒產業將以轉型、健康與數字化爲關鍵詞。如何在迎接消費反彈的同時，注重消費者的健康需求，着眼數字化與線上化的機遇，推動產業生態的整合提升，是啤酒行業的發展訴求。而這些訴求，是否可以體現爲全球層面的啤酒稅政策呢？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