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这是澎湃新闻第二次来到位于东京都港区的宫本亚洲研究所。第一次在这里见到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是2018年的秋天。当时，正值中日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宫本雄二在采访中说道，“（中日）双方都应该对和平友好有着更新和更为深刻的认识。”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视频截图

四年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已迈向50周年。在这重要时刻，宫本雄二再次谈到和平友好的重要性，“两国不应再有战争了，日本同中国必须创造和平友好合作的环境，这对两国来说都是最有利的。”

宫本雄二与中国的缘分自1973年开始，他曾先后担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驻华特命全权公使及日本驻华大使，被许多人评价为“知华派”的代表人物。

尽管中日关系间有许多变化因素，其中也有难题待解，但谈起两国交流，宫本雄二认为，若今后持续推进中日交流，尤其是以年轻一代为中心的中日交流，可能会迎来与目前完全不同的局面，两国或将开启更加紧密的交往。

“或许50年后，人们也会想，‘50年前的人为什么会担心呢？’”宫本雄二说道。

“50周年”传递的信息

澎湃新闻：非常高兴时隔四年能再次采访您，您的外交生涯中很多时间是与中国相关的。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能谈谈最开始是如何同中国结缘的吗？

宫本雄二：与中国的缘分是日本外务省给我的，1973年，我在美国学习后回到东京，被分配到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工作，从此便开始了与中国的缘分。

在亚洲局中国课，我参与了《中日航空运输协定》的沟通工作，作为一个新人，负责的还是“最底层”的工作。1974年1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前往中国，就该协定与中国进行沟通，我也有幸同大平大臣一道前往，那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并见到周恩来总理，极为荣幸。

那时还没有在日中两国间定期直航的飞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我们先去了香港，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到了广州，第三天才坐上了去北京的飞机。从东京到北京，整整花了三天两夜。

澎湃新闻：回首过去50年，中日关系曾有波动。您认为当前的两国关系有着怎样的状态和趋势？

宫本雄二：日中关系时升时降。总体来说，两国关系最好的时期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50年前，许多前辈们努力促进了两国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那个年代的人们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这些曾经历过战争的前辈们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是什么？他们都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得很清楚：日本和中国不能再次发生战争，日本和中国必须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这是他们在签署这些文件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所以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国基于这些想法，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但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些想法却似乎在渐渐变淡。各种杂音开始出现，我认为这些声音也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实现邦交正常化，制定《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人们教给了我们什么：战争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两国之间再也不应出现战争，无论如何都必须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我们应该认真接受前辈们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并为实现它们而做出努力，这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甚至是今后50年都绝对不能忘记的。日中两国必须创造和平友好合作的环境，这对两国来说都是最有利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是前辈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两国之间达成的“约定”必须要执行，但如果（对和平友好的）推动力减弱，也就会导致两国关系时升时降甚至出现问题的情况，我对此非常担心。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现在中日之间有怎样的共同利益？

前日本驻中国大使宫本雄二。视频截图

宫本雄二：与二十世纪相比，如果说到二十一世纪的意义，我想是人类、地球已形成了一个整体。但与此同时，人类却也拥有了“轻易破坏地球”的力量，这是在一战、二战时期都没有的情况。

当前，人类还面临许多全球化问题——全球变暖、传染病……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二十一世纪，这一世纪的基础是合作，如果不合作就无法解决（问题），失去了合作地球就可能会“毁灭”。此外，如果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经济也不会发展。我认为，就算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也必须在日中之间、东亚地区、世界范围创造和平、合作的环境。

两国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如何正确认识这一点是最大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个别、微妙的问题，例如岛的问题。我认为在东亚地区创造和平稳定的环境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但若在敏感问题上以强硬的姿态相互对立、谋求“短期利益”，也会损害我们的“长期利益”。

我们要思考的是，就算暂时维护了“短期利益”，那么中期、长期、其他的利益呢？在岛的问题中两国加深对立、加剧紧张，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也不应该这么做，这样会导致两国在未来即使想合作，也会渐渐变得无法合作。

我认为这类问题应协商解决，而非采取“硬碰硬”的态度。日中之间仍有许多共同利益，一定要从长远角度和更宽广的视野来思考这类敏感问题，考虑“短期利益”和“对立”以外的其他选择，考虑两国间能够合作的事宜。

两国间的“多重”因素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目前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

宫本雄二：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直和中国进行各种各样的对话，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个定位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不管对日本还是中国来说都是非常敏感、必须慎重对待的问题。我认为因台湾问题而损害日中关系是不正确的，但当前台海形势紧张是事实，这其中的部分原因也与美国因素有关。

我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对此日本应该认真思考并采取行动。当然，对于如何处理这类问题，日中两国在大方面上还是有共通的理解，我认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并不是要脱离这个共通理解，当然也不能脱离。

的确，这些年来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也出现了一些声音，尽管如此，需要明确的是日本在1972年做出的承诺是不会改变的，当然我认为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美国因素？

宫本雄二：我认为美国因素是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日本政府必须考虑的问题。国际局势迫使日本更接近美国。不光是美国，欧洲对日本的影响力从以前开始就一直存在并不断增强，也的确是事实。日美欧有着相当的共同点也不能忽视。

但中国在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存在感已不断增强，对于日本，日中关系重要性已远高于以往。因此，可能美国和欧洲会针对一些问题表达意见，但欧美和日本的立场并不可能完全一致。日本和中国始终是“邻居”，日中关系确实有需要维护、重视的层面。尽管美国对日本也存在影响力，但日本也应从自身利益去考量、重视同中国的关系，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已经拥有了如此大的存在感。

澎湃新闻：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改善双边关系的角度出发，您认为日本和中国在外交方面应如何调整？

宫本雄二：其实世界上邻国之间关系好的情况也不多见，正因为相邻，肯定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邻国间要尽可能地抑制对立和摩擦，加强积极、友好的因素，这也是日本政府在外交方面应该做的。

所以在外交领域中，日中两国需要彼此努力，通过沟通减少对立和摩擦。当然，中国和日本也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例如2008年两国签署的《日中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其中包括许多需要合作的事项。我们需要把类似这一些“约定”做好，只要两国政府间展现了合作姿态，两国国民看在眼里，也会由此相应地进行思考，这样一来国与国之间的气氛就会变好。

另外，我常说西方和东方是有些不一样的，西方常以“量”来讨论外交事务，即你给我多少，我还给你多少。东方则是做到自己能做的，需要做的事情就互相帮助，互相谅解。我觉得这是亚洲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考虑对方的立场，做到力所能及的事，彼此都做、多做几次，双方的信任感就会因此加深，两国政府的信赖关系也会由此产生。

我的意见是，从“亚洲风格”开始，做好承诺要合作的事，在这之中也不断决定未来可能需要达成的合作，双方相互谅解、相互理解，通过这样的交流增强两国政府间的友好氛围。为此，对话是必要的，无论何时都不能回避对话，无论处于什么状况都应与对方好好沟通，两国政府之间、知识分子之间，都必须进行沟通。

澎湃新闻：您认为安倍前首相和岸田首相对中日关系分别有怎样的影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视觉中国 资料图

宫本雄二：实际上安倍前首相很重视与中国的关系，部分保守派人士也会对此有一些意见。但安倍前首相是日本保守势力的领袖，他还在世时，尽管他的一些意见可能在保守派中存在部分分歧，但他们更倾向于倾听安倍的主张。但在安倍前首相遇刺后，没有人能够压制保守势力，这一集团的压力也将直接冲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他们会全部提出自己的想法并施加于岸田首相，这对现政府实行对华政策实际上是更困难的。

尽管如此，岸田首相也有自己的信念，他在外交中将把中国摆在何种位置是我们所期待的。岸田未来也可能会受到来自“右派”或是“左派”的质疑，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肯定会受到一些批评。但我认为岸田是一位能做到平衡、切实考虑各个方面的领导人，我期待他能够认真考虑对日本来说什么是“最好的路线”。说到底岸田是继承大平正芳的宏池会，肯定会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畅想未来50年

澎湃新闻：您在此前的采访中说过自己是“知华派”，当时也曾表示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愿意听“知华派”的声音，几年过去，你认为目前的情况如何？

宫本雄二：2018年也好，现在也好，我自己几乎没有变化，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及言论可能也比2018年更多，也有日本人在听。但我觉得当下“知华派”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能向外界、向日本民众传递这样信息的人减少了。

从我的角度而言，如果不解释中国的立场，就会有很多人产生“错误的理解”。我也因此想说明中国的“想法”，但也有很多人由此批评我，我想这或许也是“知华派”的数量减少的另一原因。

不过我想也不用那么担心。日本外务省进行的舆论调查中，尽管对中国抱有不太好感情的日本民众比例还是高，但也有接近七成的日本人认为日本要和中国建立安定的合作关系。

日本社会需要出现更多能让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事物，这样就会出现更多更喜欢中国的日本民众。虽然目前这种机会还是不多，但我相信如果国民之间开始接触，日本人能更多地去了解中国的话，情况又会改变。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民调显示中日两国民众的好感度不高一事？2018年，您说过“中国、日本的年轻人很喜欢面向欧美，而面向彼此的人却不多，希望中日的青年可以更有作为亚洲人的意识”。您现在也持有这样的想法吗？

2021年4月23日，苏州日本人学校举行新生入学仪式，63名中小学新生顺利入学，开启新学年的学习。视觉中国 资料图

宫本雄二：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加强国民之间的关系，但对此我也并非那么悲观，特别是在年轻人交流方面。年轻人之间有共同的话题、兴趣、文化，见面后也会因此成为朋友。真正的年轻人是会区分的，能把国与国的关系、政府与政府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分开考虑。我觉得日本和中国的年轻一代也能更多地成为朋友，主动推进联系。

所以我认为若今后持续推进两国交流，尤其是以年轻一代为中心的交流，可能会迎来与目前完全不同的局面，两国将开启更加紧密的交往。在这之中，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是给他们提供相遇的契机，在这样的机会出现后，年轻人之间的交往或许根本不必让我们担心。

之前采访中我也曾提到过，我在美国生活过6年，但我感觉还是和亚洲人做朋友比较容易，我们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在我的亲身体验中，如果日本、中国的年轻人真正了解西方，或许他们作为亚洲人的“意识”也会更加增强。

但当下，两国间有识之士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研究我们的共同文化，如何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对现在的生活、现代的生活产生积极作用。我认为在这个时代，在所谓物质文明、所谓的科学技术持续发展后，大家都在过着一样的生活，住同样的公寓，去同样的商店，这却也正在使我们“失去”传统文化。

因此，日本和中国的有识之士需要就这一点更加认真讨论，传达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并让更多人理解。我们有必要把这些东西“找”回来，携手努力“找回”亚洲。我认为只要“找回”亚洲，日本和中国就会更加接近。

澎湃新闻：对于未来50年，您有怎样的期待？

宫本雄二：我刚才也提到过，在二十一世纪，合作绝对是一大关键词。除此之外，我们也要进一步加深年轻一代的相互理解。

若是能促进年轻一代对彼此的理解，不断合作，或许50年后我的孙子或是曾孙们会想，为什么50年前我的祖父、曾祖父会这么担心日中关系的未来？那时，或许两国关系已变得非常好，成为了彼此的朋友。

总而言之，我们要努力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问题，让问题不再变得更大。在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小、可以合作的方面不断扩大，国民之间交流不断深化，理解持续加深后，未来的两国关系会变成怎样呢？

或许就像我之前所说的——50年后的人们会想，“50年前的人为什么会担心呢？”

这是无论政界还是民间都必须为之努力的事情，希望日中两国国民一定要以广阔而长远的视野来考虑问题。这其中尤其是领导者、政治家、还有有识之士，要用这样广阔而长远的视野去展望两国关系，并努力使其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人物简介】

宫本雄二，日本外交家，现任“宫本亚洲研究所”所长。日本亚洲共同体人文交流机构理事长。1969年从京都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哈佛大学历史系修士。历任裁军课长、中国课长、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研究员、外务省研修所副所长、日本驻亚特兰大总领事、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裁军科学局长，驻缅甸大使、冲绳担当大使等，2006—2010年曾任日本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