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2月5日下午，保姆金正英回到关露的住处时，发现房门紧锁，等了很久仍不见关露回来，就跳窗进入房间。可是房内的景象却让她大吃一惊，关露并未外出，而是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了呼吸。
旁边桌子上，放着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和两个空空的小瓶。从瓶子上的标签可以看出，是安定片的药瓶，牛皮纸信封里是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照片背后有两行字，下面一行是一句古诗：“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独我痴。”。
是啊，一帘幽梦，千古情痴，看似独立坚强的关露，其实也是红尘中的一个痴情女子。
1
关露，原名胡寿楣，一九零七年农历六月十六出生在山西右玉县一个没落的官宦之家。父亲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取“生女亦可壮门楣”之意，为女儿起名“寿楣”。寿楣长大后，自己改名为关露。
两年后，关露母亲又得一女，名叫“寿华”。母亲去世后改为“绣枫”，纪念母亲徐绣风的意思。
关露八岁时，父亲死在任上，同父异母的哥哥将家里财产席卷一空。幸好母亲积攒了些钱，带着她和妹妹躲到长沙的乡下，虽然过得清贫，但也安稳。
然而安稳的日子并不长久，关露十五岁那年，母亲病逝。外婆和姨妈将她们姐妹俩接到南京，但她们也不富裕，虽然很心疼这两个苦命的孩子，可给不了她们太好的生活。外婆就想给她找一门好婆家，或许还能生活得好一些。
关露不想嫁人，希望自己能继续上学。为了梦想，关露带着妹妹离开了外婆家，独自到上海闯荡。
到上海后，先到一个朋友的姐夫刘道衡家，刘道衡是个热心的人，把她们俩当自己孩子一样，资助她们上学。
1928年，妹妹胡绣枫考入上海法政大学，在那里，胡绣枫认识了年轻的法学教授李剑华，后来他们喜结连理，恩爱一生。而关露则考入了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学习。
她离开上海来到古都南京，感觉幸福的新生活向她敞开了大门，她开心极了。
“你是新来的吗？”突然一个声音传来，惊醒了还沉浸在激动之中的关露。她抬头一看，一个英俊文雅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微笑地看着她。她的心不由得怦然一动，羞涩地低声说：“是，我刚入学。”
那个男生很大方地自我介绍说：“我叫林汉卿，哲学系二年级的，咱们认识一下。”
一切都是新鲜的，就连感情也是清冽的。关露就像所有青春期的女孩子一样，不期然遇到了自己的爱情，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幻想。
之后的事情就是所有年轻人爱情的样子。高墙红楼之畔，柳荫翠柏树下，是林汉卿与关露相伴而行的身影。林汉卿带关露参观了学校的礼堂、图书馆、教室，给她讲南京中央大学的历史。
有林汉卿的陪伴，关露的生活不再孤单。
林汉卿原来也是学中文的，因为崇拜哲学系的宗白华教授，在二年级时转入哲学系学习。第一个暑假将要来临的时候，林汉卿带着关露去拜见宗白华教授，之后，关露也转到了哲学系学习。
她和林汉卿相约一起努力，以后一起出国留学，一起组建温馨的家。年轻人总是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也总是觉得在一起的时间过得太快。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外面玩的时间太晚了，回来时女生宿舍大院已经关门，林汉卿就帮助关露爬墙翻进去。没想到第二天却受到女生指导员李玛利的严厉批评，甚至扬言，如果关露再违反学校纪律，将开除她的学籍。
关露有点害怕了，但林汉卿却不然，反而鼓励她与李玛利斗争。
李玛利是留美归国的博士，她用美国教会的那套办法让学生们信仰天主，压制学生的个性，甚至干涉学生们的自由，给学生灌输殖民主义思想。她做法早已引起很多学生的不满，只是大家敢怒不敢言而已。
林汉卿觉得关露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联合别的宿舍学生一起，成立宿舍学生会，集体要求撤掉李玛利。关露她们胜利了，学校迫于学生压力，辞掉了李玛利。但关露不知道，看似胜利的背后，却有着足以影响她一生的巨大隐患。
1931年暑假，林汉卿在中央大学毕业，如愿去比利时留学。关露则还需半年，把学分修够，就可以随林汉卿一起去留学。所有的事情看上去都那么美好，美好得有些不真实。
就在关露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未来时，一个晴天霹雳让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那是暑假后开学的没多久，她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她的中学文凭是假的，学校当局勒令她马上退学。
的确，因为当时考中央大学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必须有中学毕业证。关露没有，正好有朋友可以帮她弄一张假的中学文凭，于是她就凭这个毕业证考入了中央大学。
虽然文凭是假的，可是她的入学成绩是相当优异的。而且在大学这几年来，她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她的的确确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后来她弄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就是因为之前她组织赶走李玛利，让学校颜面大跌，也让教育部感到十分丢人，于是就有了之后的一系列调查，和对关露的处理结果，这就是国民党教育当局的阴险做法。
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关露知道了原因也没有办法，只能默默收拾行李离开学校。离开学校的关露心情很是失落，想哭都不知该向谁哭。
还有那个曾经情深意浓的恋人林汉卿，自从远赴比利时后，就如远去的黄鹤，从此杳无音信，连只言片语都未寄回。直到第二年，关露才从大学同学那里得知，林汉卿在比利时因为三角恋爱，已经自杀了。
就这样，关露的第一场爱情，以这样一个惨烈的结局结束了。
2
关露再次回到上海，在刘道衡夫妇的帮助下，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此时，关露的写作天赋已经显露，她写了《故乡，我不能让你沦亡》等诗文，结识了丁玲等一批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作家，并加入了左联，经常参加左联的一些活动。
1932年春天，在时任上海妇女抗日宣传部部长张佩兰的介绍下，上海法南区党组织发展关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次上海各界反日救国联合会上，她看到一位带着金丝眼镜年轻人在演讲，他那富有感染力的演说，让关露不禁也心情澎湃，跟着与会的群众高喊：“誓死不当亡国奴！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巧合的是，关露在妹妹绣枫家里又见到了这个年轻人。他叫沈志远，三十岁，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社联（左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常委。他在苏联有一场失败的爱情，两个儿子也留在了苏联。
因为都曾有过一段伤心的感情经历，所以，他们更能理解彼此，也更容易产生感情的共鸣。不知不觉间，他们越走越近，最终走入了婚姻。
他们同样有着一颗爱国心，盼望着能与敌人搏杀，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应该说他们志同道合，本应该是一对幸福的革命伴侣。但让关露没想到的是，沈志远有着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虽然他一腔热情，充满斗智，也喜欢激情昂扬的关露，但他却希望结婚后的关露回归家庭，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然而，关露有着自己的想法，想趁着年轻，有精力，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时的关露已经是妇女抗日反帝大同盟宣传部的副部长，经常从早晨忙到深夜，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
一天晚上，关露忙完回到家，看到沈志远已经躺在了床上，以为他已经睡着，就没再打扰他，开始趴到桌上写文章。文章写完，已经是深夜了，关露轻手轻脚关上灯，上床睡觉。她太累了，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而沈志远其实并没睡，他一直在看着关露忙忙碌碌，感觉她根本无暇顾及自己。
很多爱情的失败都是从一个一个的小误解开始，关露没有觉察到爱人的不满，依然埋头扎在工作中。她像一个上紧发条的陀螺，高速地运转着，照顾着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唯一没有看到的是，沈志远情绪上的失落。
被称为“红色摇篮”的泉漳中学有许多左联成员，甚至还有共产党员都在此任教，革命的气息十分浓厚，国民党当局一直视其为眼中钉。1933年五一前，国民党上海教育局勒令学校停课，师生为此群情激奋，决定对国民党的通知不予理睬。
关露临危受命前去学校做讲演。会场上，她从柔石、胡也频等五烈士作家说到茅盾先生的《子夜》，最后，她还高声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把会场的气氛推到了高潮。突然有人大喊：“警察局来了大批警察把学校包围了！”
警察开始殴打学生，甚至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开枪。那天，有四十八名同学在搏斗中被捕，关露在同学们的保护下，才得以安全离开校园。
离开学校，关露看到沈志远在学校附近的墙角处等着她。当他看到关露安全走出学校时，才如释重负，但嘴里却抱怨说：“你真让我担心死了！白色恐怖这么严重，你还到处乱跑，多危险，不要命了！”沈志远让她以后不要参加这些活动了，好好待在家里，操持家务。
他的关心让关露感到很温暖，但不让她出去工作，她坚决不同意。对于她来说，工作，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沈志远没有错，关露也没有错，爱情中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人与人的思想观念不同，人生目标不同，就形成了两条不可相交的平行线，而月老却错把他们牵到了一起。
不久，关露发现自己怀孕，为了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工作，她选择了堕胎，这让沈志远十分生气，他们大吵一场。从此，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关系也越来越僵。
终于在关露第二次堕胎后，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于是，关露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结束了。
3
1937年淞沪抗战开始十几天后，关露的妹夫李剑华将一名叫武剑西的地下党员介绍给关露认识，因为他一时找不到住处，就暂住关露家。
一天晚上，武剑西带着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回来，关露知道他们有事要谈，就找了个理由出门了。
关露回来时正好遇到武剑西送朋友离开。朋友走后，武剑西告诉她，这个朋友叫王炳南，刚从德国留学回来，现在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是个搞学问的人。
第二年春天，武剑西带着关露去拜访王炳南，王炳南为人热情开朗，而且都是做学问的人，相互间很谈得来，有一点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
王炳南告诉关露，他将要离开上海，但没告诉关露要去哪里。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周恩来召他前去，具体做什么还没有安排。
朋友虽多，知音难寻，关露听了突然觉得有一丝不舍。
没想到王炳南也说：“才相识，又分别，真的有些舍不得。”但他转而又说：“不过，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有冲天豪气，也有儿女情长，或许，这才是关露心中最完美的爱人模样。
关露将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诗集《太平洋上的歌声》送给王炳南，王炳南一边接着书一边在口袋里摸索。
关露问：“怎么了？”
王炳南说：“没有带笔来，还想请你签个名！”
关露忍不住笑了：“签不签都一样，反正我的名字也不值钱！”
王炳南很认真地说：“那可不一样，你是大上海有名的诗人。电影《十字街头》里你的一首插曲《春天里》，已经红遍大上海，家喻户晓呢。”
关露听了就不再推辞，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那支最心爱的墨绿色派克笔，认真地在书的扉页上写下几行字：“赶走东洋鬼，打回老家去，建立新中国！”并署上自己的名字。写完将书递给王炳南，并下意识地将笔也一起递给了他。王炳南接过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随手将笔放到自己兜里。
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天意。
而在接与递的瞬间，他们俩的手触碰到了一起，关露觉得王炳南的手冰凉，不由得说道：“呀，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冻的吧？还不快把手放到兜里暖和暖和！”
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让在瑟瑟寒风中的王炳南感到丝丝暖意，有一种蓦然心动的感觉。
爱情，往往就产生在那一瞬间。
图 | 王炳南
不久，关露收到一封王炳南寄来的信，信中夹着一张照片，照片上的王炳南英姿飒爽，风度翩翩。在照片的背面写着一句话：“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爱情再一次悄然来到关露身边。可生逢乱世，爱情这个东西却显得那么奢侈。
因为关露的妹妹曾经救过李士群，而此时的李士群已成为了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号人物，为了能够成功策反他，党组织决定让关露打入特工总部，去做李士群的策反工作。
关露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文人，没有做特工的经验，不是很想接受这个任务。但既然组织安排了，她还是决定尽全力去完成。为此，她努力接近李士群，探听一切对党有用的情报，并寻找机会对他进行策反。
最终关露成功完成了任务，李士群答应和当时地下党的情报负责人潘汉年见面。但同时关露也因此失去了曾经的红色文人的身份，成了大家口中的“汉奸诗人”。为了地下工作的顺利进行，关露不敢辩解，也不能辩解，只能在无人的时候默默流泪。
什么时候才能还她真实身份，还她一个清白？她一直在盼着。
图 | 王炳南与德国妻子王安娜
日本投降，关露来到苏北新四军的根据地，她终于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可以大大方方走在阳光下了。而且她也知道了自己一直挂念的王炳南并不是一个专搞学问的人，而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王炳南还写信告诉她，他将随周恩来飞抵南京，争取到苏北来看她。
这时候的关露，就像一个刚刚步入爱河的小女孩，憧憬着、希望着。每天夜里，都要拿出王炳南送给自己的那张照片，细细观摩。那充满朝气的眉眼，还有那飘逸的字体，都让她心驰神往。
她幻想着见面的场景，甚至想到了将来他们要结婚，要生子，老了后，看着儿孙满堂，享受那份温馨的天伦之乐。
然而，她还没等见到王炳南的身影，就被隔离审查了，因为她和李士群接触的那段历史，没有人证明她的清白。接着她又收到一封王炳南的绝情信，告诉她，他们的爱情到此为止。
关露这次被彻底击垮了，曾经的一切又都成了幻影。大悲大喜的冲击，让关露那脆弱的神经绷断了，她病倒了，精神也有些失常，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让人不知所云。
即使这样，厄运依然没有放过她，1967年她再次入狱，仍然因为那段无法被证明的历史。一次次的打击，让关露再也不是那个爱说爱笑，激情四射的明艳女子了，此时的她满头白发，满脸风霜，话也不大爱讲了。
图 | 丁言昭和晚年的关露
1980年5月1日，一场突发脑溢血，几乎要了她的性命。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但却不能自如行走了，近似偏瘫，常常浑身疼痛，记忆力也受到很大影响。
王炳南得知她的情况，前来看望。
当初的王炳南并非无情，只是因为他特殊的身份让她不能和关露走在一起，只能狠心斩断他们的情丝。世事弄人，这就是命。之后的王炳南也遭遇了很多事情，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
看着如今病入膏肓的关露，他的心很是沉重，为了方便关露治病，他积极奔走，终于在市内给她申请到一个小屋子。
1982年3月23日，关露终于等到了自己盼望了多年的结果，中共中央组织部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并向她当面宣读：“关露的历史已经查清，不存在汉奸问题。”一切尘埃落定，关露长长舒了一口气。
为了事业，为了革命，她一生都没有孩子，其实她十分喜欢孩子，看着别人家孩子蹦蹦跳跳的从眼前跑过去，她总不由看得发呆。老友陈慧芝特意给她买了一个大塑料娃娃，小保姆还给娃娃做了小衣服，她高兴极了，常常抱起来，搂搂亲亲，仿佛那就是自己的孩子。
1982年12月4日，她的回忆录终于定稿，她让陈慧芝将稿子给夏衍看看，然后寄给上海市委。第二日，她支走了保姆和陈慧芝，吞服大量安眠药离世。
死时，只有身边躺着的塑料娃娃，还有桌子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是王炳南曾经给她的照片。照片上王炳南的笑容璀璨，可那再也不属于关露了。
关露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那一日，北风呼啸，卷起漫天沙尘，让人的心情更加阴郁。风沙中走来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走到负责签到的桌子旁，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墨绿色派克钢笔，在签到簿上工工整整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王炳南。
文 | 初酿
